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空间溢出与农村减贫

在对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设置邻接权重、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三种空间关联模式,从空间维度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农村贫困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高”与“低-低”集聚的特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不仅能促进本地区农村减贫,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农村减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有助于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农村减贫。提出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减贫。     

数字技术、信贷可获得性与农户多维贫困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三期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从信贷可获得性视角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减缓农户多维贫困,采纳数字技术农户的贫困降低了23%,缓解信贷约束是数字技术减贫的重要机制,且突出表现在正规信贷部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减贫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减贫红利没有被全体农户公平共享。基于贫困维度分解发现,虽然数字技术能减缓绝对收入、生活条件、医疗、教育维度的贫困,但经由信贷可获得性的减贫效应仅体现在绝对收入维度,农户信贷需求仍以满足消费性信贷为主。因此,在激发“互联网+”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同时,要考虑数字红利公平共享和农户多元信贷需求等问题。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的产业扶贫增能

在诸多扶贫举措中,产业扶贫被视为治本之策。学术界关于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的分析大多聚焦于经济学意义的增长,既忽视了扶贫产业嵌入性的特征,也忽视了贫困农户产业实践的多重减贫效应,因而无法突破产业发展与贫困农户发展之间的抽象对立。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扶贫产业的嵌入性特征,关注产业扶贫的经济性和福利性双重属性,发现产业扶贫对贫困农户的最大作用,不是增收,而是增能。为研究产业扶贫的减贫效益,探讨扶贫产业发展如何促进贫困农户发展和能力提高,需立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构建产业扶贫何以增能的分析维度和研究框架,将对产业扶贫的认识从经济发展项目扩展为社会政策项目,将产业扶贫发展从效率导向转向成效导向,从权利和能力等多维视角考察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     

产业扶贫场域下村集体经济组织运作模式及其内在逻辑——基于西南地区贫困村的个案分析

农村场域作为扶贫资源项目运作的承接场所,其地缘、血缘、业缘特征形成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活动的特定空间。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以西南地区代表性贫困村的农业产业化发展为例,探讨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结构要素及其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在产业扶贫场域下,贫困村在制度要素的合法性、组织存续的逻辑性以及社会交换网络的密集性三重规制下建成了“村委/致富带头人+合作社+贫困户+农户”形式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制特征与礼俗特征决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作机制:体制精英在识别政策目标后,遵照制度性合法性标准整合社会资本,对正式关系、非正式关系进行有机整合,从而架构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动俘获产业扶贫项目推动农业产业化实现减贫目标。     

乡村能人带动精准脱贫的多维效应与内在逻辑研究——基于连片特困区A村的田野调查

在精准脱贫方兴未艾的浪潮中,关于精英俘获与能人效应的研究有待商榷。集中连片特困区A村的典型事例为我们深入了解当前脱贫治理中能人效应问题提供了事实依据,同时证明精英理论对当前农村社会治理有效性的解释力。有鉴于资源贫乏、低自主性的贫困现实,乡村能人带动精准脱贫,便成了乡土逻辑中的适宜性治理形式,有助于带动村域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贫困户可行能力改善。文章采用质化研究方法,从精准执行效果、村域经济效益、社会治理成效等多维效应出发,综合评价能人在贫困户精准分类、资源整合开发、脱贫治理结构优化方面的能力集合,分析其在贫困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并从作用基础、结构动因、目标导向方面,论述能人效应带动精准脱贫的内在逻辑,进一步得出乡村能人引导贫困户行动、激活村域经济活力、优化扶贫组织关系结构的作用机理。     

社会资本与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分解及影响 ——基于陕西省南部农村的调研

在城乡二元体制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地区留守老人逐渐增多,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基于陕西省南部331份调研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度模型测度农村留守老人在收入、健康、医疗、抵御风险能力、居住条件、生活状况、心理状况七个维度上的多维贫困状况,并借助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及其各构成要素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单维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四个指标分别是生活燃料、患病被照料、疾病、卫生间,被剥夺比例均在60％以上;2)农村留守老人二维及三维贫困状况较突出,四维及四维以上贫困发生率较低.健康、生活状况、居住条件、抵御风险能力是农村留守老人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四个维度,也是导致农村留守老人陷入多维贫困的主要因素;3)社会资本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在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脱贫减贫中的作用最显著,社会声望仅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减贫有一定正向作用,社会参与则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无显著影响.这说明,此后在解决和防范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上,应多关注非收入层面并重视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     

非自愿搬迁经历与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兼论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交互效应

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探讨非自愿搬迁移民的相对多维资产贫困以及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的交互影响,并利用三峡库区非自愿搬迁移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非自愿搬迁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状况较原居民严重,且非自愿搬迁也剥夺了移民代际再生产资产;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互补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互补效应还会受到安置方式和安置时间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于阻断移民代际贫困传递,以及采用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协同互补性来提高减贫效率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区域发展视角下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及脱贫的思考

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后,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于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的关系应如何把握而产生了不少困顿。连片特困地区这一提法早已有之,经过一系列的政策演变,在区域发展和减贫方面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仍需解决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发展带动减贫效应的削弱、进一步提升片区攻坚减贫效率、多维贫困问题、消解片区的贫富分化、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精准脱贫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区域发展为视角、提升片区定位精准度,以多维贫困为视角、提升减贫内涵精准度,以精准扶贫为视角、提升脱贫手段精准度,构建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推进的新机制。     

多维贫困视阈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 ——基于南疆四地州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兼具"财政性"和"金融性"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旨在回顾脱贫攻坚过程中其对南疆四地州已脱贫县收入型贫困、教育型贫困和医疗型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效应,探索其为乡村振兴的接续工作提供有效支持.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已脱贫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并非呈现线性化常态,而该地区减贫效应地发挥需要跨越不同的门槛节点.其中,在抑制收入型贫困时需要跨越双重门槛,对医疗型贫困的减缓则仅需跨越单一门槛,而对教育型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无显著的门槛特征,即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在贫困维度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振兴金融政策的匹配与调整提供参考.     

差异视角下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安徽省W县B镇2033户贫困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基建投资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应更显著,且长期减贫效果优于短期;产业扶贫能够显著促进贫困户摆脱贫困,且政府扶持政策越强的产业往往向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倾斜,使其减贫效果更明显.另外,金融扶贫能够促进产业发展,而且这种减贫效应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更显著;“村外结对”帮扶对贫困户的减贫效果优于“村内结对”自助,而且对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果达到10%显著水平,而对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我国在落实精准扶贫措施时,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旅游扶贫的作用机理及减贫效应探析

旅游对扶贫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为旅游打破贫困地区生态文化资源丰富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两难悖论,给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带来收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和岗位,带去消费,提高当地人口素质,突破贫困、人口、资源恶性循环等方面。旅游扶贫的减贫效应,主要包括经济减贫效应、社会减贫效应、生态减贫效应和文化减贫效应等。     

农民合作社社员身份的增收和减贫效应

基于2020年6-9月对全国典型地区农民合作社及其社员和非社员的集中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评估社员身份对农户增收和减贫效应的影响,其中增收效应区别为增收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并分组评估社员身份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社员身份对农户增收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均有显著增进作用,但增收和减贫效应存在显著组间差异。水平维度上,社员身份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大,兼具增收和减贫效应;垂直维度上,社员身份对中高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大,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较微弱,仅有增收效应,减贫效应不明显。基于此,提出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和延长产业链,健全低收入农户嵌入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多措并举激发低收入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和鼓励合作社积极参与产业减贫等建议。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与贫困治理

本文考察了2010-2016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构成对减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部门构成与减贫效应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首先,随着农业部门比重的下降,经济结构的变化会对减贫产生积极的影响。农业发展是减贫的良好指标,但农业部门在经济中所占比例的增加将对减贫产生不利影响。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对减贫有积极影响。但地区人均经济总量的增加对于减贫的作用呈现出递减态势,其根源在于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城市起到关键作用,而乡村的经济实际上较为薄弱,因此地区人均经济总量的增加并没有大幅度的减少贫困。第三,城乡差距与贫困率成同方向变动,说明城乡差距越大,贫困发生率越高。第四,经济发展方式对减贫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发展中,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减贫效应的提高,而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其减贫效应是不显著的。     

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效应研究 — —以凉山州为例

近年来产业扶贫具有的造血功能以及对减贫的可持续性,在精准扶贫中受到极大关注。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的 特点和各区际异质性,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减贫效果都不同。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阐释了 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农业产业更能助推农户减贫的机理,并以凉山州为例对三次产业的减贫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凉 山地区发展农业产业能够提高农户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比其他部门更加显著,并提出如何高质量发展农业 产业从而促进农户减贫的思路。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甘肃、陕西省农户调查资料,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量及其结构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缓解影响。在社会资本的4个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规范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而社会声望、社会网络则会显著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反映出社会资本不同构成对农户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具有方向不一致性。此外,户主年龄越大、户主为汉族、户主家庭中男性劳动力更充裕、户主所在村是扶贫移民村的贫困户,其多维贫困缓解更显著;而户主家庭人口规模较大、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较长、户主所在村庄自然灾害越严重,则不利于其多维贫困缓解。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的增收减贫效应——基于农村数字化与教育投资的调节作用分析

采用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产业融合的增收减贫效应,并使用调节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深入分析农村数字化与农村教育投资的调节机制。实证表明：农村产业融合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改善农民收入结构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农村产业融合会增加农村相对贫困规模,而受农村贫困发展阶段的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具有非线性驱动作用。调节机制表明,农村数字化与农村教育投资均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增收效应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农村产业融合减贫效应的有效调节作用尚未形成。此外,农村数字化和农村教育投资对农村产业融合增收减贫效应的调节作用存在门槛效应。     

贫困地区女性婚姻的减贫效应

分析农村女性婚姻模式演变的基础上,就农村女性普遍存在的“向上婚”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将其与农户家庭贫困相关联,利用2016年获得的甘肃14个贫困村的社会调查数据,就女性婚姻对其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女性婚姻对其家庭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已婚使其家庭致贫的概率降低48.5%;就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而言,女性离户口所在地（娘家）远、有一定技能、家庭拥有较高学历男性、务工人数越多的家庭不容易陷入贫困,而“大家庭”、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老人数对其家庭贫困呈显著正向影响。     

民族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多维贫困程度测量研究——来自163个村3260个贫困户的证据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期,而贫困地区是其短板,贫困民族地区更是短板中的短板,因此要把贫困民族地区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文章运用"双临界值"法对S省土家族聚居的国家级贫困县163个村326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多维贫困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单维贫困测量中,民族地区贫困户在住房、燃料、教育、劳动能力等指标上反映出较为严重的贫困状态;多维测量来看,存在3个及以上指标被剥夺的人口所占比重达81.3%,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贫困程度不断加深;维度分解结果来看,燃料、住房和教育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而新农保和饮水情况的贡献率最低。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减贫的措施。     

中国贫困及减贫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视角考察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视角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贫困和减贫的历史变迁。以国家贫困线标准审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及其减贫演变推进,实际上就可理解为从单一经济收入贫困的简单再生产,扩大到除了考虑经济收入以外,还包括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公民权利等多维综合因素的扩大再生产视角。而立足国内减贫发展态势,将贫困及减贫问题置于国际视野之下,从全球更大范围思考及应对贫困难题,则是中国大国责任在减贫领域的重要体现。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相对贫困多维治理策略研究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贫困样态发生转型,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新时期 的相对贫困是乡村振兴初级阶段的重要课题。 在分析相对贫困多维表征和治理困境的基础上,根据“三支柱”的治理策略,建 立了“制度供给—能力提升—机会公平”的分析框架。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要抓手,通过提升贫困人口可行发展能力,发挥基 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等路径,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提供可行参考 路径,为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提供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