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长庆会盟的历史背景

拉萨大昭寺前所立唐蕃会盟碑,用汉藏两种文字记录了唐穆宗和吐蕃赞普赤祖德赞在公元821—822年间结盟的事迹。这一著名的纪念碑为藏族史和汉藏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现将美国华盛顿大学远东语言学特邀教授、美籍华裔语言学者李方桂写的《长庆唐蕃会盟碑考》中有关历史背景说明的部分译出,供研究参考。     

“小蕃”释义——读史杂谈

《陇右金石录》的作者张维在考释《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时说:“……碑文一再斥言西羌,而元昊上仁宗疏,自称:‘改大汉衣冠,制小蕃文字。’①碑中书西夏文者,即题为书番碑。是羌、番必各自为族类,而西夏不自承为羌也。至夏之称蕃,盖以唐时吐蕃据有涼、陇,自号大蕃,其余威或犹存于诸部族间,故因而仍之,以畏诸戎欤!”②这里提到的“羌”与“蕃”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唯“小蕃”一词的出现及其含义,应予探讨。     

民字缺笔非避辽讳

在一九五四年出土的应历九年(公元959年)《驸马卫国王墓志》的铭文中,“民”字缺末笔,在最近出土的保宁二年(公元970年)《刘承嗣墓志》和太平九年(公元1029年)《萧仅墓志》中,也见到同样的情况。金毓黻先生在《辽国驸马赠卫国王墓志考证》一文中曾说:“铭文中‘民’字     

西藏入中国版图始自公元初——兼论藏族珞巴族族源

西藏入中国版图始自公元初——兼论藏族珞巴族族源常征言西藏地区开拓史，不能不言藏族和珞巴族。因为珞巴族祖先曾在其地首建附国，继而藏族祖先又建吐蕃国。“吐蕃”一名盛于唐宋，《元史》书作“土蕃”；蕃读ｂｅ，近代史家也音书曰“图伯特”。该族兴于日喀则区之年楚...     

“宽永国”假说

曹廷杰在其所著《西伯利东偏纪要》中,记述了他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进入被沙俄强占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考察时,曾在双城子(今苏联滨海省乌苏里斯克)发现古石碑一通。据曹氏描述,该碑“字迹剥蚀,仅存‘其台’二字,必有缺文。相传原文有‘宽永十三年湖北进马三千匹’二语。谛视之,惟‘宽永十三年湖北进马’九字尚彷彿可识,三千匹     

“催”字的用法及其他——释《凉州词》中的“欲饮琵琶马上催”

<正> 前些年,在《文学遗产》上先后读到对于王翰《凉州词》中“欲饮琵琶马上催”一语和整个这首诗的不同解释。富寿荪同志认为,“‘催’字是作‘侑’义”,“此诗是写将士的豪情:葡萄美酒,夜光玉怀,而又有琵琶侑觞,于是兴高彩烈,尽情纵饮”(《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廖仲安同志则赞同把马上弹奏琵琶解为“催促征人出征”的说法,并说:“‘催’字在有的地方有‘侑’字之义,但在这里,恰恰不能作‘侑’字解释”(《文学遗     

享者,亨也

蒋寅同志的《‘享’乎?亨也》(载本刊1981年第二期)认为,《典论·论文》中的“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语出《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应解释为“家里的破扫帚,(看得)和千金一样”,此见甚是。然而蒋文又据胡克家《考异》“‘享’当作‘亨’”,称此“享”字“为后世改也……此处作‘享’实难解。”对此笔者则不敢苟同。近人黄侃曰:“‘享’、‘亨’古皆通作亯。”今查“享”一般写作“亯”,然亦有写作“(?)”的,下面正是“子”。又见《集韵》:“亨……古作‘亯’、‘(?)’。”隶变以后则统一写作“享”。“亨”字的出现是后来的事。对此,清代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七《墨子·叙》中曾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他说:“‘享’字隶字作‘享’;又省作‘亨’,以为亨通之‘亨’;又转为普庚反,以为亨煮之‘亨’。今经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     

冯敏昌生卒年考

冯敏昌,字伯求,号鱼山,广东钦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生平遍游五岳,晚年为广东粤华、粤秀书院院长,是著名的学者、诗人,有《小罗浮草堂诗集、文集》传世。其诗雄深雅健,岿然为岭南一大家,书法则与黎简、吴荣光、张岳崧并称粤东四家。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列其生卒年为一七四七(乾隆十二年)——一八○六年(嘉庆十一年),六十岁。(见原书623页。)近人于今为文考证,云:“按《楚庭耆旧遗诗》九刘彬华《挽冯鱼山前辈》云:‘春摧铁树花。’原注:‘公以丁卯生,今年适值丁卯。’当卒嘉庆十二年,年六十一。”(于今《<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献疑》,载香港商务印书馆《艺林丛录》第一篇。)     

“蛮非”贬称辨

长期以来流行此种说法:“蛮”为汉族对南方少数民族侮辱性称呼,“蛮”即“野蛮“、“不开化”之义,“蛮”字从虫,即表示不把他们当人。如《民族语文》82年1期37页:“从意义上看,‘蛮’是个贬称,古代泛称南方少数民族。”白耀天《僮族源流试探》:“(有的人)不审慎地考证就把史书上的‘蛮’……完全加在僮族的头上,试想僮族怎么能接受呢?我们知     

汉藏友谊马球比赛及其他

(一) 公元七○五年(唐中宗神龙元年),吐蕃赞普(藏王)器弩悉弄逝世。唐中宗李显听到噩耗后,“为之举哀,废朝一日”(《唐书》卷196,吐蕃传)。吐蕃的王太后,(嗣藏王器弩悉弄的七岁儿子章肆蹜赞的祖母)为了加强藏汉两个兄     

早期吐蕃史事考

本文认为,吐蕃是一个具有漫长历史源流的古老部落,“蕃”是古代藏族的自称和汉族对藏族的他称。他们自称为“蕃”,是由于他们自古以来尊崇相信仰苯教,“蕃”是“苯”的音转。汉族称他们为“蕃”,是因为他们是古代西迁的“发羌”的后裔,“蕃”是“发”的同音异写字。早期吐蕃王朝实行王位继承制,自栗赤赞普至囊日松赞,王权共沿袭了32代,历代赞普均以苯教作为王权的护持。早期吐蕃出现过好几位政治家、思想家和贤者,他们创造的业绩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彩。汉族人民吸收各少数民族智慧而创造的先进文化,对少数民族具有无比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种文化是维系中华各民族血肉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的一根牢不可破的纽带,早期吐蕃和祖国内地存在的血肉不可分割的关系就是这根纽带维系的结果。     

“原始民族”说质疑——与几位同志商榷

民族形成于何时?这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有不同的,其中主张“原始民族”说的就有数家。这方面的文章已发表不少,如:牙含章同志认为“最晚也在蒙味时期的高级阶段,已由部落发展成最初的民族一蒙味民族”(《学术研究》(云南)1963年第3期)。杜玉亭同志认为“民族形成于氏族部落时代”(《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他提出:“为什么不可以以氏族部落的出现作为民族形成的上限呢?”邬剑同志认为,民族最初形态的形成,“大体上是在氏族形成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即民族,继续发展起来’的时期或至迟到它的‘全盛时代’,而不会更晚。”(《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陈国强等同志认为,“民族形成的上限最早只能追溯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本文拟就上述几家的观点谈一管之见,请同志们指正。     

宋代蕃学考述

<正>宋代的蕃学是宋王朝在汉藏杂居地区为藏族设立的学校教育.蕃学的建立、发展和废除是与宋王朝的治边方略分不开的,它打破了藏传佛教在藏族教育中的统治地位,表明了汉藏文化教育的交流源远流长.一、蕃学史料考证早在唐代,汉藏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就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藏族贵族以“附学”的形式送子弟入唐王朝的国子监等高等学府,学诗书、识礼义、衣绮纨、步黉舍,为吐蕃王朝培养了一批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人才.到宋代,汉藏文化教育的交流出现了新的特点,这就是蕃学的建立.为了论述方便起见,我们把有关蕃学的史料梳理如下:秦凤路缘边安抚司言:“洮河蕃部近知官有借助钱,不住出汉请领.缘初得朝旨,令再三住支,窍虑以故阻节蕃情.”诏自今更不限时月支借,如经略司钱不足,以市易司钱续支.又言“通远军宜建学.”亦许之.王安石曰:“种世衡在环州建学,令蕃官子弟入学,监司疑其事,遣官体量.世衡非欲得蕃官子弟为门人,但欲与之亲狎;又平居无事时,家家有如质子在州.”上曰:“世衡事事辄有计谋,其建学非苟然也”.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三月,戊戌,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赐地十顷,岁给钱千缗,增解进士为五人额,从之.熙宁八年闰四月,诏以荣州团练使赵思忠为秦州钤辖,不厘职,依熙河例给存恤,教其子以中?     

元代的“不蘭奚”

在元代的历史文献中,我們經常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等詞,这些詞的含义是什么呢?蔡美彪同志在他編著的“元代白話碑集录”第九頁注四中解釋說:“‘不蘭奚’或譯‘孛蘭奚’。元代逃亡之农奴无主認領,即‘发付有司,牧系当差’(‘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成为官奴。‘不蘭奚’主要即指此种人。‘元史’及‘通制条格’、‘元典章’諸書中又有所謂‘闌遺’‘欄遺’者,亦即此詞之異譯”。从“元史”“通制条格”和“元典章”诸書中,我們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是一“詞之異譯”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不蘭奚”的含义却不象蔡同志所說的那样,我們認为,蔡美彪同志的解釋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不蘭奚”在元代社会中有着极大的特殊意义。“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为“不蘭奚”立了專节或專門,这不是偶然的。研究元代社会經济和政治的     

也谈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与朱克玲同志商榷

朱克玲同志的《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一文,对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作了探索性的研究,读了颇受启发。该文不同意“一个‘这个’”包含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看法,而认为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又认为“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论述的‘这一个’来解释恩格斯这句名言中的‘这个’”,是“不恰当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朱文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     

说“消息”变为“音信”意义的时代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562页讲到“消息”一词时说:“‘消’是‘灭’,‘息’是‘生’(文选七发李善注),‘消息’本是等立仂语,等于说‘消长’”。“到了第五、六世纪以后,‘消息’才有‘音信’的意义。”并以南朝梁元帝诗和唐代骆宾王、李白、杜甫的诗句为例。我们认为,“消息”作为“音信”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中“消息”已经普遍用来表示“音信”的意义,例子很多,我们仅举几例: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     

“高品”为职无须碑证

“高品”为职无须碑证陈道贵西北大学《法门寺》（三秦出版社“长安佛教研究丛书”之一）一书于第１５３页载：“‘高品’一职曾在《佛祖统纪》等书出现过，如宋太祖于开宝四年曾‘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但人们往往将‘高品’误认为人名，地宫出土的二碑证明这...     

就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答牙含章同志

关于民族形成上限问题,本刊在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了杜玉亭同志的《基诺族族源问题试探——兼论族源和民族形成的上限》一文后,第四期又发表了牙含章同志《关于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的两封来信》。现将杜玉亭同志《就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答牙含章同志》一文发表。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热忱欢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同志和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也来参加讨论。     

关于墨家对矛盾律排中律表述问题

1985年沈有鼎先生在一次讲《墨经》的课程中指出:“‘攸,不可两不可也’,在‘不可’中间加‘两’字,‘不两可’是矛盾律,‘不两不可’是排中律.”并且认为:“《墨经》拿不常用的‘攸’用为逻辑术语,是说一对矛盾判断,过去把‘攸’完全改为‘彼’是没有脑子的.”沈先生还让我们把有的“彼”字改为“攸”.除了把“彼”改为“攸”,我们持相反意见外,其余我们认为沈先生的见解都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把“彼”都改为“攸”不一定合适的理由如下:一则张惠言据说校经,作“彼”.二则“攸”一般放在动词前面,组成名词性词组,相当于“所”,如“君子有攸往”(《周易·坤卦》).或者放在主语与动词或形容词之间,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就”,如“风雨攸除”(《诗经小雅·斯干》).或者作处所讲,如“为韩结相攸”(《诗经·大雅·韩奕》).也就是说,“攸”字多用于动词前面或放在主谓之间,不如“彼”灵活,指代性更广泛.还有更主要的一点是,“攸”的古汉语涵义“所”、“就”、“处所”与辩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彼”有“相对”的涵义,它可作指示代词,指代“那”与“此”相对,如“息壤在彼”(《战国策·秦策二》),又可指代“别人”、“对方”与“己”、“我”相对,如“知己知彼”(《孙子兵法,谋攻》),而辩不能一人去辩,     

释“汋”

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鼎中,有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蒦其汋于人也,宁汋于渊。”“汋”字音义,说家纷纭,迄无定论。张克忠《中山王墓青铜器铭文简释》云:“古书汋、酌通用.意为斟酌,衡量、审识。”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云:“‘汋’当读为‘溺’,‘勺’与‘弱’古音相近可通。”罗福颐《中山王墓鼎壶铭文小考》云:“‘汋’字殆是‘没’字省文。”容希白先生《金文编》四版稿本亦释“汋”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