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消解与政策偏离：基层治理对精准扶贫的影响机制

以往对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制度组织、政策技术以及文化伦理等单一维度的解释,缺乏从基层治理角度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进行机制的分析。通过对武陵山区T贫困镇的调研发现,精准扶贫实践中出现了政策框架内的识别与分配难题、扶贫文牍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困扰以及扶贫抗争增多与地方政府治理陷入困境等问题。而这正是弱治理结构与政策的连带效应、压力考核与村干部的功能替代,以及强激励之下底层农民的机会主义所导致。基层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与治理对象的策略性应对等方面的偏差因素,共同构成了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多重消解,最终导致政策目标出现偏离。在今后的相对贫困的治理过程中,要切实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消除对扶贫干部的形式主义考核,减少扶贫政策的泛福利化影响等。     

低保目标瞄准偏差的乡土逻辑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自2007年全面推行以来，在救助农村贫困群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福利治理角度来看，社会救助资源仍存在明显漏出现象。从政策执行环境来看，转型与变迁中的乡土逻辑对社会救助目标瞄准政策的执行提出了巨大挑战。研究选取天津市的3个村庄作为调查地点，探究农村低保目标瞄准政策在不同乡土场域的执行过程和结果，发现低保目标瞄准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变通，是瞄准偏差产生的直接原因，而转型与变迁中的乡土社会通过形塑福利治理进而对低保目标瞄准过程产生影响，是瞄准偏差产生的深层原因。     

泥淖之上 科层之下:产业扶贫中乡土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研究

在贫困地区乡村,具有不同行动逻辑的行动者及其编织的关系网构成了产业扶贫政策实施的民情基础。 返乡精英创办乡土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后,在追求盈利、公益和认同的多目标过程中,因自身资源有限而采取拟亲性关系构建、人情馈赠等行为,使基层政府分配扶贫项目具有排他性;基层政府及官员则遵循扶贫政绩竞争、乡土社会网络和政治共同体信任的逻辑,将项目回馈给企业。 这种政企关系表明,在经济利益规则基础上,政企互动遵循伦理规则可较快对接国家与贫困小农,弥补基层政府自身的不足,但非正式的伦理规则削弱了作为正式规则的扶贫政策执行成效,增加了乡土企业的经营成本。 这种政企遵循多重规则的产业扶贫与西部乡村市场发育、社会基础和政府治理构成的宏观环境密切关联。     

城市社区贫困救助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以武汉市琴断口街道为例

城市社区贫困问题是目前需要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通过对武汉市琴断口街道的调查,我们对目前城市社区贫困救助的现状与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有关贫困救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策的制定者与政策的执行者存在着一系列矛盾。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思路是,要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实施多主体、多方面和多层次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的实践社会学分析——以北京市C救助站为例

基于对北京市C救助站的个案调查,以实践社会学为理论指导,比较分析我国救助管理制度的核心理念从"收容"转向"救助"的转变,尤其对实施过程中的实践逻辑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认为,救助管理制度在运行中,其实践逻辑发生了偏误。要完善救助管理制度,不仅要充分调动社会救助主体的积极性,加强部门合作,而且要从理念上升为行动,确保制度的执行。     

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基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案例分析

国家制定的政策需要通过层级细化或再规划过程落实到地方场域,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权力话语下的文本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目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多种执行偏差或走样。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基层政府单方面策略性选择造成,还受限于所嵌入的政治生态、乡土环境以及各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乡土伦理、压力型体制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影响政策执行偏离的重要因素。基层治理逻辑既遵循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和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在法治化社会要求规则治理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要在科层理性、关系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机制,以有效回应执行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政策本身弹性不足的缺陷,弥合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总体控制和“街头官僚”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     

低保边缘家庭社会救助政策的供给要素评析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为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提供了底线保障。依托既定的低保标准,低保边缘群体是被广泛提及的一类相对贫困群体,面对同样的生活困境,他们得到的救助资源是较为有限的,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需要对该类群体的救助帮扶状况给予关注。在吉尔伯特和特雷尔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下,可以从供给对象、供给内容、供给体系、供给保障四个方面对当前低保边缘家庭救助供给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作全面检视。虽然相关救助措施在扩大救助范围、扩充救助内容、缓解低保制度的悬崖效应等方面呈现一定的政策有效性,但还存在救助标准界定工具简单、救助内容造血效果不足、救助管理体系缺乏顶层设计、救助资金来源渠道少等问题。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救助主体单一、救助标准较低、救助理念以保生存为主等不足,从而造成资金来源紧张、救助覆盖狭窄、救助目标弱化等后果,也成为当前制约低保边缘家庭救助水平提升的核心因素。     

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 理解脱贫阻滞困境的一个新视角

[提要]“等、靠、要”之风是当前精准扶贫面临的一个阻滞困境。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此类行为本质是“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引发农户对贫困治理的负反馈,而非长期固化的贫困文化思维或单纯的自利心理。“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包含了当前政府的贫困治理行动与乡村社会主体的异质性之间的三重矛盾：第一,贫困识别的国家理性与农民的乡土逻辑之间冲突;第二,产业扶贫的运作规则与贫困户的弱社会支持之间不匹配;第三,贫困退出的底线性原则与贫困户的发展性考量之间矛盾。这三重矛盾是催生贫困户或非贫困户对公共资源的谋取行为的结构诱因。因此,只有深入政策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改善政策设计、促成政策共识、优化政策执行规则形成良性的贫困治理秩序,才能消除“等、靠、要”的脱贫阻滞困境。     

社会救助政策的“负激励”风险及其防范

通过梳理现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社会救助政策,归纳现有政策中存在的“负激励”风险,主要包括：救助资格认定方式单一,救助权责界定模糊,就业扶持与激励力度不足,专项救助瞄准偏差与救助待遇简单叠加。这导致相当一部分适龄劳力的受助者缺乏主动摆脱贫困、积极再就业的意愿。防范社会救助政策的“负激励”风险,关键在于努力实现从给钱给物型的被动型、生存型救助保障,转向注重能力建设、提升自我发展的综合型社会救助。应该建立“支出型贫困”救助,明确实行分类救助,准确定位各救助项目功能,实现救助权责统一,加大就业援助与政策激励,激发受助者再就业主动性,强化“能力援助”,提升自我脱贫能力等。     

政策吸纳:理解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新视角——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田野调查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政策吸纳，使得农村低保政策变成政策配角或政策便车，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解释政策吸纳的发生。一方面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压力构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推力，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政策自身特性所产生的政策异化收益形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拉力，双重力量共同促使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具体而言，政策吸纳导致政策对象评选标准泛化、政策资源严重稀释、政策目标彻底异化，使得低保政策的底层实践与中央层面的政策意图彻底分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基层政府转换政策执行思路，在执行政策时平衡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明确国家政策的原则与底线，从而维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公共政策执行应当承受之重

公共政策的价值能否实现或其能够实现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公共政策是一个因变量,其执行要受到各种执行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技术等条件的可获得性,执行者的价值、利益关系与能力,政策受众的认可程度等在内的多种变量的影响制约。当代社会信念与利益的过度分散性加剧了执行的难度。自1970年代初政策执行研究勃兴以来,学界对政策执行所进行的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公共政策的执行会面临更多的变数。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公共政策执行所须应对的挑战,以利于政策价值的实现。     

联邦德国空间规划实施机制与我国现状的比较

阐述了德国的空间规划实施的概念及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从实施环境的必要条件,规范化和系统化实施工具,中观层次的实施基础性条件,实施管理方案和方法,实施主体的多元化与组织效率等方面系统地讨论了德国实施机制,并与我国空间规划实施的现状进行比较。根据以上讨论,提出了改善我国空间规划实施的建议。     

宏观调控法实施机制研究

宏观调控主体具有高位阶性、专业性等特征,受控主体具有较大能动性。宏观调控法律责任主要是程序责任,且其能够获得豁免的空间较大。我国现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具有决策程序不透明、法律责任及其实现机制不充分的缺陷。应通过积极的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宏观调控公共实施与个人实施的良性互动。      

国家监护主义的一个窗口——《监护制度比较研究》评

宏观调控主体具有高位阶性、专业性等特征,受控主体具有较大能动性。宏观调控法律责任主要是程序责任,且其能够获得豁免的空间较大。我国现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具有决策程序不透明、法律责任及其实现机制不充分的缺陷。应通过积极的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宏观调控公共实施与个人实施的良性互动。     

论民事强制执行的改革与完善

“执行难”在我国的民事司法中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有体制原因,也有立法和执行人员方面的问题。对民事执行进行改革和完善是必要的,也是势在必行的。应从我国民事强制执行现状及成因出发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     

政府权威下的有限妥协--政策执行的三方行动分析

政策执行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其间涉及三个主要的变量:政策决策者、执行者和目标群体。按照洛伊的分类,政策可以分为构成性政策、分配性政策、规制性政策、再分配性政策。不同类型的政策中三方变量的关系和行动各不相同,表现出复杂的特征。总体来看,政策三方之间是在最高中央权威下互相之间有效妥协的结果。然而,妥协可以分为积极妥协和消极妥协,消极妥协是政策实施效力减损的重要原因,消极妥协导致严重的政策执行亏空。     

“大部制”改革对消解政策执行阻滞的影响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十一届人大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大部制改革方案，正式启动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图运用制度分析方法从纵向政府间层级关系、横向政府职能配置、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分离等方面对大部制改革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及其作用方式进行了剖析，以期能够对我国现阶段政策执行效率的提高有所助益。     

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矫正——中国北方五地荒漠化防治案例

政策执行偏差会导致政策执行的非预期结果。基于对中国北方五地荒漠化防治的案例分析,探讨中国政策执行的不良偏差问题在荒漠化防治中的表现与机制。基于政策偏差程度和偏差成因两个维度构成的四象限,将荒漠化防治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归纳为四类:扭曲的地方利益观和政绩观导致的象征性执行、制度约束缺乏导致的替代性执行、政策执行素质以及创造性政策执行缺乏导致的机械性执行、目标群体参与性不足导致的抵制性执行,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执行偏差矫正对策。     

管理支持对企业信息系统实施成功的影响研究

管理支持是企业信息系统实施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分析了管理支持的内涵,指出其包含管理介入和管理参与两层含义.通过深入剖析管理支持与信息系统实施成功的关系,结合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管理支持促进企业制定和开展各项实施制度和实践活动,积极影响组织实施氛围,增强员工创新使用最终促成信息系统实施成功.     

我国反垄断法中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的协调路径

反垄断法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之间合作与协调可最大限度发挥反垄断法实施的功效,实现自由公正的竞争秩序。但我国反垄断法公私实施之间缺乏协调性,既存有公共实施的固有弊端,也存有私人实施的不足。因此,应构建和完善反垄断法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之间协调的合理路径：公共实施应对私人实施进行适度限制和合理协助,私人实施也应对公共实施进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