从“阿加”看授产奴隶的典型并论授产奴隶在农业生产上普遍使用的原因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和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奴隶与农奴的纠葛”问题。多数学者只承认古希腊雅典型的奴隶和古罗马意大利型的奴隶(我们可以称之为“古典奴隶”)是奴隶,至于古希腊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s)是否为奴隶,古罗马帝国晚期普遍出现的拥有“彼库里”(Peculium)的奴隶(我们可以称之为“授产奴隶”)是否为奴隶,古史学界就有种种不同的意见。在我国,五十年代初期王毓铨和郭沫若两同志曾为     

评郭沫若同志的《奴隶制时代》(二)

郭沫若同志所谓的“奴隶”,竟能受到“超经济剥削”和“超额的剥削”,竟可以出现“应有的耕作之外的超额耕作”;其全部劳动不是“表现为无偿劳动”,而是按规定与“奴隶主”共同“分成”;“奴隶”的生产“三分要献出二分”,留下“一分”以维持自己的“衣食”。郭沫若同志认为:“奴隶”的“耕作”是有一定的“定额”的;“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也是有一定的“定量”(定度)的。对于这样的“奴隶”,马克思则名之为“农奴”     

奴隶的生死

古罗马的奴隶命运十分悲惨，而奴隶主视人命为草芥，还想出种种处死奴隶的花招来取乐。 这天一名奴隶被巨大的石块压在身上等死，他在奄奄一息中对刽子手说：“求你给我一个痛快吧!你可以再用大铁锤使劲把我一锤打死。如果我能活下去的话，就把我放了如何？”     

古文字奴隶名称补遗

郭沫若同志写过《古代奴隶制》等专书和不少论文,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贡献极大。他首先论定了殷代卜辞中的“众”和“众人”,以及金文中的“鬲”、“人鬲”和“自驭至于庶人”都是古代奴隶的名称。他也讨论了中国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与战国之交,都为学术界所宝重,特别     

古文字奴隶名称补遗

郭沫若同志写过《古代奴隶制》等专书和不少论文,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贡献极大。他首先论定了殷代卜辞中的“众”和“众人”,以及金文中的“鬲”、“人鬲”和“自驭至于庶人”都是古代奴隶的名称。他也讨论了中国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与战国之交,都为学术界所宝重,特别是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运用科学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历史文献资料,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途径。本文想从大家熟知的卜辞和金文史料中,对古代奴隶的名称作一点补充,敬以此文纪念郭老诞辰九十周年。     

从“阿加”看授产奴隶的典型并论授产奴隶在农业生产上普遍使用的原因(续完)

三、授产奴隶普遍使用于农业生产的原因在奴隶制时代,授产奴隶往往与古典奴隶并存,但在生产上的使用范围,授产奴隶与古典奴隶是有所不同的。古典奴隶曾使用于各个生产部门,而授产奴隶则主要使用于农业生产。在这一节,我们对授产奴隶普遍使用于农业生产上的原因,想尝试予以说明。奴隶制是一种最野蛮的、赤裸裸的剥削方式。在奴隶的来源充裕时,在奴隶买卖盛行时,“管理奴隶的格言是:最有效的经济,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当牛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     

评郭沫若同志的《奴隶制时代》(三)

郭沫若同志认为:奴隶制时代实行“寓兵于农(意为“寓兵于奴隶”)”的办法,“奴隶”有服兵役的义务;当发生战争时,便征调“耕田”的“生产奴隶”入伍,令其“被坚执锐”地为保卫奴隶制国家而战斗;平时,则把一些“奴隶”武装起来,令其“带武器”来“拱卫”(环卫)奴隶制国家的“国王”。这又是怎样一种“奴隶”?     

四川凉山奴隶呷西等级的基本特征

“呷西”全称“呷西呷洛”,汉称“锅庄娃子”,基本上是一无所有,任凭奴隶主买卖,甚至杀害的单身奴隶,是解放前四川大小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里,各奴隶等级中,地位最低的等级。它的特征可能多,这里着重谈它的劳役和构成这个等级的人的来源。它是“偏重于家务劳役”?还主要是从事生产劳役?它的多数是来自彝区之外,还是产自彝区之内?这些呷西是不是彝人,是什么样的彝人?这些问题,在我们五十年代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奴隶蠡测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其主要生产者是决定这个社会性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侧面(另一侧面是与之相结合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生产者究为何人?这是一个有分歧的看法,尚待解决的难题。甲骨金文和文献中有一种名为“众人”或“庶人”的农业生产者,史学家对他们的身份地位虽持有种种分歧意见(农奴说,奴隶说,亚细亚村社成员说,氏族公社成员说,村社自由农民说,奴隶社会中的平民阶层说等),但无不认     

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

郭沫若承认自己在翻译米海里司著作中受到影响,还明言在研究中国古史上受益于王国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是中国本土金石学的遗产。郭沫若受自米海里司的影响主要是观念性的,而来自王国维的影响则是具体的甲骨金石释文和技术方法。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或者说郭沫若研究中国古史的路数是中西学术共同影响的结果。     

试论秦汉时期的生产奴隶

在讨论秦汉时期社会性质时,涉及到生产奴隶问题,我国史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在汉代“不论是官奴婢或私奴婢都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他们不但从不事主要的生产,而且成为主要生产者农民的负担”。另一种意见认为“两汉的奴隶绝大多数是用于生产的”,“两汉时代奴隶生产不论在农业上、手工业上都是占着主导的地位”。近年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奴隶蠡测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其主要生产者是决定这个社会性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侧面(另一侧面是与之相结合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生产者究为何人?这是一个有分歧的看法,尚待解决的难题。甲骨金文和文献中有一种名为“众人”或“庶人”的农业生产者,史学家对他们的身份地位虽持有种种分歧意见(农奴说,奴隶说,亚细亚村社成员说,氏族公社成员说,村社自由农民说,奴隶社会中的平民阶层说等),但无不认为他们是在“公田”(尽管对公田也有不同的解释)上从事集体生产的、农业中的主要生产者。     

顾颉刚与"古史辨"神话学——纪念《古史辨》出版80周年

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为起点,顾颉刚所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研究和神话学,以“疑古”“辨伪”为思想武器、“古史即神话”为理念,把与古史纠缠为一体的古神话剥离出来。他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亦即神话观和“历史演进法”,开了系统地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古史传说)的先河,为中国神话学的创立铺设了一块基石,成为中国神话学初创时期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之外的又一重要学术渊源和流派。“古史辨”神话学的特点,在神话学研究中被概括为“古史的破坏、神话的还原”。     

我国奴隶制刑法锋芒是对准奴隶的吗?

<正> 建国以来,国内有关中国法制史方面的教材、专著、参考资料,在论述我国夏、商、西周的法制时,大都是说:“奴隶制法律的锋芒是对准广大奴隶的”;“为了压服被俘获的奴隶,才制定了刑法”;“商、周两朝刑律,主要用于镇压奴隶”;“西周法律的锋刃,无疑是对准广大奴隶”。微有不同的是在奴隶两字前边或后边加上了平民,有一篇关于争论法的阶级性的文章,不仅支持上述论点,并且说“使奴隶处于非人地位的是法律”。对于以上种种说法,个人不敢苟同,特论述如下。一、奴隶社会使人成为奴隶的(“即使奴隶处于非人地位的”)是经济关系而不是法律。奴隶主迫害奴隶,需不需要由奴隶制国家司法机关动用刑法,与奴隶社会“使奴隶处于非人地位的”是不是法律,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相关联的问题。     

试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术大师。他的古史研究,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深刻影响。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顾先生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继承并发扬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吸取当时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运用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考研中国古代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疑古思想。他的疑古思想在当时中国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历史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系统考辨先秦至两汉古书中有关古史的记载,先后发表了三百多篇研究古史的文章。他们相互问难质疑,展开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古史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是“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潮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红学的现代迷信与“一家言”说

<正>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四年十月给政治局及其他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下简称“信”)和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流传过的有关《红楼梦》的几条零碎的谈话(下简称“谈话”),被当作“最高指示”一直左右着红学理论界达二三十年,其中包括红学的两场大运动:五十年代的“批俞运动”和七十年代的“评红运动”(也称“评红热”)。对于这些“谈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红学界有同志曾试图给以分析评价,也引起过争论;但后来由于某种至今尚未公布的原因,讨论未能真正展开,问题没有解     

以古希腊为师在美学上的功过得失——贺拉斯古典主义文艺纲领新评

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8年)是古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3大诗人之一,又是服务于“奥古斯都”政治统治的麦克那斯文学集团的成员之一,带有宫廷诗人的性质。他还是西方美学史上杰出的文艺批评家。贺拉斯的美学主张中,影响最为彰著者,是他指出了古希腊文艺是艺术美创作的典范,提出了学习古希腊文学艺术的纲领,从而奠下     

关于曹操杀人的问题——与张大可同志商榷

杀人和所谓“奸诈”,是评价曹操必要涉及的两个问题。五十年代末,郭沫若、翦伯赞同志带头替曹操翻案,他们分别就这两个问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但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在这两个问题上并未取得共识。张大可同志近年来写了不少关于曹操的好文章,但在《关于曹操评价的几个问题》①一文中,就以上两个问题所持的观点本人实难     

郭沫若与一九三六年的“两个口号”论争

在现代文学运动史研究的诸多问题中,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被弄得最为混乱。当年“两个口号”的主要提倡和支持者,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浩劫,都蒙受了程度不同的灾难。直至粉碎“四人帮”,这些同志才得以解放,历史上这桩公案也才有了公正评价的可能。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不能说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就没有分歧了。某些同志,囿于人事纠葛,仍不能公正地、客观地去看待历史的是非。这也许是“当事者迷”吧。有感于者,笔者以为较细致地回顾一下郭沫若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理论表现,也许有助于澄清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