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盛世图景”的建构--太宗朝宫廷诗传播过程的内在机制和意义初探

太宗朝诗歌具有雍容华丽、典雅大气的宫廷诗典型特点。从社会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看，太宗朝宫廷诗所形成的风格特点，以及它对诗歌艺术乃至意识形态施加影响的方式，不仅是对南朝诗歌的承袭，而是由太宗朝宫廷诗人群体诗歌传播过程所影响与决定的。太宗朝的宫廷诗歌传播是一种典型的组织性传播，且是一种对公共性象征符号的传播与扩散活动。通过编码—解码的信息交换过程，太宗朝诗歌的“盛世图景”得以建立并巩固。     

论孙绰的文学贡献

孙绰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精通诗、赋等多种文体,其后期玄言诗由玄理转向玄境,推动了中国诗歌意境的发展;其山水诗赋、模拟民歌之作对南朝山水诗、宫体诗等诗歌思潮的兴起起到了首开风气的作用;他的文学思想对南朝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宫廷和市井之间——永明文学思潮新探

宫廷雅乐接受民间新声的影响,历来有之。然而,无论从范围、规模还是深度来看,南朝乐府民歌为统治阶级所接受的程度,是此前任何朝代都难以比拟的。文章从南朝宫廷的市井风气、官僚队伍的经商热潮和统治阶层的出身背景等方面揭示其中的原因,并进一步探讨这些原因和南朝文学新变的关系。     

宫廷诗歌创作与初唐政治秩序的构建

初唐宫廷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唐朝建立初期政治文化建构的要求和方向,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唐人关于政治建构的某些思考。从宫廷诗歌普遍具有的颂美特征来看,它体现了国家开创阶段所强调的加强君臣伦理秩序的要求;从宫廷诗歌在某些情况下显示出的反思精神来看,它显示了基于儒家伦理而形成的对于统治根本原则的思考。     

论南朝诗歌世俗化的成因

南朝时期,诗歌摆脱了伦理和玄学的束缚,描写日常生活,表达世俗情感,具有浓厚的世俗化色彩。这种现象的形成,决定于诗歌雅俗交替以及诗乐分合的嬗变规律,而由思想、文化、艺术等构成的南朝特定的人文环境则是其中的催化剂。当然,文人素质的弱化也是成因之一。对南朝诗歌风格中的世俗精神应予以客观评价。     

宫廷诗歌创作与初唐政治秩序的构建简

初唐宫廷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唐朝建立初期政治文化建构的要求和方向,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唐人关于政治建构的某些思考。从宫廷诗歌普遍具有的颂美特征来看,它体现了国家开创阶段所强调的加强君臣伦理秩序的要求;从宫廷诗歌在某些情况下显示出的反思精神来看,它显示了基于儒家伦理而形成的对于统治根本原则的思考。     

南朝文人诗歌创作的通俗化倾向

南朝文人的诗歌由于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狭小,多抒写文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加上一部分文人特别注重形式,讲求绮丽、用典、对仗、声律,因而,南朝的文人诗歌和辞赋、散文一道,被人们视为“贵族的文学”。其实,这只不过是南朝文人诗歌的一个方面。在南朝,民间歌舞特别兴盛,“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由于南朝民歌婉转、柔媚、妖艳,很适合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因而,南朝的民间歌舞便深受当时文人的喜爱,流传于朱门紫户的九曲迴廊。受当时民歌的审美情趣的影响,南朝的文人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便不断地从当时的民歌中汲取营养,由此而形成了南朝文人诗歌创作的通俗化倾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律化倾向

中国古代诗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了律化的流程,这个流程通过两个路径进行,最后在“永明体”新诗体上实现了统一：一条路径是诗歌文字的骈俪化趋势,即对偶的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条路径是对音韵的讲究,逐渐健全了声律规则。到了南朝齐永明年间,二者合而为一,于是近体格律诗的雏形出现了,为唐代格律诗的定型打下了基础。     

关于客观评价南朝诗歌历史价值的几点设想——以对南朝诗歌内容价值的重新体认为中心

因研究界于文学内容评价标准中存在的问题,南朝诗歌的历史价值长期以来得不到客观的评价.本文指出,南朝诗歌以辞采为中心的形式经营所得以表现的内容,远较前代诗歌内容概括、精细、曲折和深妙,由此拓展了内容表现空间,能够更为丰富地表现人性的内在要求.以此为基础,南朝诗歌可大致分为宋、齐、梁陈三个阶段,诗歌创作主要呈发展趋势,发展的主要脉络在于愈趋精妙的诗歌形式得以表现趋于概括、丰富、深妙的诗歌内容,其中梁陈宫体诗代表着南朝诗歌发展的顶峰.南朝诗歌以精致形式所得以表现出的抽象概括、精细微妙、曲折深入的内容是唐诗发展的重要基础.     

论南朝佛教与宫体诗

佛教发展到南朝,由重视义理阐发的般若学,转变为重视成佛实践的涅槃学,形成了新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并深刻影响了南朝后期文学,特别是宫体诗的产生和发展。南朝宫体诗并非单纯的宫廷艳情诗和浮华诗风的代表,它的产生具有南朝佛教文化背景。宫体诗诗人透过绮靡浓艳的描写女性美的诗句,揭示无常世间的虚幻清净本相,通过对美的刻画和婉转曼妙的语言声律艺术,表达对宗教境界的向往。     

论初唐咏物诗的创作风尚

初唐咏物诗创作风气颇盛。与六朝咏物诗相比,初唐咏物诗体现出如下新气象：宫廷咏物诗祛离了南朝宫体咏物诗的香艳气息;王绩、四杰、陈子昂、郭震等的咏物诗一定程度上回归了诗骚及汉魏以来的比兴传统;沈佺期、宋之问等宫廷诗人遭到贬谪后创作的少量咏物之作,多触物生感,情志内涵有所拓展。     

南朝诗歌中的“萧咨议”考

在南朝送别、赠答诗中常常对赠别对象但题姓氏和官职而不提及其名,这种题名法为唐宋诗歌所继承。往往同一姓氏和官职指代不同人物,所以考证其所指对象是理解相关诗歌的首要条件。就南朝诗歌题而言,以姓氏加官职表述的人名中,"萧咨议"出现得最多,通过逐一考辨,在排除附会之作后,发现南朝诗歌中的"萧咨议"除了前人已指出的萧衍,另有萧景先、萧坦之、萧敷。     

汉武帝扩建乐府对两汉乐舞的影响

汉武帝扩建乐府不但产生了新体的乐府诗,而且推动了两汉乐舞的发展。一是汉代俗乐开始大量进入宫廷,不仅推动了宫廷俗乐的发展,也促进了民间俗乐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制定了新的郊庙祭祀之乐和新的朝会礼仪之乐,促进了宫廷乐舞的变化;三是促进了汉代的尚乐审美观念的变化,形成了以俗为美、以雅为美、雅俗一体的尚乐审美格局。     

论“齐梁体”及其与五言声律形式的关系

一、“齐梁体”界说五言诗发展到南朝,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山水勃兴,声色并作,诗歌体制已大异于曩昔。南朝人很喜欢用“体”来描绘这些“变体”诗,比如,称谢灵运等以模山范水为主体的诗歌为“谢灵运体”,称沈约等以讲究声病为主体的诗歌为“永明体”,称萧纲等以绮艳轻靡为主体的诗歌为“宫体”等等。这些所谓“体”,以某一具体特征为对象,特指其一定的基本内涵,造语形象简洁,定性也是准确的。对后人认识这些“体”,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南朝诗歌的“技艺化”及其文化生成机制初探

强化言说技术进而遮蔽言说主体,是南朝诗歌"技艺化"的直观表现;"技艺化"的深层意味在于,在士族"话语权"导向下的文化机制中,南朝文人之所以对诗歌创作趋之若骛,主要在其标榜风流、彰显才学、玩赏娱乐等文化技艺功能,而不是传统诗歌感物吟志的抒情功能.     

乔叟对宫廷爱情传统的重写研究

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的乔叟是14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由于深受宫廷文化的影响,乔叟在早期诗歌中沿用了宫廷爱情传统,但为了反映英国宫廷的现实而对其进行了相应改写。随着文学视野的不断开拓,乔叟在宫廷爱情传统中融入了现实主义元素,对其中的贵妇和骑士的形象进行了革新。在后期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乔叟进一步超越了宫廷爱情传统的局限,以“婚姻”为隐喻表达了他对当时英国阶层矛盾的态度。乔叟在诗歌创作生涯中对宫廷爱情传统的不断重写不仅生动地反映了他个人风格形成的过程,还为后人了解中世纪末期英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钩深索隐、曲写毫芥到情灵摇荡、流连哀思——论南朝诗风之流变

南朝四代相续,立国日短,诗人往往身经异代,历仕数朝,因而给后人探讨这一时期的诗风变迁带来一定的困难。又由于南朝诗歌较少现实生活的反映,所以后人在论及此阶段诗歌时每多笼统的概括而缺少细致的分析。如严羽《沧浪诗话》分此阶段诗为“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四类;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概括为“宋代文学”、“齐梁文学”、“陈代文学”三个阶段。皆未能很好地把握住南朝诗风的变化过程及其实质性差异,特别是将齐梁诗并列,更混淆了两代诗歌创作的根本区别。本文试图通过此时期主要诗人的诗作,以探讨南朝诗风之流变,并就教于同好。     

论南朝史书史传人物的诗歌选录

南朝史书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记载了史传人物的诗歌创作情况.史臣采取选载题目、节选或全逸诗歌内容、记述诗歌创作的具体细节、直接或间接评价诗人的创作风格等方法加以反映.通过示例分析,笔者发现,史传载录诗歌不仅充实了南朝史传的内容,同时也成为史传多侧面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因此,具有鲜明的创新性.诸此现象虽然是南朝文学发展、兴盛与渗透的结果,但是,史传记录诗歌创作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表明,南朝史臣对南朝文学所持的某种程度的认同立场.     

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

所谓“宫廷文人”,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唐代的宫廷文职官员,几乎人人都必须具备写作应诏诗的技能。只是有些以文学进身的官吏尤其擅长应制奉和,并留下了较多的作品,于是这些人便被笼统地称为“宫廷文人”了。长期以来,研究初盛唐诗歌大多只着眼于革新派这一方面,很少考察宫廷文学的内容及其与革新派之间的联系,并往往过分强调宫廷文学与革新派之间的对峙关系。这就很难对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发展中的地位作出客观的评价。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太宗贞观至中宗景龙年间宫廷文学的演变过程,对这一问题再作细致的探究。     

盛唐"兴寄""兴象"范畴中的诗歌体制实践和诗歌功能观念

“兴寄”“兴象”范畴在初盛唐革新齐梁诗风的诗史背景下产生、发展,体现出盛唐诗人对诗歌体制的实践以及对诗歌功能的具体认识。从体制上看,“兴寄”说呼应的是发扬汉魏比兴艺术的唐人古体创作。“兴象”之确立则受到近体诗演进过程的实际推助,与盛唐律诗创作存在紧密联系。从时人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来看,“兴寄”说强调诗歌抒情言志,针对的是南朝后期诗歌逐渐演变为娱乐性的工具的弊端;“兴象”突出的是诗歌审美功能,盛唐人延续了南朝诗歌重视艺术美的传统,并结合晋宋以来的山水审美意识加以改造,以当时士人清新壮大的审美理想革清了六朝余弊中的低级趣味。盛唐“兴寄”“兴象”范畴相互补充,体现出初盛唐以来诗歌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唐诗史上有其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