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与阎连科的乡土叙事

文学地理与阎连科的乡土叙事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一方面,通过对“耙耧山脉”的不断书写,阎连科建构了一隅能充分调动自己情感、想象及艺术创造的独特地理空间,这一文学地理也成为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耙耧山脉”这块独特文学地理不仅塑造了阎连科的情感结构和价值取向,同时也深度地参与了其乡土小说的主题表达,叙事方式和话语风格。阎连科在建构了自己文学地理的同时,还深刻地意识到“耙耧山脉”这一狭小地理空间所蕴含的民族性、世界性,进而通过对地理的超越,使其乡土叙事获得了更为宽广的世界意义与人类意义。     

论阎连科乡村小说创作中的地域文化色彩

阎连科乡村小说基本上都以河南伏牛山系的耙耧山脉为背景,耙耧山脉构成了阎连科的小说世界。阎连科以他沉郁的笔触深情地表现着一代又一代耙耧山村民苦难而又顽强的生活。小说对苦难尤其是对权力苦难的叙述、对耙耧山风俗民情的描写和河南方言土语的运用等都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耙耧山:炼狱与家园--关于阎连科小说创作母题的阐释

被定位为"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的作家阎连科以其感同身受的方式,将自身融入了他在多年创作中打造的那个独特的"耙耧山"小说世界里,表达着恒定的写作基调与创作母题在亲缘关系、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三位一体的宗法制乡村社会环境下的乡村与乡民,权利与阴谋,困苦与死亡.耙耧山是阎连科生命的家园、褐色的桎梏、精神的炼狱.     

发现真实的乡村——论阎连科乡土小说中的苦难与权力书写

将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放置于乡土中国文学书写的整体视野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其苦难与权力书写的独特性进行深入探析,可以发现,尽管他仍以乡土大地上“世袭”的问题——苦难与权力作为最重要的书写主题,但是其对“疼痛的身体”的原生呈现,对反抗苦难的独特思考,对权力运作的个人反思,对乡村境况的极端化、粗鄙化摹写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乡土书写的格局,呈现出个人化的面貌。     

建立复量符号学

“复量”一词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提出的概念。“复量”概念先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并与后者异曲同工。诗歌语言的“复量”观蕴含着三个重要论点：唯有诗歌语言具有编码的不确定性 文学文本的双重性质：书写文本和阅读文本 文学文本是一张连接网络。书写量值可以从三个子量值层面给予考察：语音子量值、义素子量值和意群子量值。阅读量值可以从两个子量值角度分析：作为模糊回忆和作为引语的陌生文本。从类型学角度可以确立复量符号学的地位，并将其公理化。     

从自动书写到理念先行——残雪小说创作之转型研究

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残雪的小说创作无论是文本内部的意象、形式、结构、语言,还是文本之外的文学理念、思考深度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概括为从“自动书写” 到“理念先行”的转型,其主要体现在文学意象、文本风格以及对权力的“隐藏式”书写三个方面。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再探讨

文学文本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显在的文学文本世界,另一个是潜在的文本世界,包括社会、政治、作者、读者、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狂人日记》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现实主义白话小说,在“改良社会”、“改良人生”、警醒和改变国民的精神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狂人日记》文本之外“狂人”的人生历程的角度,动态地延伸出一个潜在的文本世界———“狂人”成为“狂人”之前和痊愈之后,以此从“狂人”思想斗争史的角度来讨论“狂人”形象的社会内涵。     

真实的残酷与悲悯——论阎连科长篇新作《炸裂志》

在阎连科的创作中,农民的疾苦占绝大多数。这些作品描写了人类的生存境遇遭到外界的干扰,原有的生存状态被打破。《炸裂志》讲述了位于耙耧山脉的炸裂由小村庄发展为超级大都市,最终走向毁灭的过程,在其中表现了人性的贪婪、丑恶,"性"力量贯穿全文,一切固有的东西已经烟消云散,"性"、仇恨毁灭了孔家和整个炸裂。     

80年代“爱情理想”书写中知识分子形象的构建和演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给文学带来了又一次繁荣,其中“爱情理想”的书写就是这一转型时期重要的书写类型。本文主要通过文本解读,分析在80年代“爱情理想”书写中知识分子形象背后的文化和精神的演变轨迹,由此从整体上来把握文学原型的共性及演变规律。     

伦理学影响下文学中的伦理身份——以《泰尔耶·维根》为例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第一个属于本土的文学批评方法.该研究方法跨学科地将文学和伦理学相结合,强调伦理身份在文学文本分析过程中的过程和作用,既契合了当下对身份研究的热潮,又迎合了文学文化研究的伦理学转向这一特征.文章试图以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泰尔耶·维根》为例,揭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文学文本分析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文学伦理之“常”与作品生命之“长”

文学伦理是从对文字符号的阅读、领悟转化而来的伦理体验,伦理观的传递主要是由作家的伦理意识、作品的伦理形象、文字的伦理表达来完成的.作家的伦理意识既要啮合于现实生存伦理,又要在这实存中提纯出伦理之“常”;伦理形象往往因承载思潮、观念、习俗等诸多元素而善恶模糊,可以导致“多靶向”的流传;伦理叙事是用文学性语言说出的别样话语,它并非是训诫与说服,却承载着训诫与说服的功能.文学要在生活常态之中寻求伦理的超越,才能完善文学的功能指向,使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得以持久.     

论"建筑人格"的伦理意蕴

如果从精神属性的角度看,建筑蕴含人格,是人格投射的产物."建筑人格"是建筑的人格化积累与沉淀,具有明显的伦理道德属性,主要包含建筑形象气质、建筑生命活力、建筑道德记忆三种基本伦理构成要素."建筑人格"的伦理价值在于通过对建筑的共享性分析,去彰显诠释建筑的伦理精神特质及其本质价值;通过对建筑的人文性辨析,去解读解蔽建筑的生命气质特征及其生命价值;通过对建筑的地域性发掘,去探寻解析建筑的道德记忆特质及其本土价值."建筑人格"将指引建筑及其相关活动中的伦理追求与道德行为的一致性,也可以实现建筑活动中对伦理主体及其责任的规定性,从而体现出建筑人格化表达方式和人格化建筑存在特质的伦理意蕴.     

《红字》的清教主义伦理解读

1990年代至今,文学批评界存在着重理论轻文本的现象。文学批评成了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洞说教,忽视了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作为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著作之一,《红字》被认为是清教主义伦理观的寓言,我们通过运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重读这部美国文学经典,探讨小说所揭示的清教主义道德伦理观,并重构小说女主人公赫斯特·普林在当时的清教伦理环境中的伦理形象,最终可得出原罪-惩罚-救赎是清教主义伦理道德观的最终归宿。     

毛泽东文艺伦理思想溯源

毛泽东文艺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基本原理同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的基本原理是其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文艺伦理思想是其重要来源,同时,批判借鉴了西方文艺伦理思想的积极合理因素.     

晏殊词之“及时行乐”主题初探

晏殊是宋初著名宰相词人,"及时行乐"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都有涉及的文学主题。在考察晏殊词学创作之时,发现晏词中的"及时行乐"主题几乎可以目之为表达晏殊文学思想的一个符号,它承续了前代以来指向内心诗酒声色之欲的特点,反映了在广袤的时间面前对生死的忧惧;同时也表达了晏殊在有限的人生和变化无常的政治生活中,寄情山水自然,为找到安顿内心的路径而进行的深刻反思,研究晏殊词中的"及时行乐"主题,对于理解晏殊的文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希利斯·米勒的阅读伦理观述评

美国现当代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批评理论力作《阅读的伦理》将文学批评与伦理道德相结合 ,从相关概念的梳正、个案文本的伦理解读等方面阐释了文本的阅读与伦理的关系。但现代阐释学认为 ,文本是不可辍读的 ,这就决定了所有阅读都将是“误读”。     

论文学伦理学的实践形态及路径

文学伦理学要成为完善、成熟的文学理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些工作既包括现实意义上的实践和应用，也包括理论意义上的话语建构。在创作实绩方面，文学伦理学需要有体现当下伦理学精神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史、理论影响下的创作实践等三方面的支持。只有在充分的伦理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有充分的对伦理文学的“创作谈”，才能有伦理文学批评。在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需要在清理中外典型的伦理题材文学作品和中外文论有关文学伦理的思想观念基础上，进行文学伦理学体系的学术建构，确定框架和范围以及主要内容，进一步实现话语的建构。在理论应用方面，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实践形态，把文学伦理学应用到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述之中，将深刻而长远地影响文学创作。文学伦理学要成为成熟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广泛的实践应用，应用于文学史书写和文学研究，这不仅是理论建设的需要，在根本上也是寻求文学研究和文学书写的突破与发展。     

朱子学视域下之“明德”新解

“明德”一词始见于先秦文献中，但因强调其伦理内涵而未突出哲学的特质。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从《大学》中重新发掘“明德”，除接续经学家从道德伦理的维度解读“明德”内涵的模式外，在理学的范式下既精致地阐述“明德”须先“为己”，又分别从心、性两个方面论述如何“明”“明德”的问题。而对“明德”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是理学家深化其在理学论域内的哲学内涵，还是他们重构“天下一家”王道理念的政治需要。     

超越"个体伦理政治"与"制度伦理政治"的逻辑

“个体伦理政治”、“制度伦理政治”是政治伦理的两大基本类型。其中,任何一种类型在政治伦理的历史展开中都具有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但都必须扬弃与超越。本文主要从五个层面具体地分析了两类不同的政治伦理之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立足于“制度伦理政治”,彻底摈弃“个体伦理政治”的思维,贯彻“制度伦理政治”优先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吸收“个体伦理政治”中强调个体道德修造的合理之资源。惟有如此,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成长才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