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取向的乡村老龄社会治理：实践逻辑与路径建构

人口老龄化已从西方困扰演变成全球议题,作为回应,积极老龄政策框架被建构出来。囿于社会转型加快和治理经验不足,学界对乡村人口老龄化议题存有"问题化"阐释倾向,而相应治理效能有限倒逼我们开展主体性取向的乡村老龄社会治理研究。以自助—互助—他助为框架,既要指出(微观)可行能力和发展心态、(中观)互惠伦理与利益关联、(宏观)资源反哺和组织下乡,构成行动基础;也要看到"恩往下流"的家庭卷入与"老而无用"的认知图式、土地确权带来利益脱嵌与村社行政化中的服务缺位、资源错配诱发心态失衡与社会组织"在城化"格局造成的难题。立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高度,认为从资源整合、认同重构、服务供给和技术赋能方面切入,有助于乡村老年群体共享美好生活。     

有为政府与活力社会:数字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两大治理目标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基于“秩序-活力”的分析框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类型学划分,提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遵循“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推动形成国家高秩序和社会高活力的治理新格局。研究认为:国家有秩序意味着保持社会稳定、法治环境良好、公民权利得到保障,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借助数字技术打造信息共享秩序、构建跨域合作秩序、形成协作共治秩序来赋予国家治理新秩序,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基础;社会有活力则表现为社会创新能力、公民参与度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不在场行动的再嵌入、高流动社会的再整合和多治理主体间的再连结来激发社会治理新活力,从而确保社会整体更具活力和韧性。实现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是衡量治理有效的两个关键维度,在“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下,构建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是通过数字赋能促进秩序与活力相融,在顶层设计层面创新数字治理体制,在中层应用层面构建多元化数字场景,在底层框架层面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逻辑与推进路径

中共中央提出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既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框架支撑与内生动力驱动,也从侧面凸显了加快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紧要性。基于“低组织化”“碎片化”“被动化”“内卷化”的问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应妥善调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协调、治理层级提升和治理重心下移、治理方式刚柔并济及制度的“良法”与“善治”这四组逻辑关系,进而从总体思路、价值基石、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功能结构等方面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     

传统家风家训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家训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治理资源,能够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历史镜鉴与民族智慧。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传统家风家训文化的融入有利于涵养人性根基、培育家庭风尚、协调村社关系,从而能够提升基层社会主体素质、维护基层社会伦理秩序、助力基层社会文明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传统家风家训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传统家风家训文化进行扬弃与升华,并以家庭教育为着力点构建“个体—家庭—社会”逐级递进、内外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同时要通过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促进传统家风家训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更加紧密地融合。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

社会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应该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来考虑,由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易发多发、利益失衡、基层组织薄弱等问题,因此,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是：一要树立科学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二要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三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四要发展社会管理多元协同管理模式;五要加强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     

论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建构方略

社会治理是社会共同体良序运转无法绕开的经典议题。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强调政治权力对社会秩序的刚性建构,呈现出鲜明的政府本位色彩。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治理的社会本位渐趋凸显,并暴露出传统社会治理政府本位的一些问题。不过,社会治理的社会本位,在实践中又常常遭遇个人中心主义的挑战。面对"权力中心主义"与"个人中心主义"的缺陷,我国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念。社会治理共同体摒弃单一中心主义,而以共同体主义为价值导向,寻求共同体成员的协同合作和普惠共享。为了建构中国气派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当前我国要不断激活公民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完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渠道,促进共同体成员普惠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实现事关党和国家政策方针贯彻落实,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有助于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国情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具有系统性、人性化、现代化特征,并呈现出多元化价值导向;从主体结构、主体关系和结构特质三方面对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体系进行剖析,既明晰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逻辑,又从丰富公众参与渠道、强化社区治理意识、健全保障机制、加大社区治理人员和物资投入力度、搭建议事协商平台等几个方面明确了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逻辑演进与维度建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经历了政府计划、市场机制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艰难探索过程,终于走上了公共卫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现代化治理变革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现实检验,充分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但也同时暴露出市场机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缺位错位问题。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同框出镜、互补嵌入和重构个体化社会的公共卫生治理,是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的必由之路。     

建构服务型政府的创新路径

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由传统管制型政府模式转变为现代服务型政府模式,其主要理由在于:首先是建设现代民主法制国家的内在要求;其次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再次是提升政府效能的根本保证;第四是有效应对WTO的基础工程。建构现代服务型政府的主要创新路径是:政府职能在入世后不仅要有退却和收缩,而更需要转变和强化。政府职能转换、演化、创新和变迁的基本路径(path),应该是结构性退却,空间性收缩,功能性转换,公共性强化。只有如此,才能尽快建构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体系,才能实现政府职能现代化,并在此引领下实现其他社会各领域的现代化。     

社会组织在地合法性的逻辑建构与治理突围

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圈内”购买机制使得社会组织对属地政府产生较大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由此,探讨社会组织跨区域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何以可能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从组织合法性视角出发,分析社会组织跨越街区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实践过程,发现社会组织在突破“圈内”购买困局的行动中呈现出明显的“在地合法性”建构逻辑。社会组织建立“在地合法性”的过程涉及作为逻辑前提的“行业合法性”的积累,作为关键环节的“购买方合法性”的建构,以及作为内在要义的“社区合法性”的达成三重逻辑进阶。具体而言,行业合法性要求社会组织能够搭建良好的组织间合作和关系网络,购买方合法性旨在帮助社会组织建立与属地外辖区政府的信任关系并获得服务项目,社区合法性则关注社会组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社区内利益相关方需求的满足。社会组织通过获得3种合法性建立其在辖区外的“在地合法性”,成功实现跨区域承接购买服务和组织高质量发展。     

政务视频号助力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当前,媒介基因融入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以媒介逻辑助推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的拓展与融合。本研究通过分析政务号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逻辑,探索政务视频号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行性,并以国家反诈中心政务抖音号为例,分析政务视频号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研究发现,政务视频号内容生产品质良好,但中介效应发挥有限;公众需求洞悉度不强,多元协同暂未达成。建议从强化以人为本的媒介化治理理念和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两个方面提升治理效能。     

社会治理结构的进化与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重大创新。社会工作是一种具有福利性质的社会服务活动。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在目标和功能方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社会工作想象力是一种视野和能力,基于社会工作想象力的启发,社会工作对人类社会的多元异质性理解和对重大时代主题的关注是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可能”的逻辑基础和价值本质。确立包容性社会发展道路、完善服务型治理方式、培养社会工作者的“心智品质”是推动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可为”的重要操作方略。在社会工作想象力的启发下探讨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与可为既有利于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治理创新的推进。     

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最新要求。群众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值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日益关注和重视。总结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全面分析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特征表现,将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划分为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以及基层社会多元融合4种模式,并分述每种模式的内涵、意义和作用。针对当前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完善、路径渠道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视角,提出通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实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环境协商治理: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

协商治理是现代社会环境治理结构转型的重要方向。环境协商治理表明了公众同政府力量间就环境问题达成合意的可能,实现环境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共同努力,加大协商合作力度,保持环境利益导向性、过程商议性、权力制衡性和平等参与性。环境协商治理的实现需要以问题导向为基础推动治理结构转型,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增进治理过程的公共性,以契约为工具提高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以营造环境市民社会为契机汇聚协商理性。     

社会治理结构的进化与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深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系统的新探索,社会治理是政府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社会管理系统的进化过程。可以用新社会进化论理论分析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社会工作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协同作用,社会工作的参与治理是服务型治理。政府在社会治理系统创新中吸纳着作为新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的社会工作,也存在着张力,这来自于政府与社会工作一定程度的目标差异、二者之间的非平等关系、地方政府潜在的维稳思维。作为新社会进化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形成,还需要政府与社会在价值普遍性方面做出努力。     

社会问责主体运行的实践逻辑与完善路径

在当下中国,作为行政问责的一种外部问责形式,社会问责在行政问责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实践功能,其主体资源主要包括民主党派资源、公民资源、社会组织资源、新闻媒体资源等,其运行逻辑主要是通过政治路径、行政路径、司法路径来启动对行政系统的内部问责。然而,在问责过程中,相对于被问责对象,社会问责主体资源处于弱势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在行政问责体制的设计中,社会主体资源没有直接实施问责过程的权力。其实践障碍主要体现在我国社会问责存在选举与问责尚未直接勾连、社会问责启动缺乏标准、司法路径问责的独立性不足等方面。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问责主体运行,需要紧紧扣住保障行政透明、通畅问责渠道、夯实问责权力等基本着力点,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公众参与到政府决策之中,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新时代乡镇法庭与社会治理

近年来国家全力推进人力、财力和物力等资源的全面下沉,加强基层网格化治理,试图解决国家公权力在基层的"空壳化"和"悬浮"问题,虽然基层治理资源不断增加,但边际效应递减,出现了"内卷化"趋势,乡镇人民法庭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构建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选取M乡镇法庭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对其具体考察和分析,梳理出乡镇人民法庭在日常工作中所面临的案件多、人员少、有效沟通乏力、执行难等困境,进而在参与平台化建设、基层司法人员的角色定位与运行过程的平衡机制构建等方面做了路径探索.     

社会资本嵌入乡村生态治理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生态宜居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切的焦点之一。乡村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不仅影响着乡村生态振兴的成效,也关乎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理论上说,社会资本与乡村生态治理在逻辑上存在紧密的契合关系,是粘合不同治理主体、促成共治的强力胶。然而,当下乡村社会资本主要存在关系网络重构、规范约束力不足、信任流失等困境。推进乡村生态治理,应当克服社会资本的局限性,发挥政府引导、规范的作用,实现社会资本成长与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相统一,释放乡村生态治理新效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