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劝与教化；儒教对传统小说之影响

惩劝与教化；儒教对传统小说之影响张振军儒家封建思想对我国占典小说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将这种影响合理化、具体化者，则是小说理论中的“惩劝教化”说。几乎可以说，“惩劝教化”模式牢笼了我国整个封建时代的小说理论和创作。至明代中期，“泄愤”说的出现。打破了“惩...     

浅谈鲁迅小说的“意识流”

提起“意识流”小说,人们很容易想到王蒙前几年写的《春之声》、《蝴蝶》等作品。其实,在我国最早把“意识流”手法系统地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当推伟大的文学革命先驱、杰出的新文学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先生。“意识流”这种创作手法,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不是没有,但大多是偶然地、零星地出现,或者可以说是作者无意识采用的。但到了鲁迅则不同,他是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采用当时流行于西方的这种“良规”,同时又融进了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营养,加以自己的发挥,形成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意识流”。这也是鲁迅对我国现代文学的杰…     

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的历史考证

小说《在医院中》是丁玲中期创作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令她在政治上饱受磨难的一部作品。她一生中很少就这篇作品发表意见,甚至可以说是三缄其口、讳莫如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对小说《在医院中》如此敏感呢?通过对作品中的“XX医院”“人物事件”“创作动因”以及延安文艺整风与丁玲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的详细考证,可以深入探讨丁玲在1940年的情绪低沉、思想困顿、情感纠葛和自我救赎。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的重新梳理,可以揭开丁玲创作《在医院中》的历史之谜。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论争和发展

一“虚”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家和一些正统文人,曾一再指责小说“迂诞依托”,“其言浅薄”,①荒诞不经;认为小说均系“违理”之“道听途说”,“损实”之“街谈巷议”;要求小说作家不要“苟出异端,虚益新事”,②使其“真伪不别,是非相乱”。③宋元以后,随着通俗小说中的“讲史”的发展,特别是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有关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的讨论,也就转移和集中到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一“虚”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家和一些正统文人,曾一再指责小说“迂诞依托”,“其言浅薄”,荒诞不经;认为小说均系“违理”之“道听途说”,“损实”之“街谈巷议”;要求小说作家不要“苟出异端,虚益新事”,使其“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宋元以后,随着通俗小说中的“讲史”的发展,特别是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有关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的讨论,也就转移和集中到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     

神秘与现实之间──论贾平凹的小说创作

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审美契合点在神秘与现实之间。纵览贾平凹的小说作品，虽呈驳杂斑斓之状，但只要认真梳理、辨析就不难发现，贾平凹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自己美的归宿；另一方面在“神秘生活”中去营造自己的小说世界；并且在神秘与现实的流注贯通中，去构筑自己小说艺术的殿堂。贾平凹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曾说：“我放弃了玩什么新花样，只是真实地去写，尽力使故事弄得简单，不求圆滑。”①我们认为，这是贾平凹于忡国作家》1腑7年第4期发表的《瘪家沟》以前的创作写照。此前他的小说创作，无论是以《贾平凹小说新作集》为代表的1…     

沈从文湘西小说:“品德重造”的工具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是作为他实践自己创作主旨的秘密代码而存在着的。在他所构建的湘西小说世界里,写于１９３２年以后的小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这一年,沈从文走出了自己的精神误区,他高扬起“民族品德”和“人的品德”重造大旗,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追求。沈从文...     

当代小说的当代意识——关于小说观念变化的思考之一

近几年来,关于小说观念的变化,众说纷纭,小说创作中所呈现的某些“新”因素,也同样令人眼花缭乱。有位中年作家不无感慨地说,当今的文学时代,是个“充满了多种多样‘潮流’的时代”,他预感,随着创作的丰富,将出现“一个多潮流并存”,“其中并无所谓‘主流’的时期”。这个看法,很有代表性,它显然是当今文坛那种“探索”与“抉择”,“不安”与“骚动”的反馈。“本质是单纯的,而现象是迷乱的。”(恩格斯语)那么,今天小说观念的“迷乱”现象,其本质是否依然是“单纯”的呢?     

论贾平凹小说的体式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在体式上可以分为“性格”小说、“人物命运”类小说、“写意”小说、“散文化”的长篇小说。“性格”小说,“人物命运”小说以对某一人物性格的充分展现为结构重点,小说的各组织部分从不同的方面塑造这一人物性格而形成整体的组织关系,人物作为小说叙事内容的展开中心而存在,“写意小说”对于古诗文传统有着明显的继承,“散文化”的长篇小说则出现了一种“絮语化”的倾向。每一种体式都体现了他创作思想、文学观念的变化。     

纪实小说一瞥

在当前小说创作出现“疲软”,读者对小说发生的审美“疲劳”的状况下,刚破土而出的纪实小说却能独秀于林,深得读者的青睐,然而蛾眉遭妬,它也就从此多事了。一本大型选刊要转载《流星》,作者“不禁一愕:‘这是报告文学呀!’”,编辑却“微笑着说‘但也是传记小说’”。于是,报告文学上了小说的选刊。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举行招待会,澄清纪实小说《无冕皇帝》所写的不实,认为是攻击了他及其他十多位文学界人士,有关方面责令作者     

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

“为人生”是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新文学初期现实主义流派的创作出发点(包括某些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也接受“为人生”的口号)。一九三三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     

世情与言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小说的精神缘结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 ,是充分汲取传统小说丰富营养并籍以形成独自个性的作家。她深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 ,尤其欣赏《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写实作品。她的小说创作 ,便是在世情小说的基础上 ,形成对惨烈现实的如实描绘 ;在言情小说的传统上 ,形成对情爱世界的冷峻审视。因严酷的“世情”而寻求温馨的“言情” ,又由颓唐的“言情”返归无奈的“世情” ,构成张爱玲创作的基本路径 ,由此 ,她也激活了现实主义的小说传统。     

说“情”——《红楼梦》艺境探微

<正> 在《“市人小说”“世情书”与<红楼梦>》(载1986年第3期《社会科学战线》)一文里,我们从史的源流探讨了《红楼梦》作为“人情小说代表作”有异于“世情书”的基本特点,但是,仅仅借用“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这句评语,还只能说明《红楼梦》在“人情小说”创作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并不足以概括它的特殊的“情”的境界的创造。可以说《红楼梦》还在手抄本阶段,就有人开始从“情”方面阐发作者的创作宗旨了。     

《老张的哲学》——老舍小说创作的奠基石

<正> 《老张的哲学》是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它在老舍小说的创作道路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一) 《老张的哲学》奠定了老舍以后的小说创作以市民、特别是以北京市民为描写对象的基础。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是一种艰苦的探索过程:在探索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探索主观世界。他既要寻求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也要探索适合于发挥个人特长的客观世界。“作家总是选择与他的创作风格一致的题材来写。”(老舍:《题材与生活》)老舍选择的是市民生活、特别是北京的市民生活。他的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大都属于这一部分。市民,是个范围十分宽阔而又极为复杂的社会阶层。其中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有。以     

学习契诃夫的小说创作艺术

契诃夫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他生于一八六一年,卒于一九○四年,在短促的一生中,写下了五百多篇短篇小说。契诃夫自己曾说过:“自从莫泊桑凭自己的才华为创作定下那么高的要求以后,写作就变成难事了。”而列夫·托尔斯泰却认为:“契诃夫的才能要比莫泊桑的才能要精纯得多”,并称赞道:“他的写作手法已登峰造极。”契诃夫的小说不仅有着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有着高度的艺术成就。托尔斯泰评价说:“他的那些小说完全是一种精工的细木器”,“他的作品里样样东西都是活的”,“他从没写过多余的一节,每一节都是或者有用,或者美丽”。契诃夫小说是人类精神宝库中的瑰宝,挖掘这一部分矿藏,象鲁迅说的那样实行“拿来主义”,用以     

论鲁迅的“辫子三部曲”

鲁迅先生因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对中国人头发的遭遇极其敏感且终生关注。当鲁迅还是孩子的时候,辫子最初向他“提醒了满汉的界限”;在青年时代,他因剪去了辫子而受到“社会的责罚”;一直到临终前的两天,他还写文章表示对辫子“仍然要憎恨,愤怒”。③因此,辫子成了鲁迅一生中写得较多的东西。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写辫子最集中的作品是《风波》(1920年8月)、《头发的故事》(1920年9月)和《阿Q正传》(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这三篇小说创作的时间相近,而且均以辛亥革命前后作为时代背景。在内容上它们又互有联系,有些人物甚至彼此出现。如《风波》中的七斤在《阿Q正传》里被提到,《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也像《阿Q正传》里的钱大少爷那样,被人称作“假洋鬼子”,并且也棒打了笑骂他们的人们,等等。所以,可以说,这三个短篇小说构成了鲁迅的“辫子三部曲”。     

“两结合”能成为独立的创作方法吗?

有许多小说和电影,人们看了,常常发出这样的议论:“不真实”。碰到一些搞创作的同志,也深有感慨地说:“我们文艺最大的问题是‘假’。”“四人帮”打倒了,出现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是那种“不真实”的状况是否彻底改变了呢?没有。文艺上出现这类情况,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怎样正确对待文艺与政治关系等问     

废名的《河上柳》

大家都说,废名的小说最难懂,这个评价,连作家自己也承认。《河上柳》就是其中之一。废名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时曾说,“简直是一个梦,我不知这梦是如何做起,我感到不可思议!” “我写《河上柳》,是在某一种生活之中,偶然站在来地一颗杨柳之下”引起的。这确是一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别致,也颇费解的小说。其原因,是因为小说实实在在写了一个“梦”,写了作家“个人的脑海深处”的东西,所以有很多的跳跃,空白,联想,     

论鲁迅小说作者“说”的方式

兴起于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叙事学主要有两方面的理论可以用来作为分析小说叙述形式的工具。一是视点理论,即作者以什么方式看小说的故事世界和以什么方式说故事。二是叙事时间理论,即作者用什么样的时间方式会组织故事。本文在这里仅运用叙事学的视点理论来分析鲁迅小说中作者是选择什么样“说”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叙述者来行使介人文本权利的。 作为作家创作的产物,纯粹客观的无作者介入的小说是不可能存在的。鲁迅小说扬弃了传统的介入方式,通过叙述者、人物与作者的不同关系巧妙地介入作品,收到了特殊的美学效果,开创了中国小说…     

“先锋”与“红楼”可贵的参照系——从两个文学现象谈起

<正> 从80年代初滥觞直至80年代中期形成高潮,一批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创作而成的所谓“先锋”小说蔚为大观.“先锋”小说的出现,或许有其某些所谓与西方“类似遭际的文化情境”,而众多作家力图突破传统小说固有的审美规范,为反映自己对历史、社会和人生体验与思考而寻求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动机,是十分明确而强烈的.“先锋”小说的出现,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使得长年沉寂的小说界变得热闹非凡.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时过境迁,对于“先锋”小说,读者由热情顾盼转而变为漠然置之.这究竟是为什么?是接受现代派的文化心理准备不充分?非也!可以说,现在的读者,文化心理准备比任何时期都要充分得多.     

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的时代特征——近代文学理论研究之一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间,中国社会动荡之剧烈、矛盾斗争之复杂,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风雷激荡的历史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也特别活跃。其中,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尤其引人注目。这个时期的小说理论,呈现出了一种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风姿,促进了当时小说创作的繁荣,也为现代小说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研究这个时期的小说理论,正确估价它在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当前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