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传染病疫情预警和信息发布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均无授权哪个部门制定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国家制度的授权条款,而《卫生部关于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只是以“卫办发[2006]79号”的文件形式颁发,存在一定的合法性隐患。重大传染病疫情事件该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必须对社会、对各有关部门做出事件的基本描述,并重点提出注意和警醒的信息,对于重大传染病疫情事件来说,也就必然涉及到疫情信息的披露,故不能认为“地级市政府不是法定的发布疫情信息的义务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及有关配套文件,就疫情事件的信息披露、预警信息发布的规定,概念不清、互不协调、授权混乱。应统一授权“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的“传染病疫情信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以及“传染病预警”“相应级别的(突发事件)警报”的发布主体。     

传染病防治和应急法律体系的立法与运行的思考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现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相关法律法规在运行中暴露出组织领导、监测预警、信息公布、物资储备等方面的不足。文章通过对传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立法现状的梳理,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暴露的不足,比较国外成熟法律和管理模式,从传染病防治和应急体制机制、传染病分级、监测系统与信息公开、应急储备系统、应急措施与公民权利保障等方面,提出完善传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体系的建议。     

国家公园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研究

我国国家公园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过于粗略。细化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上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下一步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国家公园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必须在经济上体现出效率,在政治上体现中央统一领导和兼顾地方平衡发展的原则。将国家公园财政事权细分为9个一级事权,以及若干个二级、三级事权,按照事权划分原则对细分的事权进行分析,结合中国自然保护地管理经验在中央财政事权、地方政府事权、国家公园和地方政府共同财政事权等不同模式之间进行综合评价与判断,选择一个最佳的事权模式。研究认为,与国家公园分级管理体制相适应,中央直管的国家公园主要为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中央委托省管的国家公园主要为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主体研究——以建设我国地方物权制度为视角

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中央政府对自然资源代行国家所有权,但是只能由地方政府直接占有自然资源,然而地方政府缺少产权主体的地位,不可避免导致央地关系的冲突。自然资源产权主体制度设置的不合理导致中央和地方之间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地方物权制度有利于央地关系的和谐。通过完善宪法、物权法、矿产类法律和地方立法可以完成对自然资源产权主体地位的"确权"。     

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时空分析--以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为例

把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相关的权力进行分类,提出权力时空尺度的概念,并把权力的时空尺度具体化为权力主体与客体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从时空的角度形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解释框架,通过逻辑推理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理论进行验证,可知在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中,权力主体与客体的时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权力的尺度重组分别实现事权、财权、行政首长任免权和监督权主、客体时空尺度的匹配,有助于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我国目前应进一步完善基层人大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地方政府与当地公众的激励相容;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合法性监督。     

关于完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思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与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文章对我国疫情防控体制机制进行了思考分析，为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提出对策建议：健全相关法规制度、改革疫情防控组织体系、完善疫情防控业务能力建设机制、建立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的快速应对机制、健全疫情防控预警与应急执行机制等。     

政府间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之间事权配置出现了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事权内容扩大、公共服务事权改革分权化与集权化并存、社会性公共服务比重增加以及公共服务事权交叉问题仍然存在等特点。从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的需求出发,需要在总结、梳理和借鉴国际上政府间公共服务事权配置规律以及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新界定可操作的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服务事权范围,加快建立相应的公共财政体制,明显提高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同时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基本均等化。     

新冠肺炎患者遗体处置的法理思考

传染病患者遗体处置的公共卫生政策既是医学问题,也是政治难题,考验着政府治理能力。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传染病患者遗体处置的相关规定,尚不足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卫健、民政等政府部门处置新冠肺炎患者遗体的主要依据是规范性文件。该做法与域外的新冠肺炎患者遗体处置方式存在着差异,相关制度的设计、启动、落实在科学性、正当性方面需要进一步补强。当前,在传染病患者遗体处置这一特定殡葬领域,需要通过制定科学的公共卫生政策、尊重个体权利、提升法律制度系统性协同性等方式,不断完善我国的公共卫生和殡葬制度,以便有效应对常态化的疫情防控。     

从行政主体到功能标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全国各地成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在疫情信息公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该议事协调机构并非我国法定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原因在于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导致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对此，基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现实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接受性考虑，应在与行政主体理论分离基础上，从功能标准考虑，以是否依法享有、行使公共行政管理职权作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重构逻辑，它具有不再脱离行政组织机构设置实际、不再过分注重行政法上的独立人格、不再局限于国家行政职权、不再局限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合一等优势。在进行具体重构时，可从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名”“实”相统一确立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质”、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合法性明确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量”、以最先受理原则应对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受理权冲突等方面努力。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迅速累积有可能形成地方财政风险以及连带的金融风险。政府层级多和部门利益因素是融资平台数量庞大的体制原因,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的不匹配是激发融资数量过快增长的制度原因。地方政府举债应当依据黄金法则、效率原则和风险可控原则,一是要筑牢防范风险的微观基础,使融资平台真正成为法律上能够承担责任义务的主体,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真正成为管理规范、决策科学的主体;二是应从宏观上构建制度框架,解决激励约束不相容、信息不对称以及事权和财权划分的问题。     

多元主体参与我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山东省抵御台风“利奇马”为例

本文从应急预警、应急救援、灾后重建三个维度,以山东省抵御台风"利奇马"为例,剖析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灾害应急过程中的有效经验与问题短板。通过案例研究发现,自然灾害救助法律法规不健全,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减灾防灾工作不具体,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各自为政,政社关系不健全,公众防灾减灾意识、知识与技能不足以及媒体报道失范等是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鉴于此,只有完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法律体系,理顺中央与地方灾害应急财权与事权,建立"条块"联动的网状应急体系,提升地方政府灾害应急管理能力,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普及灾害教育提升公众应急技能,规范灾情报道,才能真正破解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的困境。     

论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保护——以CoviD-1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为视角

CoviD-19疫情引发的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在有效预防和及时防控疫情中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个人信息泄露和侵权的问题。因此,需要平衡个人信息收集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第一,在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收集,应当明确与个人数据的不同,不能简单用保护网络数据规则保护个人信息;与《民法总则》私法规范基于知情合意收集个人信息不同,无需个人同意,且个人必须如实提供个人信息。同时,个人信息收集主体对涉及个人隐私等敏感信息得保密或去敏化处理。第二,在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处理,遵从统一领导原则和奉行属地原则,以维护公共健康利益为目的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利用,分离敏感信息,由专门职能部门对个人信息使用及时公布;严格遵守最小比例原则,将使用范围控制在使用目的所必需的范围内。第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收集处理规定的内容过于抽象、操作性差,《网络安全法》不能代替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需要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根据公开透明原则、比例原则、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原则、以私权为中心兼顾公共利益原则,建立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     

传染病疫情社会防控系统建设浅议

当前,各种新发与再现传染病不断出现,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面对的严峻挑战。公共性是疫情问题的内在本质特性,医学防治和社会防控是疫情防控的两条基本路径。但由于新发传染病大多是病毒引起的,仅仅依靠医学防治难以阻止其发生和扩散,所以需要社会防控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行动中,暴露出我国应对突发疫情的社会防控能力存在不足。因此,建议推进社会防控系统的建设,以建立起完善有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更好地应对疫情。     

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探讨

简要介绍并分析了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从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的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划分、转移支付制度、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预算编制办法、地方税收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如何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思路。     

法国政府间事权、税权的划分及法律平衡机制

法国的行政体制自1982年地方分权改革之后分为四个层次,即中央、大区、省和市镇。四级政府间的事权划分以《权力下放法案》为分界点,经历了中央高度集权到地方“民选民治”的转变,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法国高度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明显体现在法国四级政府间的税权划分上,即中央政府掌控着一些大宗的、税源稳定的税种,而剩余的小税划归地方。为了平衡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失衡,中央政府自地方分权改革之后建立一般性补助、专项补助和税收补助等三种转移支付制度。以上诸种制度的有机结合,促使法国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又相互配合和补充。法国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及在此基础上确定税权分配的改革实践,对于同样是中央集权的我国来说,在依法治国、政府权限分工以及转移支付立法上极具借鉴意义。     

美国政府间事权、税权的划分及法律平衡机制

美国的政府结构分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三级政府在事权划分上遵从宪法主义原则,即联邦宪法明确列举联邦政府的事权范围,给予州和地方政府以保留的事权.三级政府间税权的大小则建立在事权划分的基础上,力求做到税权与事权的相匹配;在税权的用税权内涵中,美国各级政府则呈现出更侧重于公共服务和管理,较少涉足基础设施建设等特点;只有在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以弥补财政支出的空缺时,联邦政府才会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寻求达到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均衡的目的.正是以上诸种制度的有机结合,促使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又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美国政府在事权与税权的划分、用税权方面呈现出的财政支出与财政转移立法等立法与实践,对我国平衡央地关系和地区间统筹发展,从而解决我国政府因事权与税权不匹配而反复出现的政府职能“越位”、“缺位”、“空位”等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分税制下中央和地方间税权配置研究——由资源税博弈引发的思考

中央和地方资源税博弈表明,地方在现行税权制度安排下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占主导地位的分税制税收配置体制。这种税制划分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而,应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关系,适当扩大地方税收权力,依法治税,不断完善中央和地方税权配置。     

从机制设计角度看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笔谈）：摆脱财政分权困境的可能性

主持人的话（张志超）：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     

精准扶贫进程中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研究

从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视角审视我国精准扶贫进程发现,各扶贫主体职责范围尤其是精准扶贫交叉事权缺乏明确界定,将承担扶贫支出责任与履行扶贫事权混淆等同,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中央与省及以下各层级政府两个维度,存在精准扶贫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问题。为确保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效,应处理好政府职能定位,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横向层面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纵向层面,建立扶贫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     

H7N9禽流感防控与传染病防治法的适用

我国在H7N9禽流感防控管理中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在传染病立法设计、行政控制措施、信息公开等三方面.参考境外对于H7N9禽流感防控方面的相关规定,对我国现阶段传染病防治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积极推进现行传染病防治法的完善,明确政府职能,监督政府行为,构建传染病疫情报告和公布的程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