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健康的风险影响

选取城镇女性劳动力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检验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健康风险的关系,研究对建立女性群体的健康风险防范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表明:(1)社会经济地位与女性健康风险呈正向相关,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健康风险下降;(2)社会经济地位并不通过中间变量生活方式影响女性健康;(3)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度量指标中,教育程度与职业对女性健康风险的影响较显著,收入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新邻里视域下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邻里关系调适

个体独立意识的增强、社区居住环境的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社区资源与利益的交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现代社会邻里关系,邻里间呈现出邻里关注窄化、邻里互动不畅、邻里交往次级、邻里纠纷频发的交往困境,新邻里关系亟需建立。文章援引社会工作中的有益成分,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建议通过弘扬传统睦邻文化、盘活社区活力资源地、搭建邻里圈社区信息平台、参与第三方社区矛盾调解、挖掘并培育社区居民的方式为社区加温,以期改善社区邻里关系。     

个体异质性对社区共同体情感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探析居民个体异质性如何影响社区共同体情感有助于推动社区构建情感共同体,破解社会碎片化和陌生人社区的困境。本文提出社区共同体情感包含邻里互动、信任程度和公共参与三个维度。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的数据和一系列二分和有序logit模型,从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生活利益相关度和政治面貌三个方面探析个体异质性如何影响社区共同体情感。在中国社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社区生活利益相关度越高、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倾向于拥有更强的社区共同体情感。根据我国社区和居民的特征,进行分类治理、政府进行引导促进民主协商和社区自治是提高社区共同体情感的有益尝试。     

城市社区异质性与邻里社会资本研究

我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加深了社区人口的异质性,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将对城市邻里的社会资本产生重大影响。关于社区内部异质性对邻里社会资本的作用,国内外学者看法不一。在剖析争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分类研究框架,认为社区内部异质性对两种性质的社会资本具有不同的影响。社区内部异质性的增大会抑制整合性的社会资本,但有可能促进链合性的社会资本。     

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内在心理机制探讨

物质主义通常指一种强调物质拥有、社会声望和外在形象重要性的个体价值观。从物质主义的形成原因上可以看到,追求物质主义价值观既是个体不安全感的表现,又是人们试图通过满足安全需要来应对焦虑的策略。物质主义者对外部目标的追求与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之间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怪圈。这个循环体系维系了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却也给人带来更低的胜任感\更低的自我评价\更大的不满意。本文主要探讨物质主义的心理成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提出未来的实证研究方向。通过对物质主义相关内容的梳理,也为指导大众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开启健康的生活模式提供一些启发和引导。     

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水平较高;阶层的上向流动,能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家庭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分别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老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对其市民化水平影响更大,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有更大的市民化发展潜力。据此,应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多元化社交平台,畅通阶层的上向流动,尤其关注老一代和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中部地区可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鼓励就近市民化,西部地区应重点维护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地位,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市民化协调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促邻里和谐 我们可以这样做

远亲不如近邻。这样的传统认知基于亲密的邻里关系,过去街坊邻居声息相闻,互相熟悉,但在今天高楼林立的城市里可不容易。如何让邻里之间增进信任、互帮互助?其实办法有很多——针对困难群体发挥志愿机制的作用怎样使社区内的困难群体生活在温馨的环境中,是完善邻里沟通机制和做好社区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为此,社区可以把工作重点定位在面向高龄老人、残疾人、困难户的关照与服务上,号召居民串邻里门、帮邻里忙,努力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     

网络社区对网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网络社区是目前网民互动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网络对个体形成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一个广义的社区概念的前提下,分析了网络社区对网民影响的若干层面,包括:个体的特定功能性诉求层面;个体的心理调节层面;个体的环境认知层面;个体的社会关系层面;个体的个别意见与态度层面;个体的长期价值观层面;个体的社会归属感与文化归属感层面.同时分析了网络社区作用于受众的具体机制,包括社区结构、信息环境、需求关系、权力关系、群体心理等对个体的影响机制.借鉴社会网络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来进行网络社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中城市社区文化的变迁——武汉市涵三宫调查

文化变迁,是一个复杂而涉及面很广的历史过程。从广义上讲,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属“文化”范畴。本文所论述的文化,则主要指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并力图对武汉市涵三宫社区五年变化的调查研究,来探索改革开放中城市社区文化变化的规律、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方向。涵三宫五年来的变化及特征无论何种社区。都具有自己的特征。而社区文化的形成,取决于构成社区特征的各种物质因素,同时它又作为社区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人们的心理、性格及行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不同区域文化特征,不仅造就了人们特殊的习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价值取向。由于在人口结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以及生活节奏和家庭职能等方面的差异,在其文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父母主观福祉：代际资源反哺的分析视角

研究发现,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父母的主观福祉有显著影响,且存在客观实体性资源和主观符号性资源的反哺机制。其中,客观实体性资源反哺机制中的经济、劳动力支持路径对老年人主观福祉分别呈现正、负效应。同时,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老年人口主观福祉的强度呈现显著的群体差异,对于女性、农村户籍和低教育的老年人口的主观福祉的反哺效应大于男性、城市户籍与高教育者。研究结论对我国健康老龄化社会治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内外生活方式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对生活方式的研究也成为流行病学、社会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目前国内对生活方式的内涵、类型和结构还未有统一的认识,但普遍认为生活方式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复杂的概念,对其测量大多采用《生活方式量表》和《生活方式自评量表》。国外对生活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色人群的生活方式、肥胖与生活方式的关系、生活方式病的治疗和预防、生活质量等。国内主要关注学生体质及生活方式的影响、生活方式对成年人体质状况的影响、体育生活方式与体质和健康的影响、亚健康问题、健康生活方式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等。但目前还存在着实证研究少、研究对象和工具局限、心理学视角研究较少等不足。应通过实证研究,深入探讨生活方式与体质或健康的关系、健全人格与健康生活方式的关系、生活方式与经济发展和健身条件的关系等。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城乡老年人健康分化

将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社区的各种居民团体和协会的活跃程度,从该视角研究城乡老年居民在健康上的差异。通过多层模型,控制个人因素,分析社区社会资本与个人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引入社会资本变量对比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差异的变化。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个人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学变量以及社区层面的经济变量之后,社区社会资本与个人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对于个人的身体功能状态,社区层面因素的影响则不明显,更多地是受到个人层面变量的作用。其次,在控制社会资本变量后,城乡老年居民在健康水平上的差异明显变小,说明社区社会资本在解释城市与乡村居民健康水平的差异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城市居民的优势来自更高的组织和团体参与程度。研究也部分地证实了中国老年人群体健康不平等的社会原因,为人口健康差异形成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实例验证。     

基于元分析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研究

文章采用元分析方法对2007—2015年间使用SCL-90量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文献进行系统评价,共20篇研究报告纳入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合并效应量波动范围在0.144~0.328,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但是没有预期严重?焦虑和恐怖两个因子最为突出,在研究跨度时间内心理健康水平稳定?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没有差异,婚姻因素对心理健康水平没有影响?不同地域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明显,内陆地区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比沿海地区差?     

公共卫生支出、健康结果与卫生投入政策——基于189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门槛分析（1995—2011年）

利用189个国家和地区1995—2011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公共卫生支出规模对一个国家的健康结果（婴儿死亡率和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对婴儿死亡率和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位于1.9%和6.62%。分段回归结果显示，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1.9%时，公共卫生投入对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没有显著影响，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较弱；超过1.9%后，公共卫生投入的规模效应开始体现，对健康结果指标的影响均显著增强；超过6.62%后，公共卫生投入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不再显著，对出生时平均期望寿命的弹性系数不再变化，单位边际贡献不再增加。中国当前政府卫生投入规模仍然较低，需要继续增大公共资金投入、降低个人卫生支出比重。     

维护公共健康期待公民的责任自觉

公共健康是一个群体性的健康问题。传染病、生活方式和环境卫生都是影响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防止传染病的扩散和生活方式病的产生以及环境卫生的优化都需要公民的责任自觉。依靠公民的责任自觉可以尽量地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公共健康问题,这不仅可以提高所有公民的生活质量,而且无形中为政府节省大批的公共健康治理成本。从健康利益与责任的公平分配来看,公民的责任自觉是实现健康公平的一个重要途径。     

城市休闲制约与健康研究——-以韩国首尔为例

从公共健康和人口健康的视角研究休闲对健康的潜在贡献日益受到重视。北美的休闲制约研究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但关于休闲制约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仍然空白。初步尝试休闲制约与健康研究并探究休闲制约如何影响个体健康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与自我制约(如学习压力、配偶的休闲偏好不同、照顾孩子等)影响个体的身体状况(包括医疗、身体病痛等);而心理制约(如缺少活力和主动性等)则影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如生活质量、对外表的接受度等)和身体健康。这为研究东亚大城市(首尔、东京、北京、上海和杭州等)的休闲制约对健康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见解。     

影响学生健康的社会环境因素及其对策研究

从社会环境的视角论述了影响学生健康的家庭、学校、社区等因素,分析了产生这些因素的原因.认为营造良好的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健康教育氛围,对于培养具有健康身体、健康心理的新人,以适应21世纪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具有重要作用.     

论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量化标准之构建

对于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量化的具体标准,《国家赔偿法》并未作出规定。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可通过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三原则、两区分、四酌定因素的量化原则和方法得以确定。三原则为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原则上不低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原则、数额适当限制原则、法官酌定原则。两区分是区分不同损害的赔偿和区分人身物质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并参照我国人身物质性损害赔偿标准设定具有适度比例和弹性空间的精神赔偿限度。赔偿限度由立法解释规定较为适当。法官在赔偿限度内斟酌四方面的因素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酌定因素的量化由司法解释规定比较适当。     

“逆城市化”的动力模式：一个健康传播的分析框架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其背后拥有着城市人口低增长率、中心人口偏移、群体亲近自然等诸多现象,而健康则作为一种变量弥散其中。借用健康传播的相关理论,本文审视了今天“逆城市化”背后的动力模式,表明健康作为衡量城市的一种新型维度正在崛起,从户籍人口、就业机会、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四个方面都可见健康作为“逆城市化”背后的传播动力性崛起与变迁。同时强调,这种变迁在促进有机体的生态模式形成之时,必然存在有的“城市—社会—人口”的三位一体性的健康关联,也将成为当下建设“健康中国”战略的本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