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基础与民法取向

得益于国家主义的整合作用,新中国获得了较为统一的国家形态,但国家主义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市场经济文明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城邦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成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一方面以个人自主平权为前提,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个人主体意识的增长.不论公法、私法还是社会法,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对公权力的限制和对私权利的保障.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对私权利的最大损害来源于公权力的滥用.因此,在我国当前依法治国环境下,应当大力弘扬民法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坚持民法的市民权本位即私主体或民事主体权利本位.     

一种非压抑性文明何以可能——论马尔库塞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价值批判

马尔库塞通过批判地修正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并把它与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论相结合.提出了通过艺术审美来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理论主张.他的非压抑性文明的理论主张内在地包含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和非人性质的伦理批判,其目的在于捍卫人类个体的自由、价值和尊严.     

文明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及可持续发展

休闲是人类在自由闲暇时间里的存在状态和活动方式;文明休闲有利于克服劳动给人的发展带来的片面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适度劳动、文明休闲是可持续发展方法论的重要选项.     

论我国反商业贿赂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法律对于商业贿赂的认定还存在很多争议点,这为我国治理商业贿赂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弱了执法的力度.应该以我国现有的反商业贿赂立法为基础,结合实践中对商业贿赂案件的处理情况,对我国现行立法关于商业贿赂行为的调整范围进行重新界定,完善商业贿赂法律责任体系、执法体制以及执行的监督机制,希望能够对我国的商业贿赂的有效治理有所裨益.     

文明驱动的关键,是放纵,还是节制?

一百年来,我们从传统里走出来,沿着自由的方向,沿着西方潮流的方向奔跑着.不断受到外来观念熏陶的人们,尤其是在"解放思想"口号的浸泡中长大的一代人,对文明进程的理解,有了这样一个成型的模式:人类不断地摆脱旧的束缚,获得身心的自由,创造新的先进的文明.     

主体自由与可持续发展

传统发展观对主体自由的理解,更多的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可持续的发展观在突出其主体性的同时,注重对自由的相对性和条件性的认识.因此,树立极限意识以及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解,是实现主体自由的必由之路.     

论外层空间商业利用中的若干国际法问题与对策

外层空间商业利用的不断发展带来了国际法上的新问题,主要包括外空商业利用与外空活动应当为全人类谋取共同利益之间的价值目标冲突、外层空间商业利用带来的权利配置问题,以及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协调问题.对现行国际空间法进行修订,建立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通过市民社会的参与促进空间大国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外层空间商业利用的发展使建立外层空间国际新秩序的要求变得更为迫切.随着国际社会对建立外层空间新秩序的任务达成共识,由外空商业利用引起的国际法问题会得到妥善解决.     

罗尔斯《正义论》中对洛克自由观的修正与推进

罗尔斯在洛克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了自由主义理论,形成更为完善的规范自由观。国内学界在讨论罗尔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时,更多的是关注他对功利主义的驳斥,或是对照伯林的两种自由观加以界定,或是关注其理论背后的根本来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误读后果。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罗尔斯《正义论》中自由的特有内涵,一是在道德法则和自由规范上的突破,二是树立正义原则,突出自由的优先性和基本自由的序列,藉此成功回应功利主义的挑战。     

论消费自由

随着丰裕社会的到来,人们在消费活动中有了更多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事实证明现代性消费并非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自由,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和发展.真正的消费自由不是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活动,它是一种建立在对消费目的和规律的必然性认识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对经济社会、环境生态、他人与自身高度负责的消费活动.     

乔尔·科威尔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以及实现路径

乔尔·科威尔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来源,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观,内容主要涉及劳动者自由联合、注重实用价值、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等。科威尔在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构想的同时也提出了这一构想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组建生态社会主义政党和进行生态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建立完整的生态共同体等。科威尔的构想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现实启示,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要实现生产方式的生态化,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中原“商”文化对华夏商文明的影响

中原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源地,而中原的“商”文化的发展对整个华夏商文明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且有据可查的。中原商文化对整个华夏商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从中原“商”文化的内涵以及商业理念等方面进一步说明了中原商文化的发展是华夏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中原商业文化概括为智、仁、勤、俭四个字,指出中原商文化是建设华夏文明的需要。     

明清商业思潮的艺术观照

马克思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①明清时期较为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新变化,带来了商业思潮的勃兴,给这一时期的社会意识、民情风俗以及文学艺术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本文拟从文学的视角,通过可供观照的文学作品,探讨明清时期的商业思潮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     

论人对自然的义务性自由

西方启蒙精神颠覆了古代人的自由观，将对自然和城邦的义务性自由转变为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这一现代性的自由权利在征服自然过程中给人类带来丰盛物质财富的同时，制造了巨大的生态灾难。超越工业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需要新建一种对自然的义务性自由，用以限制权利性自由对自然的滥用。对自然的义务性自由生成于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生态本体论，其实现形式是看护自然的存在真理。看护自然与看护自我是统一的，但看护自然优先于看护自我，唯有先行看护自然才能真正做到看护自我。     

论庄子返回和保持素朴的人性的观点

庄子认为 ,人性是素朴的 ,人的知识、情感和欲望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明损伤破坏了它 ,人应该返回和保持素朴的人性 ,自由和充分地表达它。     

论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理解

阿伦特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都把关系到人的条件本身作为基础,阿伦特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认为人是政治动物,而马克思则把人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二者对自由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大致来看,马克思的劳动自由观强调人在劳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关系中现实地复现自己、表现自己作为类存在物的类特性,而阿伦特的政治自由观主张平等多样的主体通过言辞和行动的表演在公共领域进行秀异、显现自我。阿伦特基于其对自由和劳动、工作以及行动等概念关系的理解,对马克思的自由观念进行了评析和解读,但她对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这种理解存在问题。尽管如此,阿伦特的解读仍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自由观念的认识。     

全球化时代的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特点

全球化进程改变了华侨的生存状态,从而对他们的生存身份产生了新的影响,对他们的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带来新的特点.过去,华人侨居或移民海外一般是为了逃难,如躲避战乱或灾荒,逃避政治迫害;现在,华人侨居或移民海外往往是因为正常的经济交流、贸易活动和技术移民.过去,许多国家要求华侨华人完全接受居住国的文化;现在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侨民的多元文化性质.过去,华侨华人不是落地生根,就是盼望落叶归根;现在,他们却在两种文化之间自由游弋.成为不同文化之间联系的天然纽带.过去,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感情更多地是基于祖国的积贫积弱而盼望中华民族的复兴;现在,对祖国的感情更多来自对祖国蒸蒸日上、繁荣发展的自豪感.     

略论心理本体论自由

人类得到的自由愈多,他也就在更多地追寻自由;人类在一些领域的自由与他在另一些领域的不自由往往是同步的.这一二律背反说明,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和实现是一个无穷递进、上升的过程,哲学必须不断地跟随时代的脚步追寻人类所盼望的更高层次的自由.人类当代所盼望的自由究竟是什么呢?本文认为这就是心理本体论自由.这里就它的理论内容、逻辑依据及其现实意义作一初步探讨.(一)心理本体论自由即人类实现其终极关切的自由.人类终极关切的自由是确认个体存在的自由,是超越个体有限性的自由.     

限购政策背景下的市场投机者经济权利

市场投机者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是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为了满足自身的合法需要,其应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种经济权利.以自由交换为核心内容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经济权利的首要内涵是自由.投机者享有的经济自由是受法律和道德双重约束下的自由,它包括作为经营者应享有的经营自由和作为消费者应享有的消费自由.政府应当在遵循市场经济内在本质的前提下,更多地依法对市场投机行为进行宏观干预,而不是运用行政权力,随意地限制投机者的经济自由.     

罪恶的渊薮,还是文明的阶梯?——1900-1930年代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潮论析

1900-1930年代,“城市是罪恶的渊薮”之声此起彼伏,持此观点的人从道德、文化、经济等方面表达了对传统乡村文明的留恋和对现代城市的敌视.这种思潮既包含许多对当下中国城市化运动富有启迪的思想内核,但更主要地反映了传统农业文明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抵制,并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走向永恒——论斯宾诺莎的“最高完善境界”

追求永恒,超越生命的有限性,把握人之为人的终极价值,对人类这唯一知其必死而又渴求不朽的高等动物而言,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当人们面对公允地坐待每一个人的死亡所带来的价值的困惑,以及无限的宇宙日历终将以铁的必然性吞没人类及其文明的昙花所造成的虚无时,对生命终极价值的求证就成了哲学的摇篮和哲人的使命.永恒是哲学永恒的主题,它代代如斯地召唤着哲人为之穷经皓首,而又永无绝对地证实或证伪之日.在文明史上,永恒的追求曾预示着理性的曙光,也将泊走文明方舟的最后一位渡人.其中,十七世纪的荷兰哲人斯宾诺莎便是这理性方舟最杰出的引渡者.他以诗人一般的激情,数学家一般的严谨和宗教使者一般关注人生的襟怀,提出了确定人生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宏伟理想,力图使一切知识都以达到伦理学意义的永恒自由或最高完善境界为归宿,从而在笼罩着悲观主义、神秘主义以及神学烟瘴的信仰领域,以理性主义方式回答了生与死、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为理性主义人生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