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延之《论语说》的流传、真伪及撰作缘起考论

颜延之《论语说》凭借皇侃《论语义疏》而保留了部分内容,今仅存十六则。今本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注疏》不伪,那么其中引录颜延之《论语说》也当可靠。考察今存颜延之《论语说》的内容,当是义疏之学,是给门人弟子讲《论语》之讲义,或在讲前预写,或在讲后由听者集录。颜延之讲说《论语》,盖在元嘉十一年至元嘉十七年间(434—440)屏居里巷时。     

颜延之《逆降义》钩沉

颜延之《逆降义》,历代文献中误称、异名较多,当以"逆降义"为是。三十卷《颜延之集》和一卷本《颜延之逸集》于南宋末年全部亡佚,其中《逆降义》随之亡佚。唐宋以来编纂的一些类书和史志著作中,辑存了《逆降义》部分内容。《逆降义》主要是讲礼制之普通义理,而不是针对某部礼经所作的章句或注疏。     

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

被萧统选进《文选》的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是有关陶渊明的最早文献,也是与陶渊明生前相识者叙述陶氏生平的唯一存世文献。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他对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和处世态度有深刻的理解,此诔情文并茂,意味深远。它不但生动地描述了陶渊明的生平,而且准确地揭示了陶渊明的人格特征,从而深刻地剖析了陶渊明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此诔对陶渊明生平的叙述及评说有助于增进后人对陶渊明的理解。例如,以隐逸诗人名声永垂青史的陶渊明为何有几度出仕的经历?又如,王弘及檀道济同为江州的地方长官,陶渊明对他们的态度为何颇不相同?种种疑问,都能在其中找到相当确切的解说。在晋宋之际那个黑暗的时代,若不是文名震世的颜延之及时撰写《陶征士诔并序》对陶渊明进行揄扬,陶渊明其人完全有可能取湮当世,此诔堪称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文献。     

个中妙趣谁堪语？——读刘强《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

魏晋六朝,志人小说风行一时。涌现出的作品,如邯郸淳的《笑林》、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葛洪的《西京杂记》、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皆属此类。由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无疑堪称个中翘楚。该书拔新领异,其意义及影响远远超越了同类题材的著作,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朵奇葩。     

以《诗》释《骚》--论王逸《楚辞章句》注释方式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在注释时采取了以《诗》释《骚》的方式,用两汉诗经学的解释方法来解释《楚辞》。这种依《诗》取兴的方法影响甚远,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学术从东汉末至魏晋的转变,在楚辞学史及文学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左思、颜延之、萧统、陈子昂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的开掘、接受、内化与突破上,以及李白、苏轼、曹雪芹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认知上的拓深,可以看到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亦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从《文选》李善注看《列子》并非伪书

《列子》是先秦道家典籍,是列子门人记录列子思想的著作。该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整理附益,增加了一些晚出的内容,因而导致部分学者怀疑《列子》是伪书,"伪书说"者多认为魏晋人作伪。从《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条目来看,《列子》在两汉魏晋直至南朝宋齐梁期间一直流传有序,西汉、东汉、曹魏、西晋、东晋很多作家都曾引用过《列子》,其中尤以张衡、曹植、嵇康、左思、张协、潘岳、陆机引用次数较多。这些情况表明,从西汉到东晋《列子》一直流传有序,魏晋间有人作伪之说难以成立。《列子》既然不是伪书,其价值和地位也应该重新评价。     

刘勰“《书》标七观”说考源

《文心雕龙》有"《书》标七观"一说,其相关内容最早见于传世文献《尚书大传》、《孔丛子》两书。两书载记稍有差异,但就此并不能认为"七观"说属于秦汉或魏晋时期儒者所臆造,恰更能证成其为战国流传下来的一些有关孔子论《书》的"传"文或传说。"七观"说不仅概述了《书》之核心要义,亦对汉魏时期不同《尚书》学派诠释《尚书》之向度产生过重要影响。     

《世说新语》:士族文化心理的鉴证实录

《世说新语》既是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代表作,也是反映魏晋时期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大量的历史故实和人物言行细节描写,使本书具有了相当突出的历史实录品格。更重要的是,本书对魏晋时期社会生活本真状态的再现,以及对士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次掘发,是以政治史、制度史为中心内容的纯粹史学著作所替代不了的。     

论颜延之《应诏宴曲水作诗》的写作背景、动机与主旨

元嘉前期,宋文帝多病,无力主宰朝政,彭城王义康专权.颜延之发觉义康集团有篡夺帝位的野心,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上巳节,文帝想祓除疾病,从而亲揽政事,禊饮于乐游苑,颜延之侍从,借应诏之机作《应诏宴曲水作诗》,讽劝义康.     

魏晋名士的注《庄》解《庄》及其误读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 ,注《庄》者蜂涌而起 ,诸家争胜 ,遂成大观。本文在对崔、司马彪、向秀、郭象诸注本之关系予以辨析的基础上 ,重点就向、郭注庄之异同及其对《庄子》的误读、东晋支遁等人的解《庄》情形及其释玄融合倾向作了探讨 ,认为就“艺术品是对不断更新的理解的开放”一点而言 ,魏晋人对庄学的理解、阐发是有益的 ;但就其与庄学原始义之距离而言 ,却渐行渐远 ,并对后世庄学研究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误导作用。     

《文心雕龙》与《文选》表文观辨析

刘勰与萧统都重视表文一体,虽同赏一些名表,但《文心雕龙》与《文选》更多展示的是二人表文观的差异:刘勰所论基本都是传统的表文类别,萧统则亦重"表"体在魏晋及以后的新发展,这一方面反映出刘、萧二人保守的文体观和重新变的文体观的不同,另一方面见出刘勰规范文体、清晰辨体的目的;《文选》选录李密《陈情事表》应与魏晋六朝孝先于忠的观念、梁武帝倡孝及萧统本人至孝之性有密切关系,刘勰未论及则或因此表重表私情,在表文中较为特殊所致。     

《老子》称"经"考

《老子》何时称经?又何时演变为《道德经》之名?古来就有争议。考之典籍可知:《老子》书题以“经”名在史迁之后刘向之前;而《老子》书名演变为《道德经》更在班固之后,萌发于汉末三国的边韶、葛玄,形成于魏晋之际的王弼、皇甫谧。     

论先唐宫怨诗的发展及其嬗变

宫怨诗是我国古典诗坛的传统题材,主要抒发深宫女子的愁情怨绪。它萌芽于先秦,成熟定型于汉代,在魏晋六朝得到持续发展,至唐而大盛。《诗经》中的《绿衣》《白华》是宫怨诗的滥觞,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是第一首较成熟的宫怨诗,在宫体诗兴盛的梁陈时代,宫怨诗受其影响,带有几分香艳色彩。     

类书、总集误收颜延之诗文辨正

《海录碎事》中误辑、误引颜延之诗文句十二则,《诗渊》中误辑颜延之佚诗二首,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中误辑颜延之佚诗残篇三则。其中多数都是把江淹的拟作误系于颜延之名下,有少数属于文字讹误和文句颠倒。此外,严可均《全宋文》据《艺文类聚》,误辑颜延之文一篇。有必要进行考辨厘正。     

论魏晋《论语》学的言说范式

《论语》学发展至魏晋时期出现了《论语集解》、《论语释疑》、《论语体略》、《论语义疏》等一系列重要成果,并逐渐地建构出得意忘言、辨名析理等独特的解释学方法范式。在援三玄解经的过程中,儒道合同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论语》学言说走向。而开启以本体论视域解释儒家经典,以人生哲学替代宇宙哲学的解释学致思,触发中国早期语言哲学向纵深的发展,则是魏晋《论语》学的又一学术贡献。     

汉魏六朝“扶桑”与仙叙述模式的转变

《海内十洲记》《枕中书》“扶桑”的叙述模式较好提供了“扶桑”神话早期叙述模式,此时期“扶桑”在保留作为“神树”的基本语义情况下,通过“扶桑”与仙人、仙境的布局充分演绎了世人对神仙世界的构想。而汉至魏晋时期“扶桑”叙述模式的变化(由扶桑树为客观主体的形象到以“扶桑”仙人为主的描绘模式),充分反映了政治经济的变化对于“扶桑”这一形象主体的影响,也充分表现了“扶桑”在汉至魏晋时期的仙话化历程。     

犯我家讳:《世说新语》中的社交禁忌

触犯社交禁忌会造成社交紧张和社交障碍。《世说新语》中"犯我家讳"的社交禁忌非常突出。对这一社交禁忌的研究,有助于从社交文化的角度了解魏晋风俗和名士心态。本文将从忠孝观念、门阀意识和排调心理三个方面对此问题展开论述。     

从《颜氏家训》看骈文对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影响

汉语词汇在魏晋六朝双音化发展的进程明显加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是骈文的催化作用。作为六朝文章正宗的骈文,必然会影响书面语的词汇。《颜氏家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骈文的四六句式、二字一拍的节奏形式以及骈偶对仗、隶事用典、平仄声韵等对《颜》书词语的选择与运用都产生了不小的作用。     

《管子》四篇哲学思想对《淮南子》的影响

《淮南子》深受《管子》四篇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宇宙论上,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精气说;在心气论上,继承了《管子》的"以心受道"理论;在政治论上,继承了《管子》的心体君位说;在修养论上,继承了《管子》的心形双修理论。《管子》四篇理论是典型的齐文化思想,《淮南子》之所以受到齐文化影响,一是与汉初齐文化的盛行有关;二是与《淮南子》的部分作者来自齐地有关;三是齐、楚文化风格有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