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文化困境——关于"乡土传统"的百年论说

"乡土中国"的论述涉及对中国传统及其文化根基的认知与评价.本文结合20世纪以来学界论争的主要观点加以阐发,提出如果不走出对于乡土中国在认识上的"文化困境"--即判定乡村世界是中国文明的根基和希望还是陷阱和泥潭,或简言之不摆脱认识农民世界"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样的二元对峙,政治解决和民生层面的相互协调就难以完满实现;而城乡之间日益猛烈的双向涌流或许还会进一步激化社会和价值的紊乱,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前景也还会因缺乏本土根基及其自身大、小传统的重新整合而流于漂茫.     

《乡土中国》与“乡土”世界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教授的一部学术著作,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本文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梳理以及与当代社会科学中若干重要理论的比较,探讨了《乡土中国》中的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的问题。本文认为,费教授提出的若干概念,具有超出"乡土中国"的更广泛的适用性。     

中国乡土文化视域里的耶稣降世——以近代华北天主教为中心

对耶稣降世的信仰是天主教用来判别信徒是否确立了基督信仰的一个标志.因此,理解耶稣的降世及其与天主的关系是信仰基督的逻辑起点.天主教会及其教义对此有"圣神(灵)感孕"说和"道成肉身"论两类解释.中国乡土文化中的感生神话、神灵转世传说及伦理观念,中国近代乡土社会的天主教民对耶稣降世教义的理解、接受与转化,折射出乡土教民信仰中的耶稣形象及其特色.     

理解转型中国乡村社会的新视角——读懂《后乡土中国》

理解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把握乡村发展的未来方向,是乡村社会研究或农村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6。由此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概括为"乡土社会",即"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也就是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或不同于"法理社会"的"礼俗社会"[1]9。乡土中国一直是理解和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和视角,而且也成为农村社会学研究的范式之一。     

论新时代乡土文化传承的伦理意蕴

立足新时代乡村实际发展境况,厘清乡土文化传承内涵,探索文化凝心聚力之道,对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伦理学视角,探究乡土文化传承的内涵与方法,应从乡村文化共同体的整体视野出发对此加以审视.具体而言,需从乡村伦理的主体叙事、乡村伦理的传统认同以及重塑乡村伦理共同体三重维度入手予以系统考量,协同把握乡土文化传承的伦理意蕴和价值路向,其将对我们立足乡村振兴战略语境,推动形成文明乡风,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有所助益.     

中国在“合庄”--论尹守国《路过合庄》的“乡土”书写

尹守国的长篇小说《路过合庄》以辽西一个小山村合庄为视点切入,聚焦于高速公路修建这一事件对乡村生活的深刻影响,以小见大,展现出广阔的农村生活图景,塑造了新时代农村的农民群像,传达了乡村脱贫致富的时代强音。小说对于乡土世界的深情凝望和对于乡土文化的怀恋与挽留,无不饱蘸着作家对于乡村的深厚感情和热切希冀。小说故事主线清晰,语言简洁质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品格,可谓新时代乡土书写的一个典范。     

论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

中国乡土小说在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和艺术风格。从祥林嫂、阿Q等典型形象到小二黑、小芹等人物的思想、性格、生活观点的变化，从生佑亭到新时期的陈焕生等形象，无不反映了中国农民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历史性巨变，但这些形象作为中国农民．他们本身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文学推动作用．中国21世纪乡土小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怎样体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服务，应是关注的焦点．     

论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

中国乡土小说在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和艺术风格.从祥林嫂、阿Q等典型形象到小二黑、小芹等人物的思想、性格、生活现点的变化,从盛佑亭到新时期的陈焕生等形象,无不反映了中国农民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历史性巨变,但这些形象作为中国农民,他们本身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文学推动作用.中国21世纪乡土小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怎样体现为人民服务,为中图的改革开放服务,应是关注的焦点.     

试论乡土中国的自我概念及其流变

东西方自我概念最大的理论分野在于各自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不同导致的差异。乡土中国社会结构最大的特征是“差序格局”性,自我概念就是在“差序格局”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差序格局”中的自我概念在结构层次上是个体层次意义上的“公开的我”、“私下的我”与社会层次意义上的“公己”、“私己”的逻辑统一,“伦理本位”、“情境中心”与“关系本位”则分别从时间、空间以及社会维度上奠定了自我概念的本体论基础,乡土性、内向性、两面性以及真诚性则是乡土中国自我概念最大的特征之所在。在当前现代化语境下,乡土中国的自我概念发生了流变,呈现出个己化以及理性化倾向。     

中国人的乡土情结

想家,思乡,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它深深的扎根在中国人的心中,时时刻刻表露在我们的言行上,但前贤时彦似乎尚无学术的讨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初步分析后认为传统的农耕文明使中国人不愿意背井离乡;浓厚的亲情伦理使中国人不忍心背井离乡;缺乏探险精神使中国人不敢背井离乡;体质上的相对虚弱使中国人不能背井离乡.一旦不得不离开,就会情不自禁地思井怀乡.     

乡土认同建构中的媒介力量——从有线广播视角的考察

有线广播与我国乡土社会在社会结构、人文特征等方面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契合和联动:对乡土社会的文化场域发挥建构作用,并成为抑制乡村社区共同体离散的反向聚合力量。其与乡土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契合,也为重建乡村社会关系网提供了隐形支撑网络。在乡村社区的"趣闻轶事讲述系统"中,有线广播的融入有助于提升受众的亲密感和归属感,从而建构乡土认同。从媒介与人的互动关系出发,探讨更多的社会环境因素,而不只是从传播效果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是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对乡土社会的人文关照。     

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写作有着广深的学术背景,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他试图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以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之关系这条线索,贯穿了费孝通大半生对社会改革的种种设想.费孝通晚年对<乡土中国>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认为中国文化比"乡土社会"要复杂的多,并重申"文化自觉"的命题,对知识分子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在乡土里扎根的生命 ———读《中国士绅》之畅想

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临近之际,从事中国社会学研究和关心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仁人志士与后学晚辈又情不自禁地怀念以费老为代表的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先辈学人。前人栽下树苗,后人才能有机会乘凉,中国社会学发展到今天,在曲折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开拓进步,离不开费先生等老一代社会学家无私且厚重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体现在学术成就上,同时也体现在学术品格上。     

乡土或异域:认同的焦虑——刘亮程小说论

与其散文一样,刘亮程的小说《虚土》和《凿空》也是对新疆农村的书写。这两部小说都试图通过对新疆农村地域特色和神秘色彩的强调来完成乡土世界的建构。然而,在建构乡土世界的同时,一方面小说透露出这一空间的某种可疑性;另一方面,对生活其中的某些个体而言,他们始终是这一乡土世界的他者。这样,刘亮程对乡土的建构却最终被呈现为一处异域。从乡土世界的建构与失落,小说传达的实际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     

如何在美术教学活动中体现乡土文化

《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在保证基本规定性的同时,给予教师更大的教学空间。”其目的也是提倡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能够因地制宜,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以弥补国家课程开发的校本教材无法兼顾地方特色的不足之处,使教学活动更具有地方特色,更能与学生生活实际相结合,既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又能更好地展现学生的个性特长。笔者将自己从事中学美术教学十五年以来,在本土文化与美术教学相结合的一些实践活动和传承本土文化血脉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沈从文重构“乡土中国”的文化机制与话语实践

沈从文营构“乡土中国”的文学实践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予以考量。“居城怀乡”的创伤体验勾联了“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深微关系,也表征了其所集聚的悖论性的思想渊源。作为一种现代认知装置的“返乡旅行”照见了一个“民族的旅行”,开启了“乡土中国”的发现历程。有感于文运的堕落和乡土德性的流变,作家将“重构经典”和“民族精神重造”统合起来,自觉融入于现代知识分子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化传统中。沈从文这种从边缘求其资源的想象方式有效地融通了乡土与都市的关系性和能动性,也赋予了其乡土中国书写深厚的文化内涵。     

费孝通《乡土中国》内蕴及价值的再探讨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认识与分析是解读和把握中国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学派长久以来以文化自觉的态度理解中国民族文化、关注中国社会的最根本问题、致力于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这些都体现了这位伟大的学者对于中国社会深切的人文关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