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市想象中的教会符号

天津在近代史上,因其地处京畿,位于九河下梢、渤海之滨的独特地理位置,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冲击与影响。这些外来文化以不同的形式嵌入了天津的城市空间中,与天津本土文化进行融合,并留下了自身的文化符号。在外来文化的诸多影响中,最典型的就是宗教。     

城市名片：想象天津的一种方式

城市名片代表了一个城市的符号,浓缩了一个城市自然、人文的精华,是想象城市最直接、最具体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名片浓缩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体现了一个城市的识别性、一个城市的灵魂。而塑造城市名片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是对城市历史、自然、现实与未来的提炼与想象,是对城市精粹的集成和彰显,其中对城市名片的定位至关重要。     

《北洋画报》与天津城市想象

市民对所生活城市的理解,一部分靠自身的体验得来,一部分靠各种各样的媒介,诸如报刊、影视、网络等。这些大众媒介不仅仅反映城市,还有对城市较高层次的把握与建构,即对城市的想象,如同学人曾一果所说：“想象城市实际上包含了意识对现实城市的一种重新叙述、把握和建构,‘想象’城市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建构过程。”在天津城市化进程中,大众媒介中的报刊成为想象城市的重要方式,本文讨论的是矧￡洋画报》对天津的想象。     

西渡诗歌的修辞想象和历史想象

本文从形式出发对西渡诗歌进行修辞学批评,以探求其文本的意义建构而不是意义表现.叙述,对于西渡来说不唯是一种写作技巧,更是一种结构形态.西渡诗歌叙述的结构形态传统温和、平缓舒展,其意义诉求和价值目标在于用叙述带入节奏,试图借助略带叙事性的格局把文本的疏密度和时间速度转换成一种诗歌的节奏.同时,思辨在叙述的节奏内鼓荡奔突,给文本注入沉重尖锐的价值观和命运感,表征出诗人对历史丰沛的想象力.对西渡诗歌的个案批评可以阐释当代诗歌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语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探析出诗学和社会学、修辞想象和历史想象间张力营建的枢机所在.     

双城模式的旧天津想象

在旧天津的文学想象中,双城记既是故事与观念的构成方式,又是城市形象和文化身份的表达方式。天津想象的双城模式主要包括华洋双城模式、津京双城模式和津沪双城模式。两个天津的空间分隔和文化冲突制约着天津想象的人物塑造、主题表达和文化旨趣。北京以颓败、失势的形象进入津京双城模式,受到天津的嘲弄与规训。摩登上海对天津具有震慑力,然而这种胁迫感最终被天津的市井智慧所消解。在双城模式的天津想象中,天津作家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显露出进退失据的犹疑,从中可以洞悉天津想象的心理补偿机制。     

词语旅行与文化想象:晚清诗歌的一种现代性

晚清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许多外来的"新"语词被广泛引入写作实践,但晚清诗歌的现代性并不在于其新的语言系统所带来的新思想是否与西方义理一致.必须正视文化碰撞中语言的"旅行"特征和诗歌自身的想象性特征.晚清诗歌的现代性,在于在新的语词与西方义理的冲突当中、在由新的语言构成的意象系统和诗歌境界的冲突当中、在承载现代性的个体经验需求和古典诗歌美学之间,其为我们所呈现的丰富性及其矛盾性.汉语诗歌也正是从新的语言系统的进入而引发问题,促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新诗的发生,应溯源于此.     

新诗的历史构想与20世纪中国诗歌的关系

新诗的历史构想,是新诗的写作者和理论家们对新诗在文体特征、具体技术规范等方面的设想、期待和想象.这些构想描绘了新诗的理想形态.尽管关于新诗的构想已经成为历史,而且自身也是千差万别甚至相互对立,但它们对后来的诗歌写作和批评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却至关重要.它们引导和制约着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同时又作为诗歌批评的重要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反过来影响着人们对新诗的评价.     

天津商人与清末民初社会习俗变迁

商人习俗对清末民初的天津社会风俗影响极大 ,推动了整个天津社会风俗形成中西兼有、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格局。在思想观念上表现为重商求利的价值观冲击传统的义利观 ;在消费方式上表现为奢华、崇洋、趋新的风尚冲击传统、守旧、俭朴的生活方式 ;在婚丧习俗上表现为“新旧并呈、中西杂糅、多元发展”的特点。     

想象城市的一种方式——以天津为例——作为想象城市方法的“津味文学”

对于津味文学,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人们可以从文学、艺术及美学的角度提出种种问题和想法,辩解或批评这一现象及概念的正当性。如果我们把津味文学放置在城市,从文化的角度观察文学与城市的双向互动过程,就会发现作为文化符号的津昧文学,或许是想象城市的基本方式,也是我们解读和进入城市的主要通道。     

表演上海:剧场转型、文化重构与城市想象

以上海新近改造的三个剧场为例,追溯剧场历史变迁的三个面向:作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共舞台由传统戏曲剧场转型为面向全球游客的多媒体杂技演艺剧场;影、戏兼具的新光影艺苑对中国传统戏曲、现代话剧与电影业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现转型为以欧美悬疑剧为生产主体的主题剧场;1933老场坊前身为“工部局宰牲场”,后发展为远东第一大宰牲场,2007年被打造为1933创意产业集聚区,并为本地实验话剧提供孵化平台.这些剧场的物理和文化转型成为重塑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及作为重塑中国剧场、文化和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形构着充满冲突、多元各异的城市空间.三个剧场的成功转型,也为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通过现代技术的包装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了借鉴.     

现代中国诗歌"城市抒写"的审美特质

新诗的百年发展始终与城市文化紧密相关,城市文化是诗歌的重要话语资源,它使得新诗有着不同于古典诗的全新境遇,并且改变了诗人认识世界、感觉世界的基本模式,促进着诗人现代精神体验和审美经验的形成.在现代性命题的精神背景下,诗人以文本化的方式对"语词城市"进行着艺术抒写,诗人在追求前卫与创新的诗美过程中,逐步确立起现代都市主体的独立精神形象.     

城市与中国社会研究

城市化运动的展开,城市的发展,城市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地位的迅速上升,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演变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无法充分认识到"现代城市"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意义,那我们就无法真正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变动的逻辑。普遍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城市想象,以及城市学研究中存在的学科间分异的现状,都不利于对中国城镇传统和现实中国城市社会的研究。现代城市不仅受到现代国家、市场以及社会的诸特性的影响,它自身的结构也构成了国家、市场、社会及其相互间关系变动的特殊驱动力和规定力量。从城市维度切入可以发现:国家对于当今社会的日常生活具有特殊的干预力。无论是城市社会研究还是以城市为重要维度的社会研究,都是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挑战。     

想象与记忆: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

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首先建基于诗人们个人生存时空中的生命经验、事件或事物、场景的亲历性及其记忆形态,尤其是十年"文革"在其生命经验中所造成的戕害,几乎成了他们笔下无法抹消的心灵阴影,并由此形成了朦胧诗初期历史书写的基本定势;继而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苦难叙事及历史追忆、反思向着纵深处的伸延、突入和启蒙现代性思想的成长,一股文化寻根思潮开始在朦胧诗中发生、蔓延,其书写向度也由先前的苦难叙述和单一的政治叙事向着多元的历史文化书写尤其是种族原型叙事偏转;可到了朦胧诗后期,诗人们又反转笔锋,开始由远古时空返回当下,力图从自身体验和想象的角度贯穿或整合历史,甚至将不同质的历史文化语码拼贴并置于一起,将之施以亵渎式操作,从而宣告了传统历史主义书写的终结。     

论20世纪中国新诗死亡想象中的"历史信仰"

"历史信仰"是中国现当代诗歌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模式。本文选择中国现当代诗歌中表现与书写死亡想象的代表性文本,主要从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人道主义思想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的阐释角度,对于新诗死亡想象中"历史信仰"("时间信仰")的丰富内涵作出有效的阐释与分析。     

跨区域华文诗歌中国形象的再现想象论

面对居住地主流文化中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压抑与遮蔽,许多跨区域华人诗人采取了对抗性的写作姿态.在他们的诗歌中,他们通过再现式想象方式,揭示了居住地主流文化中塑造的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特性,表现了他们对故国家园的认同.这种认同,既涉及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又涉及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符号和文化精神.由此,跨区域华人诗歌在一代又一代诗人的辛勤拓展下,开始形成一个日趋广阔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空间.     

跨区域华文诗歌中国形象的类比想象方式论

在跨区域华文诗歌中,类比性想象不但帮助诗人们完成了对标志性动物、核心性地景、代表性节日象征符号意义的对抗、补充和互相指涉性的书写,而且也表现了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精神。可以说,龙、长城、长江、黄河、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象征性符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凝结着民族文化中最具活力、最具代表性的精神。它们像一根精神红线,在纵向上将华人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横向上将分布在亚洲、北美、东南亚、大洋洲等不同区域的华人团结起来。     

回味80年代:中国诗歌重镇的崛起与落寞

在诗歌界,很多诗人和学者都认为重庆是中国新诗的重镇之一。一个地区要成为诗歌重镇,一般应该具有这样几个因素:诗人多,诗歌作品多,诗歌活动多,诗歌研究力量比较雄厚。进一步说,在全国诗歌的发展版图中,诗歌重镇应该拥有较多的有影响的诗人与诗歌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为重庆诗歌奠定重镇地位的     

叹词兴替与中国诗歌抒情文化的变迁——兼论新诗出现的文体史意义

叹词是一种表感叹的语气助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感叹与抒情的性质及功能相同,一定程度上叹词可以成为抒情诗的代名词,因此探讨叹词兴替可以窥见中国抒情文化的变迁。在汉语诗歌漫长成长史中,叹词在诗中“解放—束缚—解放”历程与诗歌“古体—近体—自由体”的演化过程若合符契。传统诗教对叹词的规训,是通过格律这一“毛细血管”实施的,近体格律不过是“○而不●”中庸诗教的语音贯彻形式。正因为这个原因,复活叹词、打破格律无意中成了五四新诗诗歌革命的最佳切入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人,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啊”“吧”“呀”等现代叹词,不仅促使中国诗歌实现从“客观型”向“主观型”、由“自我表现”向“信息传递”的转变,还打破了“不撄人心”的千年诗学成规,宣告了一种新的诗歌精神的诞生,具有重要的文体史及文化史意义。     

制度变迁理论视野中的新时期传媒体制变革

新时期以来,传媒在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也经历着自身的体制变革。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审视,传媒体制的变迁历程经历了二元化改革探索期、市场化改革发展期和双轨制改革深化期三个阶段。新时期我国传媒体制变迁的路径选择和体制变革包含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路径模式,只是在改革进程中各自发挥的作用不同;促使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动力因素则为明晰产权的欲求、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变迁主体的意愿。     

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想象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普遍存在着城市和农村的潜在对立,虽然小说都是以农村作为描写的场景,但却表现出对缺席的城市的文学想象,其结果是城市在不同阶级的人眼里幻化成充满矛盾的景象。这种不同的文学景象其实反映的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城市的矛盾态度和困惑心理。而这种矛盾同时也是中国当代现代性追求中尴尬处境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