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谣言的法律治理

网络作为开放的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人们讨论和传播公共事件的重要平台。为了保护正常的言论自由,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法律应当对传播不实言论的网络谣言现象予以治理。从加强网络谣言治理效果的角度看,应当完善相关法制,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立法,从严责罚制造和传播网络谣言的相关主体。同时,治理网络谣言应当从根本着手,要切实消除滋生谣言的社会条件,给普通网民提供甄别一般网络信息与不实网络言论的标准。     

网络政治谣言的危害及治理

全媒体时代,网络政治谣言表现出传播路径圈群化、传播速度迅猛化、传播话语修饰性等新特征。就其本质而言,网络政治谣言是一种"反主流文化和价值"的存在,它不仅扰乱稳定的政治生态,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还影响人们对主流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对此,政府应通过加强网民思想政治教育、提升网民政治素养,强化网络监管、依法打击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及时辟谣、构建政府信息公开长效机制等措施,斩断网络政治谣言传播的链条,消除网络政治谣言的不利影响。     

网络谣言治理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治理网络谣言是保护公民权益、维护社会安全、彰显正义和谐的社会管理新课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课题。欧美等国尽管奉保护言论和信息传播自由为圭臬,但对网络谣言也进行整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在治理网络谣言的实践中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特别在依法进行治理、推行行业自律、大道消息透明、倡导网络伦理和利用科技管理等方面见长。考察和梳理这些国家在保证言论自由的同时管理和净化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经验,将为我国治理网络谣言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路径探析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的基础.新冠疫情谣言传播呈现出渠道立体化、内容碎片化、扩散速度实时化、动机多样化等传播特点.谣言治理中存在惩处力度不足、政府单向主导化治谣、言论自由和网络谣言界限不清、“塔西佗陷阱”和“老谣新传”等治理难题.基于法律与政策关系、多维共治理念、比例原则、法律普及和技术治理等法治理念的考量,建议提高网络谣言治理的立法层次和系统化程度、培育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规范谣言司法治理的谦抑性、增强技术手段下辟谣平台和谣言预警机制建设、建立信息透明公开的社会沟通机制,维护舆论的正向聚合效应.     

善治语境下网络谣言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

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下,网络谣言的治理过程中涉及的社会主体间权力和利益具有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为此,在善治语境下,有必要对政府的作用范围及方式作重新界定,发挥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在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形成从单一到多元的网络谣言治理主体的优化方案。     

受众心理分析视角的网络谣言治理

网络受众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主体,其不同的心理状态推动了网络谣言的生成与传播。网络受众的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泄愤心理、从众心理、窥私心理、投射心理以及选择心理等多种复杂的心理状态。这些心理状态的成因在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政府公信力低以及受众理性精神不足。唯有通过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健全网络法治监管,建立信息发布机制,建立辟谣中介组织以及加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等途径,才能培育成熟的网络受众心理,从而提升网络谣言治理的成效。     

多层面相上网络谣言的悖论特性及长效治理

网络谣言是网络时代一种复杂的谣言现象,它具有"模糊性"的社会事实特征、"感染性"的社会心理特征、"集体性"的社会行动特征以及"工具性"的社会功能特征。社会管控思维把这些多层面相上的复杂特性片面化为"虚假性""盲信性""非理性"和"风险性"。长效治理就是要辩证审视网络谣言的悖论特性,在找回其"现实性""盲疑性""诉求性"以及"机会性"的基础上,实现信息公开,加强社会建设;重构社会信任,提升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展开公民教育,提高公众的理性行动能力;构建社会安全阀,增强社会结构承受冲突的能力。     

结构张力与情境诱发:网络谣言的生成及其治理

网络谣言作为舆论的一种特殊形态,并非偶然性的虚假信息流瀑,而是社会架构更迭中结构性张力的聚合与呈现。在社会学视野下,我国转型期语境下的网络谣言蕴含着“结构张力—情境诱发”的生成机理：风险社会境遇中的网络谣言,充当着个别人满足脱域性团结需求、缓释焦虑情感的工具;信息交互不畅态势下的网络谣言,扮演着实现畸形化信息突围的社会公器;利益张力格局中的网络谣言,充当着释放消极社会心态的重要出口;网络意识形态紊乱情形下的网络谣言,本质是民粹思维驱动下的极端行为展演;“文化堕距”状态下的网络谣言,是由直观化经验主义惯习勾勒的日常思维图景。消减网络谣言负面效应、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从善治思维起步,搭建面向网络谣言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桥梁,将国家、社会、个体间的张力结构串联为协作默契的有机系统。     

大学生网络谣言辨识力提升探析

互联网时代,形形色色的谣言充斥着网络空间,严重污染了网络空间生态环境,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大学生网络谣言辨识力的提升既是时代诉求,也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旨在提升大学生的网络谣言识别、鉴别和自觉抵制的能力,使大学生在知谣、辨谣后能及时地辟谣、止谣,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和不造谣.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坚持政治导向、民主平等和知行统一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家长、学校和社会应共同配合,把握大学生网络谣言辨识力提升的难点和重点,增强大学生提升网络谣言辨识力的主观能动性,优化网络空间环境,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逐步展开、循序渐进,逐渐形成大学生网络谣言辨识力提升的有效联动机制.     

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探讨

随着互联网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融合,以及人们手持移动终端设备(如手机、PDA、MID等)的大量普及,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已经是大势所趋。移动互联网给电信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也为移动增值业务创造了全新的商业运作模式,即“终端+服务”一体化商业模式、“软件服务化”商业模式、广告商业模式、电信与广电双网运营商业模式、FON类商业模式、传统移动增值商业模式等六类。     

互联网治理的历史演进与前瞻

按照互联网发展状况及治理情况,互联网治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摸索起步阶段、强化完善阶段、日趋成熟阶段。二十年来,互联网治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形成了"中国经验"。未来互联网治理将逐步推行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安全将是治理的重点,更加注重多方治理,加强法制建设,促长效有机运行。     

独联体成员国《示范互联网调整基准法》的基本内容及对我国互联网管理立法的启示

介绍和分析了独联体成员国《示范互联网调整基准法》的基本原则和调整机制。在互联网管理立法中,我国应当对互联网的管理采取适度原则,尊重互联网建立和发展所依据的原则和规律,注重保障公民和法人使用互联网和获取互联网信息的自由;应当明确国家负有鼓励发展和使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义务,并承担保障所有使用者平等获得互联网服务的义务。对通过互联网实施的法律行为,应当按照行为实施时主体所在的地点和时间来确定,并采用地域管辖原则（属地管辖原则）。同时,域名登记机关可以涂销违反本国立法或者他国公共秩序的域名,或者由管理员用于从事本国立法所禁止活动的域名。     

国内网络治理研究回顾及展望——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

运用分析软件CiteSpace,对2004-2019年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收录的主题为网络治理或互联网治理的662篇CSSCI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并辅以Excel等软件进行统计,可以从定量角度整体把握网络治理的研究脉络与现状.通过对作者和研究机构共现分析、高被引文献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及关键词突变分析等,呈现了国内网络治理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研究特点、研究主题分布等情况.国内网络治理研究的热点包括网络治理内容、网络治理主体及网络治理目标三个方面,研究的前沿集中在大数据、网络主权及"互联网+"等领域.未来网络治理研究应注重不同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并在网络空间发展、演进的动态过程中进行治理研究.     

网络环境下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构建

本文分析了传统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以及大学英语网络教学模式各自的优缺点,并分析了网络环境下高校英语教师的角色特征,提出了建立“纯”网络英语教学与传统课堂英语教学相结合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网络公司价值评估的理论模式

网络经济时代,网络公司的价值评估为传统价值评估理论带来了挑战,如何让投资者正确认识网络公司的价值,本文就网络公司的特点与网络公司的价值评估的理论模式与方法进行了探讨。     

对Verhulst模型在研究中国互联网发展中的适用性评价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用非线性回归法建立了中国互联网用户增长的Verhulst模型，并对该模型的适用性作了分析。同时认为增长机理复杂、观测期太短以及观测数据缺乏科学定义是导致Verhulst模型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同意广义的Verhulst模型原则上适用于研究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基于"互联网+"的普通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探究

随着"互联网+"普及力度的加大，"互联网+"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学已成为国内外语言界的热议话题，是一种新形态、新方向、新领域的教学模式，其本质就在于依托互联网的资源优势、秉承现代教育理论、以现代信息技术为载体来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有机地融合线上与线下教学，满足当前大学生的英语学习需要。分析了"互联网+"给普通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带来的转变，剖析了"互联网+"背景下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