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四十三所领导的是民族起义,而不是宗教圣战

在清史研究中 ,人们常把康熙与乾隆两朝 ,称为康乾盛世 ,其实在乾隆晚期 ,已经不是什么盛世了。乾隆晚期由于重用大贪污犯和 二十年 ,官吏贪污 ,政治腐败 ,特别是地主阶级长期兼并土地 ,土地占有情况严重集中 ,无地少地的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全国各地农民起义的规模愈来愈大。回族学者马通教授在所著《甘肃回族史》一书中写到 :“如乾隆时期的田赋已为清初的二倍以上。乾隆三十九年 (1 774年 )以来 ,仅甘肃布政史王直望为首 ,涉及道、府、州、县百余名主要官员侵冒赈灾案 ,其脏银达二百八十万两 ,为当时甘肃每年正额赋粮的十倍。正因为昏官…     

清代雍正朝官员行政问责与处分类别

雍正朝号称吏治清明,这点和朝廷对官员的管理密不可分.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对于官员的问责与处分,从制度规范,到实际运行,都有一定的力度、深度和高度.就处分类别而言,雍正朝依据官员过误的不同程度设定了罚俸、降级、革职,又围绕着这些处分方式将其进一步细化、具体化,最终形成了集人治和法治于一体的处分类别系统.     

清代皇权在官员处分中的决定性作用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皇权高度膨胀,成为中央集权专制政治的轴心。皇权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在行政人事、尤其是处分官员方面反映更为突出,清代则更为明显。清朝统治者成功地制定了处分法规,创立了处分制度,赋予吏部、兵部处分大权,但是皇权在官员处分中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渗透于处分的各个环节当中。运用档案资料,诸如《吏部处分则例》、《上谕档》、《宫中档》、《惩贪档》、《会典》等,可以比较全面地研究清代皇权在官员处分中的决定性作用。     

朱元璋与致仕官员

明洪武朝致仕官员系指因老疾等而不堪任事或因故等而不愿继续任事的退职官员。不含事故官员,即官员因事故受极刑(处死)、病死、纪录(因职务事故受处分)、行止(道德败坏)而退职、离职或除籍者。一般而言,官员到年令听其致仕;致仕时,为臣者有乞、请,为君者有允、从;致仕后,极少数官员赐第京师,大多数官员离职还乡。     

清乾隆朝宫廷修乐背景考

有清一代的礼乐建设,在乾隆朝达到了高度发展的程度.至此以后,由于清朝国势的衰微,在中国古代奉行几千年的礼乐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乾隆朝礼乐建设有其深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即"康乾盛世"与努尔哈赤到雍正五朝的礼乐建设,为乾隆进行宫廷音乐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乾隆朝治理新疆制度的筹划与确立

乾隆朝清廷统一新疆期间,曾两度分封四汗,招抚回部,拟以分封制治疆,这一计划破灭后又筹划移驻陕甘官员与绿营,于天山南北推行府县,以直省制治疆,但鉴于新疆内外安全局势,最终选择军府制治疆,并构建伊犁、乌鲁木齐双军府。本文基于满文档案,围绕清朝战略目标、对象、条件,解析乾隆朝治理新疆制度的调整过程与最终确立。     

清代处分官员与官员规避之互动研究

处分是封建政府对官员违纪违制等失职行为予以的一种制裁。迨及清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国家政务活动的进一步规范,朝廷更加重视对官员失职渎职行为的处分,这些处分不可避免地对官员各方面产生了影响。而官员们为了避免出现丢官罢职、经济困顿的状况,又开始了对处分的种种规避,从而形成了封建政府与官僚集团之间处分与规避的互动争斗,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特性。     

乾隆朝回部参赞大臣设置的演变

乾隆朝统一回部时,将军属下配置多位参赞大臣。统一后,参赞大臣舒赫德总理回部事务,其身份实为办事大臣。随着伊犁将军的设立,乾隆二十八年添设喀什噶尔、叶尔羌参赞大臣,两者尚无总理回部之权力。三十年因乌什事变,增设"总理各回城事务参赞大臣"总理回部。三十二年撤销喀什噶尔、叶尔羌参赞大臣。五十二年"总理各回城事务参赞大臣"由乌什移驻喀什噶尔。乾隆朝统一新疆前后,回部官制时有调整,官员任免调动频繁,只有使用多种文献,方能将某一职官设置的演变考察清楚。     

九曲黄河方寸中——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江南黄河堤工图》研究

美国国会图书馆地理与地图部藏有一幅不具图题、绘者和绘制年代的彩绘本黄河图长卷,因其主要描绘江南境内黄河的堤防情形,应当命名为《江南黄河堤工图》.经考证此图系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于乾隆十五年间所绘.《江南黄河堤工图》反映了乾隆朝十二至十五年间周学健、高斌等两任河臣以开挖引河、裁弯取直为主要手段治理徐州至海口段江南黄河的史实,描绘了乾隆前期江南黄河尤其是清口和尾间河段的工程形态与变迁轨迹,是了解乾隆朝前期江南黄河河道变迁、堤防工程、治河方略与河政管理的第一手资料.该图也是现在所知唯一一幅采用方格坐标网绘制的清代前中期黄河图,表现了乾隆朝黄河图类型和绘制技法的多样性,在清代地图史和黄河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清末钦定正史考论

封建王朝的官方史学至清代发展到了顶峰,标志之一即为乾隆朝正式确立了“钦定正史”的史学模式,即通过君主公开认定以及官方出资刊刻的方式赋予特定史籍以王朝正统的含义.耐人寻味的是,自乾隆朝后,有清一代还发生了另外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行为,其性质和内容与乾隆朝相似,而时代背景和最终结局则呈现明显的反差.此次钦定正史发生在政局衰颓的清朝末年,其时光绪帝、宣统帝以及南书房、国史馆官员均对此事给予了普遍重视,却以未果而告终.通过详细梳理清末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前后经过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时代的演进过程中,钦定正史一事的结局似乎预示了清王朝无法挽救的政治与文化危机.并且,清末钦定正史事件已经预示着封建王朝确立的正史观念亦面临着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清末民初正史观念前所未有之变局.     

清代问责官员的开复机制及其启示

清代的官员开复制度是清代官僚处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对受到罚俸降级或革职处分的官员一定程度地恢复其俸禄、级别和官职的制度.在专制社会,高度集权的皇帝及拥有特权的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官员开复问题上也曾违反制度规定.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又率先破坏之,使官员的开复具有人治的特点.在现今法治社会,应该进一步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相关法律,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使复出机制更为科学合理.     

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

本文以翔实的史料,证实了清国史馆第一次开馆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第二次则在乾隆三十年(1765),纠正了清人昭梿《啸亭续录》所记乾隆二十五午(1760)“特命开国史馆”的错讹。作者又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与《清史列传》相同的六百多个传,进行互相校勘,认为《清史列传》实际上直接抄自《大臣列传稿本》的并不太多,而间接从《满汉名臣传》和《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两书过录的却不在少数,这就订正了过去中外学者关于《清史列传》全部直接抄自清国史馆《大臣列传》的不正确看法。对于近一千二百个来源尚不清的传,作者认为有可能全部或一部分保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档案中。文章恰当地评价了《清史列传》的史料价值。《清史列传》经过这次校勘,将会接近于清国史馆历次所纂的《大臣列传》的原稿本,成为比较完善的版本。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飞立教授应邀来穗作学术报告

<正> 应广东省历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和暨南大学历史系的邀请,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飞立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专程来穗,八月六日在省社会科学院作学术报告,受到广东省历史学界的热烈欢迎.孔飞文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清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他着重介绍了美国汉学家研究清史的近况和研究清史的方法,提出了不少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清史的分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乡绅在中国的作用;宗族势力及宗教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等等.对于清史研究的方法问题,孔教授也作了全面的介绍,如区域性研究,对历史进行多元性的考察与分析等等.孔教授还阐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见解,引起了与会同行的极大兴趣.     

改革开放三十年清史研究回顾与思考

清史研究,起始于20世纪初.关于清史研究的回顾总结,无论是百年、五十年,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都有学者作过专论①.     

尹壮图上疏停罚“议罪银”述论

“议罪银”是乾隆朝中叶逐渐形成的对督抚大员因过误,自认缴银的惩罚制度。缴银数额巨大,督抚大员通过认缴银两的方式以避免革职问罪,使清代的法纪受到抵毁,是乾隆朝督抚侵贪的原因之一。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停罚,引发对乾隆盛世的微辞,遭斥被迫回籍归养。     

清代雍正朝问责处分官员之重心初探

雍正朝对官员在职期间的违制违纪行为都要予以问责、处分。其时,官员违制违纪的范围和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举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而其中对官员在治政中行政失误的追查,成为清代问责官员的重心所在,是政府诸多问责内容中的主流。当时行政失误主要有,印务失误、文书失误与司法失误。这些失误直接关系到中央政令的传布、地方司法的威信。所以,朝廷在此方面的问责与处分是既周密又有力度的。     

乾隆八年京畿旱灾应急体系初探

乾隆八年京畿南二十七州县旱情严重,乾隆朝在应对这场旱灾过程中,虽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灾害应急体系,但是灾害应急机制已初露端倪,在皇帝的应急决策下,朝廷和地方官吏组成应急体系,采取平粜、蠲缓、赈济、借贷、以工代赈等政策和措施,科学管理,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清代则例的特点及其利用

消代则例是清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史料,通过与会典的对比,归纳了则例的两个突出特点,并据此指出利用则例进行清史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     

清代科道“风闻奏事”权力的弱化及其政治影响

宋代以来,科道官员能否风闻奏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也是历朝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禁之则言路闭塞,纵之则使科道常常成为党争的急先锋.清朝定鼎后,历顺、康、雍、乾几朝,这个问题一再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焦点.顺治朝开禁,康熙朝初期严禁,后虽反复讨论犹未开禁,及至康熙中期皇、储矛盾日渐尖锐时,风闻奏事之禁终得复开.雍正朝又以奏折制度日渐成熟,一度严禁风闻奏事.乾隆朝虽无明令禁止,但奏劾无据者常受谴责惩处.由是,皇帝如何把握分寸,既让科道敢言敢为,又避免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党同伐异,科道权力如何盈缩变化,风闻奏事为何时开时禁,成为反映清代政治斗争、政治制度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洞悉宋明以来权力格局变化走向的关键落脚点.     

乾隆皇帝"回向三代"的理想追求

"回向三代"是儒家传统政治理念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历代政治追求的最高理想.乾隆皇帝即位之初,胸怀"回复三代之治"的理想追求,主要围绕"井田"等问题不断进行君臣汇议,并通过粮政、农政、垦政等系列政策,带动了18世纪政府职能的全面加强.其结果虽未必理想,却是对儒家正统学说的重大实践,意义远比所谓"统一"或"盛世"更为重要.追根溯源,这种理想追求的发端,除了高宗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教育的浸染之外,或许还有吕留良案"锥心之言"的外在刺激.总结对乾隆初政时期"回向三代"的考察和评价,彰显出两点要义:对这一理想追求之政治过程的考察或许远比事情的最后结果更重要;再者,对历史事件诚然要给出种种现代意见,更应该重视当事人自己的"历史意见".这些无论对"新清史"还是"传统清史"学派,恐怕都是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至于目下学人不惜回到萧一山的传统,以"宽严之辩"概括乾隆初政,就不免令人惋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