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工业发展刍论

重庆,是当今我国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市,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和商品贸易基地。在重庆经济中心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抗战八年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爆发和影响,重庆不仅在政治地位、文化事业诸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战争期间,大批工矿企业的内迁与新建工厂的频兴,使得重庆工业在战时短短的七、八年间便走完了平时需要数十年乃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历史进程,重庆城本身也由偏处西陲的一座工商小埠而发展成为我国战时的“工业之家”,从而成为支持长久抗战的主要物资供应地,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如此,战时重庆工业的发展,也牢牢地奠定了今天重庆工业基地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西北经济开发述评

抗日战争时期是西北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几点:国民政府将西北作为战略地位仅次于西南的战略大后方来经营;西北地区丰富的资源;内迁企业带来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力量;以及战时特殊的供需关系。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科技发展的特殊篇章

大西南在历史上科技较为落后。抗日战争的爆发迫使一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内迁,为西南大后方科技发展创造了特殊的历史机遇,加上国民政府制订的一批科技条例,促进了西南大后方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广大科技人员通过艰苦努力,改变了落后的面貌,形成了西南大后方科技发展史上的特殊篇章。研究抗战时期西南科技的发展,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的工农业经济投资

四联总处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对西南大后方进行了空前的工农业经济投资,对战时西南地区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集中论述其投资制度、投资过程,并对其投资绩效与资本特征进行分析。     

陈诚与抗战时期鄂西农业开发

农业的开发与建设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进行大后方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陈诚在恩施主持湖北省政府工作时,为满足战时军粮民食之需,对鄂西农业进行了综合开发,使战时湖北国统区的农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陈诚开发战时鄂西农业无疑对中国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其开发农业的思想、政策和措施对今天鄂西及我国西部农业的开发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保险业述论

抗战的全面爆发,造成了特殊的战争环境,改变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进程,形成了以重庆为中 心,并由此辐射到整个大后方的保险市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保险业务分为人身保险与产物保险两类,经营 人身保险的保险公司不多,业务量不大;而产物保险却十分发达,种类繁多,其中战时兵险由国民政府出面办 理,是国民政府在产物保险方面的一个创举。战时保险业的发展体现出战时特殊环境下的鲜明特点,发挥了 重要的历史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以“寓救济于生产”为目的,于1938年至1939年,先后颁布《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和《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制定了难民移垦政策,力图通过建立垦区、垦社,将难民移送到后方开垦荒地的方式来实现救济,增加生产。总体看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移垦政策是国民政府救济制度的一大改进,体现了社会救济主体的转变和国民政府救难重心的转移,也为战时西部地区的生产建设作了贡献。     

1937-1945年陕北地区的工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重视和陕北地区的战时环境,陕北地区工业获得了较快发展,在支持抗战、奠定陕北地区工业基础的同时,对陕北地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陕北地区当地居民在物质生活、社会意识、社会风俗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国民政府以自贡盐场为中心的盐运建设(1937-1945)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面对沿海盐区相继沦陷、淮盐运输阻塞、军民食盐困难的局面，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加运，济销楚鄂，但繁忙的盐运却受到交通条件和陈旧的引岸制度的严重制约。国民政府下令废除川盐运销引岸制度，实行官收官运和招商代运，并通过一系列对大后方盐业运输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战时军需民用需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极大改善了西南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形成了川盐历史上的第二个经济繁荣时期。     

论云贵战时手工业的兴起及其畸形繁荣

云贵近代手工业经历了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战时手工业畸形繁荣以及战后解放战争时的恢复正常三个阶段。其中，1851年机制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是云贵近代手工业兴起的标志，1935年国民政府结束西南军阀并颁布禁烟令则使其战时手工业得以萌芽，而正式兴起则始于1938年厉行严种、严禁、严运的禁烟运动。在战时手工业萌芽及其兴起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需要的战略转移是国民政府加强其生产的重要原因；战时云贵食粮基本仍可“自给有余”,是基于战争和经济建设所需丰富的矿产，复兴民族根据地的需要和交通中枢的战略位置等重要条件。随着全国抗战局势的不断加剧，云贵战时大后方战略位置渐趋凸显。特别是1938年东中部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进一步加强了对云贵的政治和工业化建设，并在严禁、严运、严吸鸦片的同时，中断了云贵洋纱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开启了云贵战时手工业历程。在战时的机器生产大背景下，云贵地区相对落后的手工业重新发展起来，其在推动云贵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贵州“工业建设方始萌芽”,云南工业建设也“开始建立”,但其实质是“畸形的繁荣现象”,背后存在着进出口困难等诸多问题。     

论高校内迁对西南地区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抗战时期高等学校向大后方迁移 ,为西南地区的教育近代化提供了历史性契机 ,它为西南带来了大批高素质的近代教育人才 ,促进了西南地区教育观念、教学方式方法和初、中、高各等教育的发展 ,高校内迁对西南地区教育的影响是深远、巨大而持久的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盐专卖制度

盐专卖制度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藉此,国民政府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收入,维持了战时盐业生产,从而实现了兼顾国课民食的目标.同时,通过对食盐价格的控制,也有利于国统区物价的稳定及社会经济秩序的安宁.当然,在战争环境中实施盐专卖制度本身已有很多困难,难免产生许多弊端,而国民政府的吏治腐败更使之雪上加霜.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 (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拟定的一系列有关工业建设的政策,其内政外交举措根本不足以言工业建设。“九·一八”事变后,为固本自卫计,南京政府更多地注意计划工作,有选择地实践孙中山有关工业建设的遗教,初步发展了国家资本,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抗日战争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的制约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扰,使南京政府的工业政策实施陷入举步维艰的自相矛盾之中。     

论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

战争改变了国统区的食盐运输的现状,国民政府不得不因时变革,举办官运。国民政府的官运开始于沿海存盐的抢运。随着商运的日趋衰微,官运规模日益扩大。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对于调剂军民食需、增加财政收入、维持战时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实行盐专卖制度的基础。但国民政府明显地缺乏足够的准备。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学教育政策述评

抗战时期,我国大学教育陷入危机.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主要有:内迁并调整院校科系,实施战时救济,改革教育制度,服务抗战、配合抗战等.这些政策对战时大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我国当今大学教育也有重要影响.     

试析抗战时期阎锡山对日军的态度变化简

民国时期,阎锡山坐镇一方、地位显赫,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后,阎锡山统帅的第二战区位于华北抗战最前线,对左右山西乃至华北战局至关重要,成为蒋、共、日各方共同关注的对象。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演变,阎锡山对日军的态度也几经变化,从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日救国,到中后期与日频繁接触,关系一度紧密,甚至在抗战胜利前后实现了真正联合。     

试论抗战期间中间势力的崛起与发展

抗战期间的中间势力是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1 4年间 ,在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 ,广大中间势力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抗日民主运动 ,其主体走过了一个崛起、发展 ,逐渐成熟 ,直至建立民主政党的发展历程。     

《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

《中国抗战画史》是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曹聚仁撰文、舒宗侨配图,上海联合画报社1947年5月出版的一部全面记录中国八年抗战始末的战史。曹聚仁从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入手,细致地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根源及战争胜负的深层因素。该书存信史、究成败、诫来者,显示了作者化繁为简的史笔和高屋建瓴的史眼。曹聚仁的日本观,在近代以来中国认知日本的文化链条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土地陈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等各项商业税收锐减，田赋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中尤显重要。1941年4月初，国民政府接管各省田赋及土地陈报，并推行田赋征收实物，以解决战时财政问题和粮食问题。土地陈报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抗日战争中国损失调查述略

1931-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为了战后向日本索赔,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设置机构专门负责损失调查与统计的工作,抗战损失调查已成为抗日战争史的重要部分。客观、完整、准确地反映抗战期间中国损失,是每一位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