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脂评"狱神庙"新论

人们对《红楼梦》脂评中有关“狱神庙”的研究和推测,现有的结论多有不确,其原因在于对清朝的监狱制度缺乏深入的了解。当时人著述的史料、笔记、小说中与之相关的大量描述表明:狱神庙只存在于监狱当中,狱神为当时囚犯和狱卒、狱官共同信仰的公正之神。据此,《红楼梦》已佚的后半部有关“狱神庙”的情节中,贾宝玉和王熙凤在狱中最合理的身份应是未决犯,其获救或减罪的情节则有很多可能性,不能下绝对的结论。     

试析宋代的“狱空”

中国古代的帝王,一面充分运用手中的司法大权残酷地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一面又大念“囹圄空虚”这句经为其皇权统治服务。因此,在为剥削阶级树碑立传的正史中诸如“囹圄空虚”或“狴犴空虚’的记载不难寻见,而其中尤以宋代的“狱空”最典型。在《宋史》及其他有关史籍中,“狱空”事例记载之多,官员谎报“狱空”风气之滥,朝廷有关“狱空”诏令之繁在历代实属少见。因此,本文特对宋代的“狱空”做一初步探析。     

希腊神庙“存在”的意义

海德格尔贯穿其一生的最主要思想就是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对艺术作品本源的探讨,就是探讨"存在"的一种方式。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德格尔主要通过对艺术作品之本源的思考,来进行对"存在之真"的追问。其中希腊神庙、梵.高的油画、罗马喷泉等艺术作品作为其追问的中介,但希腊神庙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海氏关于"存在"的思想。希腊神庙作为海德格尔"道说"的一种方式;希腊神庙作为"天、地、人、神"的协奏曲,突出体现了海氏"存在在世界中"的思想;希腊神庙作为真理之生发与保存的典型。     

释“狱”及其相关的字

在古汉语中，“狱”是一个常用字．但它的形义关系如何，音义关系怎样，本义和行义又是什么，人们的看法颇有分歧，很值得作一番深细的考察．本文虽重在释“狱”，但同时也批对与“狱”翕翕相涉的文字作一通盘上的审识．从造字的角度说，“狱”显然是个会意字．许慎是如此说“文”解“字”的：“狱，确也．从从言．二犬所以守也．”在这一诠释中，以“确”说“狱”是声训，”从放从言”属形训，而“二犬所以守也”则是指“二犬”在古代执法过程中的作用．这里隐含的问题不少，容我们分流如冰．先看“狱”与“确”的关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引经决狱”的实质与作用

“引经决狱”是伴随汉代统治思想发生转变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反映了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也表现了儒家思想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对法律的补充。它在维持君主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方面与汉代法律是一致的;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引经决狱”并不意味着司法官员可以对儒家经典随手引用,任意发挥,而是有如董仲舒《春秋决狱》之类著名学者的规范性解释。     

“人学”与“知识论”《妇女学》教材中的学科界定

20世纪80年代的妇女学着重于对“妇女本质”的求证和对“妇女问题”的溯源;90年代以后的妇女学一方面继承了追问“妇女本质”的传统,另一方面将妇女学界定为对既有知识传统关于妇女的知识之解构与建构。认为作为“人学”范畴的妇女学应该超越以男权为主体建构的知识传统,作为“知识论”的妇女学则需注重知识体系的建设。     

关于冯雪峰的《火狱》

冯雪峰写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火狱》本为一篇优秀的杂文,却在50年代中后期受到错误解读并成为作者获罪的重要依据。因此恢复作品的本来面目和应有价值十分必要。而仅从一篇杂文去寻找造成冯雪峰命运的原因而不从更深的背景等方面寻找答案,这种回顾和总结也没有太大意义。     

被埋没的诗人“命运”——新时期以来食指诗歌研究综述

新时期以来,文学界对诗人食指的“打捞”或“挖掘”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沉潜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的热潮期以及21世纪初期以来的延续与新变期三个阶段。在历史现场赋予诗歌的特殊魅力消散后,有待进一步对食指诗歌作出客观公正的整体性评价。     

"春秋决狱"新探

“春秋决狱”所决的都是政治、司法中的疑难案件 ,应称为“引经决疑”才更准确 ;“春秋决狱”在汉武帝以前即已存在 ,汉武帝时开始盛行 ,但仅是政治、司法惯例 ,至魏晋南北朝时才形成法律制度 ;“春秋决狱”至唐朝基本结束 ,其余绪则延至南宋 ;“春秋决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应当予以肯定。     

新疆兵团“新边塞诗”六十年发展综述

新疆兵团诗歌随着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而产生,随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而壮大。20世纪80年代,新疆兵团诗歌成为一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诗歌流派即“新边塞诗”。新疆兵团的“新边塞诗”起源于进疆部队军旅诗人创作的诗歌。在六十年的发展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和诗歌。“新边塞诗”是历史上西域边塞诗的继续。“新边塞诗”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20世纪90年代衰落。“新边塞诗”的兴起、形成、高潮与衰落有一定的发展规律,既与新疆兵团社会成员的军人身份有密切关系,也与时代社会的发展关系紧密。     

几人如此读红楼——以“红楼梦魇”的阐释为中心

本文以笔者的阅读体验为中心,从《红楼梦》对"真假""显隐"的设置,以及红学研究中映射机制的建立两方面入手,分析"红楼梦魇"的产生原因,涉及《红楼梦》文本在小说史上的独特性以及多元阅读命运等问题,以期对红学研究方法进行一定反思。     

误解与知音——从余英时的“两个世界”到“红学探佚学”

余英时和宋淇的红学研究,本质是追求曹雪芹的“原意”和《红楼梦》原著的完整艺术构思,其实与红学探佚研究一脉相通。他们追求的“红学革命”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当时探佚学还没有大规模突破,以及他们缺乏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是探佚学实现了他们的未竟之志。《红学通史》对文本意义阐释之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使它的某些“视界融合”陷入悖论。     

也论赵姨娘

赵姨娘是《红楼梦》中一个不应忽略的女性形象。本文从《红楼梦》文本入手 ,阐述了赵姨娘的性格特征、性格成因及其对塑造其他人物所起的作用 ,从而指出赵姨娘是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的受害者 ,她的“每每生事” ,乃是对不合理的等级制度的反抗 ,她是《红楼梦》妾妇中一个多少有点反抗性格的女性。     

论《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文化承继关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作为古典文学的终点,《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两者之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承继关系。首先,《红楼梦》伤时骂世,《狂人日记》感时忧国,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士人精神。其次,《红楼梦》第一次把"情"提高到形而上学的水平,以"女儿"作为理想世界的中心,对传统文化发起天翻地覆的革命;《狂人日记》则弃绝传统文化,渴望以"新文化"战胜"旧文化",把"孩子"看作"新文化"的希望。最后,《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徘徊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前者进行精神探索,后者开始勇猛呐喊,孤独与分裂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红楼梦》是过时落后的文学吗?——论残雪对《红楼梦》的偏见及其文学观

残雪将她的所谓切入"核心"与"本质"的"新实验文学"("纯文学")置于文学生态建构的金字塔顶端,视为最伟大、最先进、唯我独尊的文学形态。在此标准下,她认为《红楼梦》不符合她的文学价值标准,因此视之为"过时"的"人的幼年的文学"。残雪在卡夫卡、博尔赫斯、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大师的坐标下,贬低或否定了《红楼梦》的作为一部人类伟大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残雪对《红楼梦》缺陷的批判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她采取的是"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思维方式,没有将《红楼梦》所代表的文学价值形态视为多元化的文学生态中有机积极的组成部分,而将之视为落后的文学形态和革命与否定的对象。残雪所标榜的一元独尊的文学秩序价值观无疑是偏激僵化与形而上学的。     

论《红楼梦》索隐研究

索隐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文献典籍及文学作品的释读,在《红楼梦》研究中则形成了索隐红学。人们对《红楼梦》产生索隐的兴趣,既是出于文学批评的传统,也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提示或暗示。索隐派所索隐的红楼本事通常都关乎“本朝”的现实政治。考证派的出现导致了红学的索隐与考证之争以及随后索隐红学的衰微。通过蔡胡论争,索隐红学的研究方法之弊被凸显了出来,“新索隐派”亦由是而改弦更张。但评价索隐红学的功过是非还要考虑到特定的时代环境,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价值。     

天缘与人力--从"金锁"来历看"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

《红楼梦》中“金锁”的来历颇有可疑之处 ,文章主要从“何时而来语焉不详 ,薛姨母女话语自相矛盾 ,旁人影射真相 ,形势所迫、利益使然”四个方面论述了“金锁”应是薛家为制造“金玉良缘”而有意自造 ,并在此基础上对“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进行再认识。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     

非求独异时还异 难与群同何必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

周汝昌从文本研究角度立论的代表性著作诸如《红楼小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的魅力》(《红楼艺术》增订版)、《红楼夺目红》、《红楼十二层》、《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周汝昌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是建立在"写实自传说"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思想与艺术具有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尤其他的"还‘红学’以学"的倡言,曾引起广泛的学术争鸣,这一学术争鸣的深入展开无疑有助于推动《红楼梦》研究的深化和红学的发展。时至今日,"周汝昌专人研究"已然成为红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引起红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辨伪

1959年发现的《红楼梦稿》,为杨继振在光绪年间所伪造。它既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稿本”,更不是程伟元、高鹗修改过程中的稿本或付刻的底稿。梦稿本偶尔抄入的批语,证明胡适后来认定的有批语的抄本才是“真本”、“原本”的标准,是不能成立的。脂本中有关曹雪芹生平家世的批语,也因此获得检验其真实性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