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爆发于十月革命胜利后２０ 世纪初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思这场运动，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四”前后北京大学世界语传播概述

世界语(Esperanto)清末传入中国,但真正在中国得到推广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摇篮,对于世界语这种外来语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并走出校园,到民众中进行宣传,从而为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观念则是世界语在中国得以大力推广并形成社会运动的思想基础。     

朱光潜与“五四”运动

朱光潜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他作为桐城派的后裔,一开始对新文化运动甚至很反感,但经过剧烈的内心冲突和认真的反思,他终于从一个传统教育培养起来的旧知识分子,转变成为新文化建设的参与者。文章描述了“五四”时代潮流如何促使这一转变的曲折过程,并对发生转变的三大原因进行了探讨,对朱光潜放弃文言后写出的第一篇白话论文的内在动因及科学、民主内涵,进行了学理剖析。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报刊舆论的兴起、革新

人们通常会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指"五四前"陈独秀等人所提倡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并认为这样的新文化运动促成了随后的五四学生运动。其实,新文化运动并没因五四运动而中止,反而"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这表现为"五四后"社团林立、期刊迭出、言论蜂起。"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受五四学生运动的刺激和鼓舞,以知识青年和政治团体为主体,承继"五四前"新文化运动注重思想革新之精神,对政治、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相比,其刊物更为丰富,范围更为广泛,声势更为浩大,效果更为明显。然而却常为人所忽视和误解。     

“五四”的不同想象与思想分野--1948年“五四”文艺节中的茅盾和沈从文

1948年5月,茅盾和沈从文同时写文章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仔细阅读中,我们发现：茅盾和沈从文这种评价是他们不同的“五四”想象。茅盾侧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五四的政治意义,显示出“毛文体”“毛话语”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沈从文侧重五四精神与文运的重建、五四学人与新北大人的思想探索,显示出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独特思考。两种不同的“五四”想象,导致他们的思想分野。1948年,是他们这种“五四”想象的最后展现。     

“启蒙”、“五四”与国学

文章针对第三代新儒家从儒学角度反思“五四”和“启蒙”的某些观点,通过梳理明中叶以来的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线索,可以发现启蒙思想并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地方经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同这条思想线索有着内在联系,倡导启蒙、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当今弘扬国学或本土文化应该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局与整体,不应局限于正统儒学,更不应排斥“异端”,因为启蒙思想往往存在于“异端”之中.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学术界 ,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 ,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 ,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 ,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 ,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相反 ,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诩 ,并对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梁漱溟没有限于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争 ,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 ,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 ,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五四”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简论

近代女权主义思潮的深远影响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促动,催生出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群并很快形成一个创作高峰期;其中相当多的作品因其纯女性的视角和明显的反男权叙事而表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成为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最初的强有力的潮头。     

李长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与重构

李长之是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上著名的京派文艺批评家，他对于胡适曾经提出的“‘五四’乃是一个文艺复兴”的观点作出反思，认为“五四”是启蒙而非“文艺复兴”。在此基础上，他倡导一种从语言层面体验作家生命情感的文艺批评方法，并积极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去发掘“完人”人格和充溢着旺盛生命力的审美资源，以此来弥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生命力”匮乏的裂痕。     

论“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制定正确的妇女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并把妇女运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范畴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从而使“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了不同以往的鲜明特征。     

五四:由“仁”向“人”的转变

我们已经落定的思维模式是这样评价”五四”的 :”五四”以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彻底的、广泛的、不妥协的革命姿态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是对“五四”最大的肯定和最高的评价。发生于 80多年前的那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继戊戌、辛亥之后对现代化的再一次艰难尝试。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共和立宪 ,应该说是现代化道路的正确选择。而现代化的关键在人 ,本文拟从“人”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     

“民族魂”与“球形天才”——从思维方式看“五四”时期的鲁迅与郭沫若

进化论与泛神论对鲁迅、郭沫若而言不仅是作为理论学说而更是作为思维方式从而在“五四”文坛发挥巨大作用的，它们使鲁迅、郭沫若的思维矢量分别指向未来和远古。由此也便产生了“五四”“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两大分野。作为人类种族性记忆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的原始思维方式，在鲁迅那里凝成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代表——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郭沫若那里则化为其前期新诗的艺术构思，创作出“别有天地非人间”的伟大诗篇——《女神》。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文学革命最根本的内因。鲁迅、郭沫若研究的最终出路不是局限于学术圈子内的花样翻新，而在于开放——在民族巨人的定位下进行认识和评价。     

曾羡“五四”青俊才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是我从小到大无数次经过却总是被我忽略的地方。从上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就读的学校都离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不太远，可说不清自己为何从来没有走进去过，每每路过，常忍不住伸着脖子向里面张望一番，因为心中似乎早有一个小小的“五四”情结。     

阿尔志跋绥夫与“五四”文坛

阿尔志跋绥夫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并因为鲁迅先生的大力推崇而为人熟知，并在“五四”特殊的时代风潮下引起巨大的反响和震动，亦随着“五四”的退潮。时代环境及文坛风潮的悄然转变而逐渐淡出国人的视线。     

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发扬“五四”精神 积极开拓进取

八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爱国运动。以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激励了“五四”以来的一代代中国人。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继承“五四”先驱者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勇于开创历史新局面的传统;学习“五四”先驱者“铁肩担道义”,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扬“五四”先驱者勇于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和勇气,积极开拓进取,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五四“时期新散文产生原因初探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散文的产生 ,是散文发展史上的分水岭 ,它使散文从文章学概念中分离出来 ,成为注重审美属性的独立文体。本文初步探讨了“五四”新散文产生的原因 :特殊的时代背景 ,内部学术的衰败 ,桐城派古文及八股文对人的禁锢 ,以及外部注重个性解放的思想意识、新的文学观念传入等。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及其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探析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进行了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转向,在这一背景下,延安开展了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对“五四”新文艺重新评价成为“民族形式”论争的焦点,是形成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关键因素。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在于中国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先天悖论,在于文学所属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政治历史需求。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

在学术界，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序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梁漱溟没有限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急，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这不能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浪漫主义与“五四”情爱小说

“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 ,带来了情爱小说的繁荣。“五四”情爱小说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对自我的肯定 ,对理想的追求 ,以及对人和人性的全面自由、彻底解放的渴求与“五四”作家精神气质的契合 ,使“五四”情爱小说在价值取向、审美品格和表现形态上 ,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