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非马”新论

公孙龙是战国末期的赵国人,是当时名家学派的主要代表。“白马非马”是公孙龙最负盛名的理论。“龙之所以为名者,乃以白马之论系。”对于“白马非马”这一命题,有人认为,是形而上学的诡辩论,而笔者认为“白马非马”论集中地反映了公孙龙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一、“白马非马”命题的真正含义 《白马论》的中心思想是论证“白马非马”。由于对“白马非马”的“非”字理解不同,也就直接影响到对公孙龙的哲学思想的评价。我认为,对“非”字不能仅从语词上加以解释,而应通览《白马论》全篇,着眼于公孙龙对“白马非马”所作的具体分析。“非”字既…     

汉字文化源流探索

既使一个字也会有 3千年的历史背景与积淀。书中列举了从汉字起源的传说起 ,到“龙”的传说、“风”的传说 ,“仁”的传说 ,“楷”的传说等可称之为汉字文化史上主导词汇的汉语 ,从汉字与文化、社会、人类生活等的关系出发 ,做了深刻阐述。全书共 2 74页 ,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汉字文化源流探索@水上静夫 @凉水     

谨防叶公“戏”龙

叶公好龙的故事,妇孺皆知,传为笑谈。如今却有“叶公好龙而非龙”之事,并能使堪称万物精灵的龙为之感动,并虔诚地来到人间,空受一场戏耍。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妨把叶公好龙称为叶公“戏”龙。 叶公“好龙而非龙”,乃别有所求。或者说,“好龙而非龙”,乃至戏龙,正是其潜心钻研、猎取虚名借以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学问”。遗憾的是,龙却不辨真伪,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轻信而导致盲动,盲动而招致失落。这实在是一种教训。 请看:现实生活中,有的人精于叶公之道,惯用叶公之术,其“好龙”的表演往往引起人们的喝彩,其“非龙”的本能却又常常令人大失所望。比如,你要深化改革吗,     

《红楼》梦里“可”字的用法

《红楼梦》里“可”字约略出现1770余次。同早期和同时代的白话小说《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比较,《红》里“可”字出现的频率较高,用法也较为复杂。就其来源看,较多的是属于当时通行的普通话,但也有历史汉语语言成分的残存,北京地区的方言土语在书中也有反映。这样,由于普通话和方言,共时与历时等问题都纠缠在一起,再加上汉语复合词的构成方式与词组的构成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致的,这就给我们考察“可”字的用法带来了不少的困难。本文试图从词(词素与词素的组合)、词组(词与词的组合)、句子三个不同平面上来探讨“可”字的功能及其意义。     

炎帝与龙文化

《帝王世纪》等古籍称炎帝与龙关系密切,是其母感应“神龙首”后所生;流传于陕西、湖南等地的一些民间传说或直称炎帝为龙,或言炎帝死后化为赤龙。何光岳等学者考证炎帝为伏羲女娲的直系后裔,而伏羲女娲有“龙祖”之称。考古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龙塑、龙纹,为炎帝族崇拜龙提供了佐证。龙的文化精神可概括为“容合(兼容、包容、宽容,综合、整合、化合之简称)、福生、谐天、奋进”,炎帝精神与龙的精神具有同一性。对炎帝文化,可从史实、人文两个方面来考察,史实炎帝是人文炎帝的生发点和基础,但不能代替人文炎帝;人文炎帝可以包括史实炎帝,是华夏儿女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精神圣殿,是龙的传人世世代代都要高高举起的一面大旗。     

"十"字结构:西方文学现象学还原

基督教与西方文学存在着难以斩断的血缘关系 ,这种关系不是只建立在彼此间的外部联系上 ,而是植根于它们内在的生命符号“十”字的结构基因中。基督教对后世西方文学的影响是以两种途径实现的 :一是通过视界下移和隐喻转化为明喻的方式 ,使文学成为置换变形了的神话 ;二是源于文学对宗教已然存在的范式的自觉摹仿。一切后世的西方文学都是“十”字结构的成长与展开 ,其中的任何一个意象都是包含“十”字思维结构的信息碎片     

卷首语

卷首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本期“文化研究”栏目刊发了三篇文章。袁第锐先生的《“龙的传人”说质疑》，从上古有关龙的传说到春秋战国时龙的形象以及秦汉时期龙与皇帝皇权相连的历史事实和资料，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龙这一形象在中华民族生活历史上的演...     

“节”啊,“节”!!

如今“节’字无处不在。有人说只要随便找出一个名词，再加上“节”字一都可以叫“××节”。这话虽属夸张一却可知书字用多了，什么事情都要过个节日，“节”也就失去了“节”的本义，失去了节的文化氛围。寻根究底，“节”宇本义是物体段与段的连接处，壬。竹节、关节等等。之后将这物体空间的含义移到物体运动的时间上．便成了“节日”。一年四季．周而复始，自然形成的节目很多，但无论什么节日都带有人文的性质，或欢庆、或纪念、或借节日来增强人们对某本某物的重视，把这些人文的内容安排在固定的日子，便有了节的兴隆。祖宗、先哲、…     

三代视阈下龙崇拜的另类启示

龙一般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圣物,龙原型更是先秦学术界的热门问题,其研究可谓浩如烟海,但笔者以为依然存在探讨的空间.夏商周秦四代,皆是玄鸟崇拜时期,玄鸟代表太阳,因此中华民族最初是太阳的子孙;而龙崇拜来源于古蛇恐惧,最初是禁忌巫术原理下巫术活动里的中介物,在上古历史中更多是邪恶的象征,直至龙的怪胎褒姒灭周,演变到《史记》汉高祖故事,龙才取得了图腾上的神圣地位,“龙之传人”对“太阳子孙”的取代,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文化大悲剧.     

期货挡不信的诱惑

曾几何时,期货这种“买空卖空”的交易方式,被斥为“冒险、赌博、投机、尔虞我诈”的代名词,是资产阶级不劳而获的“有力罪证”。而今,“期货”这一在世界上风行了一个半世纪的“不速之客”,撕去“资本主义”四字标签,来到了龙的故乡安家落户。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今流行这么一句俗话:十万元户搞个体,百万元户开公司,千万元户炒股票,亿万元户做期货。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低碳生活”与“节能”

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与节能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低碳生活就是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节能就是应用技术上现实可靠、经济上可行合理、环境和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有效地利用能源,提高用能设备或工艺的能量利用效率。低碳生活与节能是人类的深度思考。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