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趋势

近30多年以来,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经历了从理论到方法的一系列重要变革。学术范式的转变与视觉文化的再度勃兴,确立了影像民族志的学术合法性,在文字民族志与影像民族志之间建立起对话与互文的关系。加之多媒体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像民族志的写作也从早期单一的人类学纪录片朝向虚构影片、网络互动短片等新的表达形式进行探索与实验。国际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也因此而呈现出多元而生机勃勃的发展趋势。     

主体民族志与民族志范式变迁——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九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应该回归它原初的"研究人类的科学"的学术使命,重视其"人的研究"的内涵,故而,民族志也就应该执行"志人"的任务,从而成为"人志""人类志"。提出"主体民族志"的概念既是基于对科学民族志与后现代民族志表述困境的思考。主体民族志是研究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一种志书,"主体"是指具有目的性与创造性的人,对于民族志的研究与写作而言,是指创造了民族志文本的人,而创造文本则是由三种不同的主体共同创造的。因此,主体民族志是由三重主体共同叙事的民族志文本。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从民族志到工商民族志

民族志以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为主体研究方法,强调在自然状态下观察人类行为,分析人类行为与其所处社会环境及文化体系的关系.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工商世界便成为工商民族志,而在市场营销中应用民族志的方法,将能够大大地提升企业的业绩,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增强营销绩效的方法.讨论定性研究方法的价值及理论贡献,重点讨论民族志在工商世界的应用性问题,讨论民族志研究在企业文化或组织行为、消费者行为、民族、地区、国际性差异的应用及意义.     

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经典与反思

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以独立的"社区"和"土著"为关键词。从解释人类学开始,在民族志研究与书写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权力关系和"价值关联"等方面得到反思,而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民族志则同时关注文化"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复杂过程。     

民族志诗性:论“自我”维度的人类学理论实践

随着人类学界对能动性和实践等概念的关注,传统的"社会中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论观点告一段落。脱离知识主体及其语境的"客观"科学研究受到质疑,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得到全新审视,而"自我"、"意识"、"情感"、"修辞策略"开始进入人类学研究领域,成为考察个体的社会实践、社会展演及主观能动性的关键概念。本文参考了反思人类学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对文化他者的创造性加以确认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文化他者在现实语境中所运用的各种修辞策略来说明"自我"得以展示的途径,目的在于探究"诗性"何以使民族志研究成为可能。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民族志书写的另一种思考

就人类学研究程序而言,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属于民族志写作实践范畴。自人类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民族志就是一种文学式的叙述,而不是科学的书写。不论是英美人类学还是法国人类学,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一种建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的双重行为,因此民族志书写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文学转向本质上是对书写权威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田野考察,也绝非提倡一种权威的叙述范式,而是强调人类学书写模式的多样性。     

巴厘岛的人类学影像——米德与贝特森的影像民族志实验

2013年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逝世35周年的祭辰。这位在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写作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的女学者,也是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实践先驱与学术奠基者1936—1939年,米德与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在巴厘岛进行田野考察,以拍摄电影和照片的方式,从事当地文化资料的搜集工作,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人类学界最为重要的一次影像民族志实验。在20世纪60—70年代,米德更成为人类学的新分支学科——视觉人类学的倡导者与助产士,她撰写的论文《文字学科中的视觉人类学》是该学科在创建之初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一篇学术文献。     

人类学之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新时期人类学研究省思

民族学、人类学的核心产品是民族志,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百年发展的历史中,后半个世纪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产生像《江村经济》《金翼》《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一样的民族志。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是完成高水平民族志的前提。诚如杨成志先生所说:民族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不认真做调查,就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民族志。如果只靠"拾人牙慧"、倒卖洋人的概念,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就不可能进步,不可能对社会产生益处,不可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公共人类学:21世纪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人类学更加注意学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产生了新的分支学科——公共人类学。本文讨论了公共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包括新媒体、博客、互联网在人类学中的应用,公共人类学的理念与视野,公共人类学对传统议题的提升,公共人类学与当代世界的发展等。迈向公共领域将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将公共人类学与中国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是构建人类学之中国研究、应用与实践的新路径。     

边境人类学发凡——国际边境研究理论范式与我国边境民族志的新思考

“边界/边境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存在,尤其体现在其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理论范式上.本文对于边境人类学展开视野较为开阔的讨论,拟系统梳理国际边境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阐释美洲、非洲的著名边境研究个案和影响广泛的边境研究范式,进而结合当前我国云南边境的研究现状和田野材料,探讨了开展新型边境研究的可能途径.     

法律的民族志写作与文化批评——论中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

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特色和明确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这一问题,提出可以以法律的民族志写作为其工具,进行法律的文化批评,用实践化的研究风格树立其独特的交叉学科形象。     

近十年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的不断发展,民族志研究也得到了飞速进步.哲学层面上的理论反思、实践意义上的范式探索、方法论上的交叉融合及研究范围上的视野拓展,表征了民族志研究在中国大陆的方兴未艾.但同时也存在民族志书写“三化”、范式杂糅及根基不深等问题.因而,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今后亟待加强民族志书写的标准意识、创新意识及应用意识,重视田野调查对于民族志书写的基础性作用.     

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文本类型及其学术价值

近20年来,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呈现出多种文本类型,从事影视人类研究的学者们依照不同的理论框架,发展出学术宗旨、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各异其趣的影像民族志,使得这一基于视听媒介的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具备了较文字型民族志更为丰富、多义的表述能力。将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划分为学理型影像民族志、描述型影像民族志、表现型影像民族志与应用型影像民族志四个基本类别,通过对诸多作品实例的分析,淬炼其理论要义,展现多元价值取向的影像民族志对于人类学主体学科的学术贡献。     

教育民族志抒写反思

介绍了西方有关学校教育民族志研究的发展历程,重点讨论了部分新近研究成果,认为这些成果所应用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类学的灾害研究如何呈现——兼评《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

以民族志的方式,对地方层面的灾害场景和灾害感知进行完整呈现和系统转述,是人类学灾害研究的关键。《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基于特定灾害场景的系统考察,来呈现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的复杂互动过程,并就不同人类群体如何借助社会文化资源来认识和应对灾害的经验图景加以辨析,这代表了灾害人类学研究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化育新生：1980年代的中国民族志电影

中国民族志电影自20世纪中叶出现之后,长期处于电影学与人类学的边缘地带,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在80年代,由于从业人数较少,且多为人类学民族学内部的学术性创作,其成果更鲜为人知。然而,若回溯中国民族志电影发展史,两代学者与电影工作者怀着抢救、记录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热诚,在80年代默默无闻地坚守他们的学术使命,使这一电影传统延续至今,留存了一批珍贵的少数民族影像史料,其新旧观念的交替、创作方法的变革、转型作品的问世、学术理论的建构以及国际交流的开始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也正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影视人类学”概念从海外学界的传入,中国民族志电影开始得到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庇护与引领,这也预示着一个更有学术前景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因此,对于中国民族志电影而言,1980年代是承前启后、化育新生的关键时刻,值得当代影视人类学界重新审视与评价。     

“传媒人类学”辨析

传媒人类学作为一门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中正在兴起的分支学科,从学科名称的命名,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的确立,都还悬而未决。本研究从人类学、传播学的学术谱系中,梳理了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传媒人类学的学科背景进行辨析,论述了人类学研究中的传播思想和传播学研究中的人类学思想,并对传媒人类学的学科概念、理论叙述和发展阶段进行讨论,以期对上述问题有所启示。     

论经济人类学的若干问题

经济人类学是人类学与经济学对话的产物,它将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但有别于经济学的理解.经济人类学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人类学家能够进一步将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从而使经济人类学发展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传统的经济人类学以西方知识史为背景来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无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术界必须用更广泛的视野来考察人们的经济活动以及人们的需求和动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经常被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家认为过度微观和非典型.因此,其研究方法必须得到完善,不仅要开展跨领域研究,还要扩大到历史的中级和宏观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