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还原、文本解读到诗学建构——民国诗歌研究的三个方法论案例

民国时期的中国诗歌研究有着三个方面的困难:历史文献的保存与整理、进入诗歌文本的基本方法以及中国新诗自身诗学框架的建立。刘福春、孙玉石与骆寒超三位先生分别在这三个方面做了认真的探索,贡献了值得重视的学术经验,是我们进一步推进新诗研究的重要参考和借鉴。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中国新诗具有两种"传统":其一是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其二是新诗自身的传统。一方面,新诗从情感、趣味到语言形态等全方位地与古典诗歌建立着联系,另一方面,新诗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新诗在创作主体、文本、形式等方面均已获得自由、独立的形态。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以新诗文体为例,首先论述译诗集中体现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特征,引领中国新诗朝着“现代”的方向发展;进而认为翻译诗歌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推动力,反映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诉求;最后从具体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证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形式、精神情感以及先锋特质、颓废色彩等现代性因素与翻译诗歌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翻译诗歌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

英美意象派诗歌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诗歌理论不仅直接加速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参与和影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理论的建构。论文对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阶段及特点进行了梳理,以期揭示其与中国现代新诗的不解之缘。     

中国当代诗歌荒诞意识的表现形式

荒诞意识是现代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随着生存状态的急剧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互相交流与借鉴，荒诞意识也不可避免地以各种形式反映在中国当代诗歌中。本文从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当代诗歌中的荒诞意识。首先是以文革后期产生的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对荒诞现实的揭示与否定；其次是诗人对自我生存的荒诞性的表现以及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对诗歌的缺席；最后是由于当代诗歌对历来诗歌语言传统的否定与重建所导致的诗歌文本的荒诞。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鲁迅和中国诗歌会

中国诗歌会是“左联”领导的群众性诗歌团体,它对我国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诗歌会紧密配合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为反帝反封大喊大叫,它大力倡导诗歌大众化,推动新诗与群众结合,使新诗放一异彩。我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与中国诗歌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诗歌会的热情指导者和     

传播学视域中的中国新诗的历史演进

中国新诗的诞生、发展及其历史演进,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复杂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对传统诗歌文化资源与域外诗歌文化资源的重新"编码"、"解码",带来了中国新诗丰富多样的生态格局.而诗歌创作"信源"的日渐单调,则导致了40年代末中国新诗的渐趋畸零.     

传统诗话的绝唱——论《新诗年选》中的诗歌评点

1922年由"北社"同人策划出版的《新诗年选》,由于诗歌文本后面的评点而被赋予了与同时期其它新诗选本相比不同的历史功效。这些诗歌评点,在形式上,是中国古代诗话批评模式的延续;在内容上,实现了中国传统诗学思想和外来诗学资源的有效结合。因此,成为中国传统诗话在中国现代诗坛的绝唱,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吕进与中国现代诗学的体系建构

吕进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诗歌理论家。他从理解诗歌作品和诗学精髓出发 ,通过对优秀作品和其他诗学主张的全面打量 ,以诗歌的视点特征、语言方式为核心 ,提出并建构了独特的现代诗学体系 ,即新诗文体学体系。吕进的诗学体系以新诗的内部研究为中心 ,将古今融合、中外交织 ,切近新诗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是对中国诗学所进行的既求实又创新的推进。     

中国诗歌的民族风格

中国诗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委婉含蓄和优美自然的民族风格,这既是中国诗歌创作长期探索总结的结果,也是民族性格和民族审美体验在诗歌中的体现。这一诗风应该在我国新诗创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以改变近年来新诗的张扬和造作的倾向。     

“数码诗人”与新诗的新媒体传播

新媒体时代,中国新诗的生产和传播生态发生了变革,“数码诗人”应运而生。“数码诗人”是中国新诗新媒体传播的主导者,他们遵从数字媒介的技术法则和游戏规则,实践“自己动手”的美学,由此生成多路径、交互性、复合式的超文本诗歌。在给予读者自主性的同时,“数码诗人”让渡了建构经典文本的权利。数码诗歌的游戏倾向可能构成消解诗性的力量,超媒体的表现形式靠拢了大众的趣味,交互式的嬉戏也逗引了局外人猎奇的目光,但诗歌本身的处境并未改变。对于浸淫于大众文化中的网络受众来说,诗歌的智性挑战足以令他们敬而远之,因此,数码诗歌难免沦为诗人圈子内部的“游戏”。新诗的“数字化生存”由此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困局。     

马雅可夫斯基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本文系中国新诗与外国诗歌关系的系列论文之一，较为全面地勾勒了马雅可夫斯基在哪些方面对中国新诗产生过影响，及其影响的正负效应。     

在译诗与新诗之间的思考——读熊辉的《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一书以界定五四译诗的时代特质为切入点,不仅将翻译诗歌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语言和技巧层面上,还从翻译对诗歌文本的选择、传播、接受和影响等重要问题上进行了探讨,创新性地提出了“潜译诗”的概念及与其时新诗创作的互动关系.其书的特色是主题明确、立意高远、文风简洁、考据充实.此外该著作专门谈论了五四前后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为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空间.     

庞德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发起人埃兹拉·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德为中国新诗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诗歌创作又对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左翼诗人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试论中国自由诗的音乐性

试论中国自由诗的音乐性王毅关键词自由诗，音乐性，节奏，格律诗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１２０７．２５从诗史的发展看，中国新诗无疑取代了旧诗。但这种取代却是以新诗的失聪与哑口为代价的。正是在音乐性问题上，新诗尤其是自由体新诗一直面临着来自传统诗歌的报复：...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