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与牟宗三关于《大学》释义的辩争——以《读经示要》为中心

熊牟师弟早年关于格物致知的辩争,代表两种关于中国经典的诠释方向,反映出两人对知识和价值关系的不同思考。这些辩争激发了牟宗三对知识论的关注和研究。本文试图对照熊牟各自晚年的哲学成就,考察这些分歧的意义及其在后来的补充、转折、递进等等关节,这些关节对当代新儒家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两种生命观之比较——以《周易》哲学和熊十力哲学为例

熊十力哲学与《周易》哲学都认为世界统一于"生生之理",宇宙生命和人类生命是互相贯通且融为一体的。但《周易》所体现的是一种直接的、外在的生命。而熊十力哲学所体现的则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内在的生命。从二者的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可揭示出这种差异性。     

道统的衰落与复归 ——以四篇《原道》为中心

《淮南子》《文心雕龙》《韩昌黎文集》《文史通义》四部著作皆以《原道》一文传世。通过文献著录、文本细读考察原道理论内涵的发展演进,并结合思想史历程、文本创生时代背景以及士人心态,探析原道思想吁求的使命担当。从广义的道统发展史来看,他们都面临着道统的衰落,却用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彰显着道统衰落形势下的复归之举。     

唐太宗的治道与实践——以《贞观政要》为中心

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是封建时代太平盛世的典范。唐太宗以其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治道资源,包括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以史为鉴的反思精神、静抚天下的治国方针、民为邦本的民本情结、选贤与能的人才战略、从善如流的为政风格以及先正其身的安天下之道等等。深入挖掘和批判吸收这些思想资源不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性的启迪。     

经学的数术化与数术的经学化——以汉代《洪范》五行学为中心

与“六艺”之学一样,数术具有悠久的知识传统,并在晚周的书面化进程中建立起一定的系统性,其中一部分更从有司所职的专门之学演变为具有社会影响的公共知识。以京氏《易》学、《洪范》五行学、齐《诗》翼氏学和《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汉代经传将数术知识融入传统经传的阐释之中,从先秦儒学的立场来看,这导致汉代经学数术化的发展倾向;但从数术知识的立场看,则表现为一种经学化的发展历程。从后一视角出发,考察汉儒本于“六艺”而整合数术的意图、方式与困境,同样是汉代经学史研究的重要维度。     

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先秦儒家乐论的演进及路径——以《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为中心

先秦儒家乐论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尤以《荀子 · 乐论》与《礼记 · 乐记》最为典型.二者思想有承续关系,但在"乐"的性质与功能、"乐"与情感的关系、"乐"对君子人格的教化以及"礼""乐"关系等基本问题上存在微妙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出上古儒家乐论的演进及其路径,折射出西汉统治者在礼乐制度上对儒学的改造,以及儒家乐论逐步适应西汉王朝政治要求的努力.     

周敦颐对儒家经学的创新——以《易传》、《中庸》为中心

周敦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以新的视野诠释<易传>和<中庸>等儒家经典,构建将宇宙本体论与儒家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相结合的道德形上学.把儒家经学哲学化、义理化,对儒家经学加以时代的创新,为宋代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以《儒家哲学》为例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对儒家文化的持守,共同催生了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梁启超立足传统文化,从基本内涵、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儒家哲学的内在神韵。其学术价值在于,梁启超对儒家哲学的独特见解,对我们当代传承和改进儒家文化,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 古文孝经孔传》为伪新证—— 以 《 孔传》与 《 管子》之关系的揭示为基础

：《 古文孝经孔传》为伪几成学界共识,本文另以 “ 新证”说明这一共识是可以成立的。此 “ 新证”即指 《 孔传》阴袭 《 管子》以解 《 孝经》之内容占 《 孔传》篇幅达５ ０ ％,而国内学界对此竟茫然不察。据此可为 《 孔传》非孔安国所作而是魏晋时人伪托之说定案。由于 《 孔传》多引《 管子》以释 《 孝经》 ,故其诠释未免带有法家化及糅合儒法之色彩。将 《 孔传》与 《 管子》的援引 关系揭示出来,对于我们重新审视 《 孔传》在 《 孝经》学中的地位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泰西新史揽要》的诗学改写研究

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译者采取的诗学改写策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综合运用显性改写和隐性改写,使译文得以向译入语的主流诗学观念靠拢,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淡化了原语的文化侵入特征。     

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泰西新史揽要》的情感化译笔研究

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在其情感化译笔的作用下,作品富有经世激情与古典雅情,加之合译融情,使中西两种文化在译文中达到了协和的交流状态,增强了译文的感染力和可读性,在语言与诗学的层面上促进了译作及其倡导的维新思想的风行。     

论王叔岷先生以校雠学为基础的文学史观——以《慕庐论学集》为中心

王叔岷先生以广博的学识、深厚的校雠学功底,建立了融贯古今的宏阔的文学史观。他既能以校雠为基点把握文学的义理,又能以校雠学为基础对作品作出融会贯通的解析。王先生的广文学观念和他的治学方法,不仅对提升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纠正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和培养新一代从事文献整理、校勘及理论研究的人才也有巨大作用。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探源——以《文选》为中心

《文选》是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一个重要艺术渊源。具体地说，《古风》组诗在主题、风格、创作技巧等多个方面受到《文选》《古诗十九首》、阮籍《咏怀十七首》、左思《咏史八首》及郭璞《游仙诗七首》等的影响。藉此不难发现，李白和杜甫一样“熟精《文选》理”。     

中西合译中的变通性研究——以《泰西新史揽要》在晚清社会的译介为例

合作翻译由来已久,是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变通性强调适应与选择,在合作翻译中尤其突出。在晚清西方史学的传播中,《泰西新史揽要》经英人李提摩太和中国文人蔡尔康合作翻译后,由西方一部最乏味的三流作品变成了中国最风行的读本,其中变通性无论是在主体间的不同立场、文化间的屡次冲撞,还是具体的史书翻译策略上都起着关键性的调和作用。这对研究古代佛经翻译、近代西学翻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又有助于促进当前基于互联网的集体分工翻译实践的发展。     

明末清初西方宇宙论对儒家伦理的威胁——以《不得已》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从明末清初学术文本和学术思想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特征出发,通过对《不得已》的考察,探讨了西方宇宙论对儒家伦理的威胁。历法改革势在必行,而中国传统科技却对此束手无策,与先进的西方历法会通是唯一选择。引进历法就必须引进地圆说,引进地圆说就必然对传统儒家伦理造成威胁。在面对西学冲击时,儒家文化是否应改进和怎样改进,当时存在分别以杨光先、康熙和徐光启为代表的三种态度。杨光先的态度是保守且不符合现实的;康熙的态度明为调和,实则倾向保守,其做法亦难以实现;徐光启的态度是积极且可取的,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方向。     

从经部目录的流变看经学思想的演变——以《汉志》《隋志》《总目》为例

从经部角度比较《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目录从六艺略发展到经部,经部从无到有,经部分类的调整及类目的增加使尊经为旨的书志体学术史得以确立并获得发展。易、书、诗三类的书目传承与书目的净化和细化,透露古文经学重兴的消息。同时,尊经崇实的精神贯穿三部目录始终并持续发展。礼、春秋、论语类的书目细化及入目分歧,既是目录学发展明晰化的反映,也与经学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     

向宗鲁校雠学成就述评——以《校雠学》为中心

出版于1944年的《校雠学》,是向宗鲁校雠学的代表作品。该书对校雠理论、校雠方法等诸多问题都作了深入探讨。在校雠理论方面,他认为校雠学是以文字校正为主,兼涉聚本、去讹等内容的一门学问;力主汉、唐为校雠学发展的高峰期。在校雠方法上,他主要从广聚版本、校订谬误、处理异文3个方面着手介绍,并力图完善陈垣的校勘四法。在校雠实践方面,向宗鲁不仅阐述了校雠学的理论与方法,还以此为指导进行了大量校雠实践,成果丰富。向宗鲁为传统文献学的转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