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风俗·道德与国家盛衰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君主处于社会的中心，有着至高无上、专断一切的地位，被人们视为天下的楷模与表率。君主行为不仅直接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而且对国家兴亡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考察中国古代历史可以看到，君主行为通常反映出其道德素质，故君主道德素质攸关国家盛衰。君主通过各种方式树德，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对于国运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西周政治思想两题

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国家里,君主权力的限制,是通过对君主的品格和行为提出要求,制定规范;或建立一定的权力制约制度来约束君权。 中国是一个有着4000多年君主政体历史的国家,对君权的限制与否,以及如何限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议题。环顾欧洲,古代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以及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许多思想家注重不同国家政体之间的比较;而在中国,从夏商周三代至明清,思想家们注重的则是单一君主政体下的君主、大臣的好坏和权     

昭陵·昭陵诗·昭陵墓主

介绍昭陵的历史面貌,分析帝王陵寝的政治内涵,从历代诗人有关昭陵诗篇的内容中辨析唐太宗李世民身后声誉的衰微和昭陵形象的驳落,批判了所谓古代英明君主的残忍伪善与骄横.     

浅谈中国古代以水喻政的思想

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善用比喻的手法来表达各自的政治主张,用水来比喻政治是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一大创造。纵观历史,在君主关系、施政手段、君主品行和神学政治等方面,不同立场和派别的人对水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着不同的见解。     

隋、唐、宋的随身佩鱼与职官制度考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君主的主要统治技术,符牌以其独特的契约功能被广泛地应用于古代社会国家治理的诸多领域.在职官管理方面,3000多年前的周代采用的是官员随身佩玉的制度,隋朝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改随身佩玉为随身佩鱼,这一做法对后世职官制度影响深远.研究隋至唐宋这一历史时期职官随身佩鱼制度不仅可以引发学界对符牌现象的关注与研究,重要的是可以从制度层面更加清晰地透视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的运作机理,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     

《史记》中说客的言语策略及特色

文章选取《史记》十篇列传中的十六个案例,以Searle (1976)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旨在研究中国古代的说客在劝说君主时的语用策略及特点。对文中的君主进一步划分为本国君主及异邦君主两类。研究表明,当说客试图劝说本国君主时,用语多是描述性的,重在陈述客观事实,主要采用隐喻、类比、例证等策略,方式较为隐晦谦恭。而当说客以使节的身份劝说异邦君主时则更为直接,用语多具表达性与指令性,论辩语篇结构更加复杂,所用策略更为丰富,甚至在特定场合下不惜伤害君主的面子来增强劝说用语的语势,以保劝说行为得以成功。      

从孟昶的《官箴》谈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汉唐两代是值得称道的。唐朝经历过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武周女皇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但随后发生的安禄山造反,唐朝开始由盛转衰。到了唐末,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军阀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这个时期的君主在位时间一般都不很长,但有一个君主例外,这就是后蜀的第二个皇帝孟昶.     

论选举制度与儒家伦理之同构

选举制度和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核心要素。二者同构于选举社会之中,具有深刻的学理依据,实现了君主的“圣人化”、社会关系的“拟宗法化”、道德的制度化以及士民的“趋善化”,从而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有序而又良性的流动,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论《管子》中的君主节欲思想

<管子>中的君主节欲思想是在齐国多数国君纵欲无度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其内容包括从"内圣外王"的治国思路的角度规劝君主节欲以治理好国家,从养生角度力劝君主节欲以保重自身的性命,从治国的角度劝谏君主遵从礼法以节制自己的欲望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由于<管子>中的君主节欲思想符合了君主长寿及富国强兵的心理需要,因而对国君纵欲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古代国家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又决定了其节欲思想只能属于劝谏性质,而不能形成一种强制机制以约束君主的无度欲望.     

论中国古代谏诤的几个问题

谏诤是人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的谏诤主要指臣下对君主提出批评或建议。在君主专制政体之下，谏诤与君主决策、国家兴衰关系甚大。本文在系统考察中国古代谏诤历程及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概述了中国古代谏诤制度的演进，君主的求谏、纳谏与拒谏，臣僚的谏诤艺术及谏诤的性质与作用。其中揭示的君臣间在谏诤方面的规律性问题，即使对今天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建立正常的民主生活、处理好人际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

这里刊出的是两位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的一篇对话,主题自然是文化研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早年学习历史与哲学,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师从文化研究领军人斯图尔特.霍尔。他撰写和主编的大量论著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许多成为经典性论著。他主编的《文化研究》杂志,创刊于1987年。20年来,该杂志发表了近千篇学术论文,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刘康现担任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照对话者的看法,文化研究的要旨在于如何“讲好故事”,路径之一乃是“串联”(articulation,又译作“接合”)。“串联”概念源出于斯图尔特.霍尔,旨在将不同事物联系起来构成新东西。对话者首先提出了跨学科的“串联”,以问题为中心,将不同学科的视角、方法、观念和理论相互碰撞,必然会产生各种新的观念。以问题为核心,就是强调回到问题本身是研究之宗旨所在。这就触及到所谓的“激进的语境主义”,也就是将特定问题带回到它们出现的那个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中。提倡从问题出发、反对理论先行,这就击中了当前一些文化研究普遍存在的弊端。“关键时刻”概念特指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时刻,是语境的另一种描述,中国和西方目前都处在这一时刻。劳动的贬值,共同价值的衰落,文化的经济化,消费社会的崛起,传媒的影响等,都作为关键时刻的问题凸现出来,向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战。理论如何与大众“串联”,是对话又一重要主题,将文化研究变成公共知识,而非学院派的密语,看来是今后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在这方面右派比左派做得更好,也更有效,倒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于是,文化研究议程的创新,特别是在中国,如何从理论消费转向理论生产,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全球化、民族主义及超民族主义

笔者继续近几年来对全球化和文化问题的研究,试图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解构。在作者看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使得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被突破,同时也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模式,从而为一种新的超民族主义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时所遇到的各种挑战。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应当对这种超民族主义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     

Fatherhood,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In “Fatherhood,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Wade F. Horn,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ummarizes the importance of fathers to child well-being. He explains that “fatherlessness i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poor developmental outcomes for children.” This connection has led some observers to view cohabitation as a substitute or at least an alternative to marriage. Horn argues, however, that marriage is the best option for children and that cohabitation is a weak family structure compared with marriage. Children in households with married parents do better on almost every measure of child well-being,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income.     

行动、动机与自我概念 兼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

社会学家倾向于关注行动背后的结构因素,而对行动的动机缺乏深入与系统的研究。近几 十年来,社会学家开始意识到动机的重要性,但现有理论仍缺乏中层机制的支撑。自我概念可以较好地 解决行动的动机问题,其三个组成部分,即自尊、自我效能与本真在社会互动中得到发展,从而在提供动 机的同时,免于生理或心理决定论。以知识分子意识形成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自我概念的缺乏导致了现 有研究的结构主义倾向,而将自我概念与场域、惯习等概念相结合,能够发展出一系列解释机制。     

勤勉、严谨、务实、创新——大学生学风培养的目标与途径

学风建设是高等学校的基础性工作.勤勉、严谨、务实、创新是大学生学风培养的总体目标.高校可结合学生的年级特点和任务培养勤勉的学风,通过规范的日常管理培养严谨的学风,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培养务实的学风,结合重大比赛培养创新的学风.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信息社会:概念,原理,途径

什么是信息社会?为什么信息社会是必然的趋势?各国应该怎样来实现全球信息社会?本文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理相结合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简要而深入的阐述.     

道德·伦理·市场与诗

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问题 ,是目前中国伦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和元伦理学派虽然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假定中推导不出“守道德是理性的” ,但他们却否定不了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那“不可言说”的伦理之存在。牟宗三说 :“穷知见德” ,说明了那不可言说的道德深而可见。道德是既内在于人的“行” (包括“言”)之中、又显现于人的“行”之外的人的此在品格 ,因而是人“行”中的实存 ,“言”中的含蕴。从语言哲学来看道德哲学 ,就会发现 ,人的语言 (如许诺 )有约束力 ,就在于在最深的层面上 ,人作为人有遵从 (康德哲学的 )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因而语言哲学和道德哲学实际上是一根滕上的两只瓜。人遵从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 ,即为内在于市场“外在规则” (如法律、产权和契约等等 )之中的“内在规则”。这“内在规则” ,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