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户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5省75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

利用山东、江苏、福建、江西和四川5省75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采用Logit模型对养殖户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体健康影响认知、环境保护法规认知、政府补贴、技术培训、地区特征、产业组织情况、生猪无公害养殖比例、教育程度、养殖规模以及家庭年总收入等因素对养殖户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环境感知、制度情境对生猪养殖户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影响——以粪污无害化处理为例

基于210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采用Binary Logistic模型,以粪污无害化处理为例,探讨了环境感知、制度情境对生猪养殖户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人口统计变量和经营特征变量的前提下,环境感知因素中养殖户生态意识、责任意识显著正向影响其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制度情境因素中养殖户参与技术培训次数、养殖补贴力度显著正向影响其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社会参照规范变量显著负向影响其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为此,政府应加大养殖户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定及落实促进养猪业健康发展的补贴政策和监督机制,鼓励养殖户实施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促进养猪业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和养猪业可持续发展。     

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影响因素及其行为选择——基于仿真实验的方法

本文以江苏省阜宁县654位生猪养殖户为案例,借鉴行为概率的定义与内涵,选取影响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的影响因素,采用仿真实验的方法,模拟影响因素在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的过程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养殖年限、养殖规模、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认知、生猪疫情与防疫认知等因素的变化均会导致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的改变,并且某些因素的改变与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本文的研究意义,就在于根据仿真实验的分析结果为政府从源头上治理病死猪流入猪肉市场的乱象提供了决策参考。     

禽流感风险下肉鸡养殖户的饮水消毒行为研究

畜禽饮水质量关系到畜禽养殖安全,饮水消毒是防止禽流感等疾病传播的有效方法。为保障肉鸡的饮水健康,有必要了解养殖户饮水消毒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通过收集全国331个肉鸡养殖户的调查问卷发现,44%的养殖户畜禽饮用水不加消毒处理,加大了肉鸡的患病风险。采用Logit模型研究发现,养殖规模、养殖收入比重、禽流感联防联控系统参与意愿、地区差异等因素显著且正向影响养殖户的饮水消毒行为。提倡规模化养殖和联合防控,将有助于推动养殖户采用饮水消毒。     

养殖企业畜禽粪尿处理方式选择、影响因素与适用政策工具分析——以太湖流域上游为例

利用从太湖流域上游40户养殖企业收集到的畜禽生产和粪尿排放、处置的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回归分析了影响养殖企业畜禽粪尿处理方式选择的因素。结果表明:不同规模的养殖企业畜禽粪尿处理方式的选择有差异,规模小的养殖场更倾向于采用出售方式处理畜禽粪便,养殖规模大或者饲养牲畜的企业则更青睐采用沼气方式处理畜禽尿液;贷款困难的养殖企业修建沼气池的可能性较小;行政干预对引导畜禽养殖企业选择环境友好型的粪尿处理方式效果显著,被要求整治或者搬迁的养殖场采用沼气处置畜禽粪尿的意愿更为强烈;而宣传、培训等非行政干预又不具备激励性的手段对需要投入较大成本的畜禽粪尿处置技术的推广效果并不显著。从畜禽粪尿处置技术推广的对象、配套政策和推广手段3个方面提出推广防治畜禽粪尿污染的环境友好型技术的政策建议。     

畜禽养殖末端污染治理政策对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

生猪养殖业末端环节面源污染日趋严重,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在此背景下,选取“技术补贴”、“设施补贴”和“收入补贴”三项补贴政策,构建选择性实验,分析了山东、江苏、福建、四川和江西五省在内的648户养猪户对上述三项畜禽养殖末端污染防治政策的接受意愿。结果表明,养殖户对“技术补贴”、“设施补贴”的接受意愿较高,对“收入补贴”的接受意愿不显著。进一步计算出了养猪收入的EKC拐点,分析了拐点两侧样本的设施投入、技术水平、收入水平对粪便处理量的影响,最后发现只有当收入向设施、技术等方向转变时,收入才对污染处理行为产生影响。     

生猪养殖户对环境福利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江苏阜宁县的案例

文章以江苏省阜宁县的654户生猪养殖户为样本,构建有序Logistic模型研究生猪养殖户对生猪环境福利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生猪养殖户的受教育年限、生猪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养殖年限、是否进行死猪的无害化处理、虐待猪的行为等变量对其生猪福利态度有着显著影响,而政策环境所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认为,目前养殖户对生猪环境福利持相对积极的态度并不主要建立在对生猪福利认知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生猪养殖经济利益的追求之上.因此,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必须加快普及动物福利的理念,逐步实施生猪福利的政策,推广动物福利的养殖模式,从源头解决禽畜产品的质量安全隐患.     

养猪农户规模变动效益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关中地区养猪户的调查

以陕西省关中地区195个养猪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应用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对养猪户生猪规模变动效益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养猪户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养殖规模、养猪劳动力人数、养猪净收入等内在特征与养猪户是否参加养猪合作社以及政府是否提供服务、培训等外在环境因素对养猪户的规模变动效益具有显著影响。因而政府应对生猪产业给予长远规划,完善养猪农户生猪补贴政策、保险政策以及给予农户所需资金优惠贷款支持,大力支持农村养猪合作社发展以及引导提倡农村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方式,从而使我国生猪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规模化生猪养殖污染防治的现状与政策启示——基于养殖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规模化生猪养殖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归纳和界定规模化生猪养殖污染防治行为的内涵,并进一步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交叉分析研究规模化生猪养殖污染防治行为的群体差异。研究发现:规模化生猪养殖的污染防治行为具有多维性且总体实施情况一般;其无害化处理行为的群体差异显著,资源化利用行为的群体差异部分显著。据此,应进一步强化源头治理以提高污染防治的执行能力、加强过程监控以提高污染防治的规范水平、重视末端利用以推进污染防治的综合利用,从而有效改善规模化生猪养殖污染防治政策的实施效果。     

规模养猪户的环境风险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对湖北省248个规模养猪户的调研,发现养猪户对环境风险感知的程度整体偏低,其中对空气环境风险感知的程度最高,对水体的环境风险感知次之,对食品安全污染的风险感知最低.同时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养猪户的环境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以及过去行为因素均显著影响其环境风险感知的程度.并通过分析养殖规模的调节效应,得出养殖规模对养猪户主观规范—风险感知、知觉行为控制—风险感知、过去行为—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据此提出:应鼓励养猪业适度规模化;加大对养猪行业环境风险的宣传教育,提高养猪户的环保意识;提高对规模养殖户的生态补偿水平.     

防控生猪重大疫病:养猪户生物安全行为发生机制研究 ——基于四省(市)的调查数据

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是防控生猪重大疫病的坚实壁垒,只有不断提高养殖场生物安全水平,才能确保养猪户养殖收益稳定和社会安定.结合调查数据,在全面分析养猪户生物安全防控现状基础上,运用Logit-ISM模型确定养猪户生物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探析其内在发生机制.结果表明:第一,养猪户生物安全措施和技术采用不完善,投入品采购和使用、疫病防控等是薄弱环节,养殖场生物安全水平不高.第二,养猪户决策人受教育程度、养殖规模、养殖收入比例、技术培训和标准化养殖场认知对养猪户采纳隔离观察措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养殖规模、养殖收入比例、标准化养殖场认知、养殖保险、技术培训和生产组织对养猪户采纳消毒处理措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不同影响因素间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关联,养殖环境特征和行为认知特征是养猪户生物安全行为形成的直接原因,个人基本特征和生产经营特征是间接或根源原因,但后者需要借助前者发挥影响作用.     

养猪专业户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省378个专业户的调查

基于湖南省重点养殖区湘潭县、宁乡县和资阳区378户养猪专业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分析了影响湖南省养猪专业户借贷需求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养殖户对政策的认知程度、养殖户投资规模、生猪市场价格预期等4个因素对养殖户借贷有正向影响,养殖户户主年龄、养殖户收入、养殖户的财产和自有资金状况等3个因素对养殖户借贷有负向影响,养殖户的养殖时间对养殖户借贷没有显著影响。     

农业补贴政策的区域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黄冈等典型主体功能区为实证

基于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划的分析框架,以武汉、黄冈以及荆门等典型地区的6个乡镇42个行政村的518个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主体功能类型区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应,并运用HLM模型进行分层并讨论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存在提升效用,但因农业补贴强化了农民的承包权意识,因而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建立的情景下对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着一定的抑制性。（2）村庄和农户个体两个层面均有指标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存在着显著影响;在村庄层面,是否有公交对农户感知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有着显著影响。在农户个体层面,村干部经历、自身自信程度、抵抗灾害能力、耕地块数、农业生产工具等对农业补贴的实施效应也有着显著影响。（3）不同主体功能区受访农民对农业补贴实施效果的评价存在着明显差异。农产品主产区农业生产所占收入比重较大,受访农民对政府农业补贴标准的敏感度较高,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的评价略低于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农民。     

农户参与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南平地区286份调查问卷

基于福建南平地区286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对农户参与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农户受教育水平、个人年收入、对周边环境的关注度、村委会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的宣传次数以及对整治工作的了解程度对于农户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的参与意愿影响显著,是否从事畜禽养殖业、与养殖户的关系密切度、家离最近主河道的距离与农户参与意愿呈负相关。地方政府和村委会应加强资金投入、治污科技投入和宣传,提升农户参与积极性,提高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绩效。     

中国规模化畜禽养殖的现状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利用1998—2011年中国畜牧业数据,对中国规模化畜禽养殖业发展状况以及规模化养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中国规模化畜禽养殖的发展程度比较低,但规模化畜禽养殖是中国畜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2）中国畜禽粪便产生量较大,牛和家禽养殖的粪便是中国畜禽养殖粪便的主要来源;（3）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畜禽养殖粪便产生量对环境的影响不大,但在部分地区,畜禽养殖粪便产生量对环境还是具有一定的胁迫压力;（4）目前中国畜禽粪便造成的水体流失较高。     

生猪养殖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分析

在CVM基础上，从“受益者付费、第三方治理”的角度，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生猪规模养殖户对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41.64%的养殖户愿意为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支付费用。支付意愿影响因素方面，文化程度、养殖规模、猪场与粪污消纳地距离、养殖收益、对第三方治理的预期与支付意愿显著正相关，养殖年限、外来车辆消毒不便与支付意愿显著负相关；支付水平影响因素方面，文化程度、猪场与粪污消纳地距离、养殖收益、对第三方治理的预期与支付水平显著正相关。在此基础上，利用参数估计法计算得出吉林、辽宁两省生猪规模养殖户的平均支付水平期望值为6.47元/（头·年）。     

不同模式养殖户禽流感防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363份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调查数据CSSCI

基于宁夏中卫市363份农户调研数据,从防控参与和防控强度两个方面识别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防控行为特征,并从养殖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疫情认知、外部环境认知方面选取变量,利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影响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防控参与和强度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规模养殖户比散养户更主动,且防控强度较大;不同模式养殖户防控行为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散养户的防控行为主要受平均投入成本、疫情是否会传染人、政府损失补贴满意度的影响,而规模养殖户除受上述因素影响以外,还受到年龄、文化程度、养殖年限、家庭年均总收入、重大疫情经历、疫情预期损失、疫情会威胁食品安全、技术服务便利性的影响。     

生计资本框架下公共财政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分析--基于重庆市两个少数民族贫困县的调查

以重庆市两个少数民族贫困县295户农户为例,采用Tobit模型分析生计资本框架下公共财政供给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结论如下：（1）样本户生计资本条件较差,政策参与程度较低,人均纯收入偏低。（2）少数民族居民收入与汉族无显著差异,且更容易参与直接增收的公共政策。（3）影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因素包括土地、健康和打工决策,公共政策对农民增收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公共政策应通过改善农民生计资本来间接提高农民收入,在土地、公共卫生和非农产业发展上,政府应帮助更多的少数民族居民参与间接增收的公共政策。     

黄鳝网箱养殖的成本收益水平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仙桃、洪湖、汉南3个地区184户养殖户的问卷资料,分析比较了黄鳝网箱养殖户成本收益水平状况,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黄鳝网箱养殖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养殖户养殖经验、黄鳝饲料利用率、黄鳝销售价格水平以及养殖基地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对养殖户养殖利润的影响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农户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行为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江苏1028个农户的实证

基于益社会性和合作行为的视角,运用社会规范激活理论,构建了农户无害化处理行为的动力机制模型,对农户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行为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利用江苏省苏北、苏中、苏南6县市1028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所感知的环境保护规范对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而环境保护规范受农户对生活垃圾环境污染问题的危害认知和责任归属两个认知因素的共同影响;当农户对其他主体参与农村生活垃圾环境污染治理的行为期望较高时,责任归属更易转化为生活垃圾处理中的环境保护规范。因此,政府及公共管理部门在教育宣传、行政惩罚等策略之外,还可以通过危害认知、合作氛围营造等措施构建亲环境的社会规范,激发农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鼓励其更加主动地实施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的处理行为,从而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