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民间社会的文化等级——以甘肃洮岷地区青苗会权利类型为例

甘肃洮岷地区青苗会产生于清代初期,是负责洮岷地区湫神①祭祀活动的民间组织.根据会首参选条件的不同,洮岷地区青苗会内部的权利类型可以分为家族共治型、老人治理型、个人能力与经济主导型三种.在洮岷地区的青苗会组织中,神圣与世俗、精英与民间权力并存,权力类型较为多元,民间社会的文化等级性鲜明.     

对洮岷地区端午龙神赛会中崇拜女性龙王的思考

前言 洮、岷地区,就是现在的甘肃省临潭县和岷县及其毗邻地区。临潭县古称洮州,岷县古称岷州。这两个县在地域上是相连的,又因为这两个县在古代民族、历史的变迁上有诸多的相似性,在地方史志上,常常把这两个县合称“洮岷地区”。     

交感巫附——从江西金溪青蛙崇拜的起源折射南方古代民族青蛙信仰的交感点

中国南方民俗中有关青蛙信仰与崇拜的起源说法较多,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一是稻作祈丰收,二是生殖崇拜,三是戏剧之神等,其中的稻作祈丰收说与生殖崇拜说得到较普遍的认同。笔者认为,青蛙信仰起源于原始巫祭祈雨,巫师交感星相而附会成对西方白虎七星中的“奎星”崇拜,然后被衍生为两种祭祀主题方向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祈雨——稻作祈丰收——社戏祭祀之神,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治水——驱邪逐疫——祈求生育平安。至今仍盛行的江西省金溪县青蛙崇拜现象,折射出南方古代民族青蛙信仰变迁过程中,由巫师对“奎星”崇拜而附会为青蛙神的交感点,从而揭示南方古代民族青蛙信仰由“理念”嬗变为神祗的“神化”过程。     

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斡包节”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传承

传统节日是我国各民族重要的标志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斡尔族的“斡包节”是集民间信仰、传统文化和现代多种文明等多元文化因子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活动。作为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斡包节”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敬畏自然的人文伦理、增强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纽带、弘扬民族文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等。深入挖掘“斡包节”的积极因素,唤醒达斡尔族节日文化的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基因,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有利于提升各民族的自我认知,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且对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洮岷“花儿”的戏谑事象与戏谑理论探讨

洮岷花儿以古朴的民歌样式和丰富的民俗文化的完美结合而显示其独特个性。花儿会是洮岷人民盛大的狂欢节日。田野资料进一步说明 ,“狂欢”是洮岷花儿的一般性格 ,戏谑事象在民间生活中的广泛存在是这一性格的重要内容。对戏谑理论的探讨和建构是基于实地的田野材料。这些初步的理论也许对认识现实的民间文艺和文化现象中的戏谑事象会有一些借鉴意义。     

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信仰的传承与重构

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信仰是以布洛陀为始祖神的壮族民间信仰。千百年来,以神话传说、典籍、仪式、心灵等多种方式在壮族民间传承,并深植于壮族传统文化和广大壮族民众心灵之中。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布洛陀信仰为核心的布洛陀文化记忆链发生了断裂、松散、变迁或失忆。因此,在当前民族文化不断开放与交融的发展时期,有必要对布洛陀信仰进行重新审视和认识、研究与重建,以期其在增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维护边疆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黄佤”中柱崇拜和祭祀仪式的象征人类学解读

中柱崇拜和祭祀是"黄佤"独具特色和丰富内涵的民间信仰。这种祭祀仪式时间不固定,开展频繁,规模小,内容简单。用人类学象征理论解读"黄佤"中柱祭祀仪式,有利于完整地把握"黄佤"中柱崇拜文化的独特内涵。     

金平傣族多重信仰文化探析

金平傣族是一个跨中越边境而居的特殊族群,可细分为白傣、黑傣、普洱傣以及曼仗傣等四个亚族群。由于历史渊源、分布地域的不同以及社会文化的差异等原因,其信仰文化具有与其他地区的傣族不尽相同的特征。本文在长期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金平傣族的多重信仰文化进行初步探析,认为金平傣族的信仰文化呈现出以民间信仰和南传佛教信仰为主、兼有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信仰的多重信仰文化的特色,这实际上是多种信仰文化长期交融与变迁的结果。这一结论有助于改变以往学界对傣族似为“全民信教”（信仰佛教）或“双重信仰”（民间信仰与佛教信仰）的简单化认识。     

森普神山崇拜及其社会整合功能

神山崇拜作为民间信仰,在不同国家、地区曾一度发挥过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历来对山的敬畏和崇拜更为显著,这种崇拜从古至今对这一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本文通过对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界处即安多赤嘎(khri ka)①地区的森普神山崇拜为个案研究,试图理清森普神山与安多其它神山之间的关系,以及讨论当地居民对森普神山的禁忌、祭祀等宗教行为特征和由此衍生的社会整合功能.     

民间信仰的庞杂与有序

民间信仰是指存在于非官方社会层面里的、有一定历史传承的、具有地方特征的崇拜各种神灵的信仰体系,主要表现为以主题而非偶像神为由的祭祀仪式.原始社会没有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晚于原始宗教的形成.民间信仰不是宗教,也不是民闻宗教,它属于宗教之外的信仰体系.民间信仰人群是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的第三类人群,即信神不信教人群,并且是现代社会里不断增长的人群.     

作为研究视角的“社”信仰——以广西龙江流域村落历史及祭祀习俗为个案

本文在回顾近代以来与“社”这一概念相关的研究的基础上,从广西龙江流域宜州市一个普通村庄的历史叙述及当地“做社”祭祀习俗切入,分析村落“社”信仰生命力的来源,认为“社”源自于自然崇拜,承载着道德规范的力量,建构起信仰与禁忌相互依存的社会观念.与“社”相关的信仰与祭祀习俗在历史与当下的多重内涵,及其存续方式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足以使之成为切入民间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在田野实践上构成一种方法论.     

“民族团结”命题的宪法逻辑及其展开

“民族团结”作为宪法民族权利的政策表达,是特定价值观和信仰的制度建构并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民族团结”命题一经提出,即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展现了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程序民主与政治共识统一中的宪法逻辑.通过对“民族团结”命题的结构化分析,有助于厘清“民族团结”在宪法框架中的基本属性、思想源流、现实基础,把握其与整体国家观的辩证关系,进而设置不同方式促进其具体化、通俗化、实证化.     

上党地区的赛社文化与民间法

山西上党地区的赛社活动源于对土地神的自然崇拜与祭祀仪式,与古代国家祭祀礼法同源,具有多神崇拜、地域性与民间娱乐性的特点。在历代国家礼法制度下,赛社活动也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礼仪规则与习俗文化,不仅反映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也表现了差序等级的传统礼法秩序与特殊的乡土文化与乡村治理模式,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民间法样态,对民众的内在价值与外在行为取向起到规范、引领与约束作用。     

浅谈民俗与西藏民族传统体育

风俗习惯是一种传承的社会文化现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都普遍存在。由于藏民族所处独特的地域和环境,产生了与西藏民俗相适应的、风格各异、形式多样的藏民族传统体育。藏民族传统体育源于生活,反映出藏族社会生活和特有的民风民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藏族群众精神文化和娱乐的主要方式。西藏民族传统体育与藏民族的信仰民俗有着直接的关联,在西藏民间沿袭着的达玛节、望果节、插箭节、萨嘎达瓦节等的崇拜信仰祭祀活动中,体育运动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西藏的民俗节日是比较多的,传统体育也是西藏节日民俗的重要内容。     

改土归流与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嬗变——以土家族为例

改土归流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间信仰上主要体现为信仰神团系统、祭祀仪式、祭祀用品的变化,并导致传统神职人员的社会功能弱化和社会地位的下降.     

拂去历史尘埃,重现始祖灵光——“壮族始祖布洛陀”编造说辩正

布洛陀是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桂西和滇南一带壮族民间一直流传着布洛陀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开创农耕、安排秩序、规范道德、构建和谐的神话传说,民间麽公一直传唱赞颂布洛陀历史功绩的经文;一直传承着始祖布洛陀崇拜信仰及祭祀习俗。近10年来,壮学研究者对壮族民间的布洛陀信仰、经文和祭祀活动进行调查和研究,对民间流传的布洛陀神话、经诗和布洛陀习俗进行梳理,诠释其中的文化内涵,阐明其信仰的性质、定位与演变,揭示了历史上壮族及其先民对于始祖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的面貌。从理论和实践上辨正互联网上所谓的始祖布洛陀编造说之谬论。     

从国神到家神:武陵地区伏波信仰变迁研究

伏波将军马援信仰是武陵地区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唐宋之际,伏波将军成为国家神系中的显赫神灵.元明清时期,伏波神职功能逐渐泛化,成为武陵地区各族群广泛信仰的地方神.在武陵地区土著族群的家族化过程中,受伏波文化记忆的影响,一些家族形成马援祖先认同,使得伏波神成为家神.伏波神与家神结合,使伏波信仰在武陵地区产生了跨越历史时空的影响.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     

祀典“先贤”与民间“圣母”——官民互动背景下冼夫人信仰衍变与其形象建构

通过对广东西部与海南盛行的冼夫人信仰发展衍变的观察和探讨可知,隋初作为俚人领袖的冼夫人去世后被“立庙以祀”是这种信仰的发轫,然而随着冯冼家族在唐代受到巨大打击,冼夫人信仰曾有过长时间衰微的处境。而明初冼夫人被纳入国家祀典,以及国家与乡村社会大家族的互动,最终促使冼夫人信仰在明清以后成为当地最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其背后体现的是国家对边陲地区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引导过程与深刻影响。     

宗族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以海南临高“村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文化纽带。通过对海南临高吴氏宗族文化实践及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进行阐释，认为吴氏宗族在祖先崇拜中对博学的尊崇，族谱修订仪式中基于学识的宗族地位和身份确立，宗族教育中基于道德伦理、礼俗互动的宗族惩戒和表彰，以及冼夫人信仰文化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突出展现的是重教兴学、崇德、行善、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在吴氏宗族文化体系中，宗族成员的祭祀仪式和宗族制度体现出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维系和互助、共治观念，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从古代儒学观念嵌入下的民族交往，到冼夫人信仰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建构，再到临高“村人”文化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多元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外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铸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