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清代词学中的《诗》学话语

儒家<诗>学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源泉.从最初在形式、内容上的攀附<诗经>,并利用孔子删诗的问题为词辩护,到从理论根基、审美原则、诠释方式三个方面系统吸收<诗>学理论,清代词学理论的构建受到了来自儒家<诗>学话语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动因有词体本身"尊体"的需要,也有词学构建者经学背景的因素.<诗>学话语的渗入,虽说成为主流经学意识影响词学的重要方式,但也客观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丰富了词学理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词论的儒家化也从根源上导致了晚清词学的衰落.     

董仲舒《诗》学探微

作为汉代重要的经学学者,董仲舒的著述中保留有较丰富的《诗》学内容,对了解汉代《诗》学具有重要价值。其著作中的引《诗》、释《诗》有明显的先秦《诗》学“赋诗断章”特色的遗留,颇具开放性和灵活性,其《诗》学主张也多有可与先秦学者如荀子等相参照之处。前人的研究多将其《诗》学置于汉代三家诗的范围之内,对此有所忽略,应从新的角度详加考察,给予必要的关注。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诗经》学与“诗本义”

本文认为，发轫于汉代的《诗经》学，并不是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经学来研究，由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基础，后来的研究都逃不出它划定的大框框。传统《诗经》学的致命弊端，就是完全脱离《诗经》的文学性，因此而导致明显的“误读”。这是由中国经学的性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特点。我们既要立足于遗产的清理，同时，也要在“诗本义”的解读和破译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清代《诗经》考据学派《诗》学宗旨论析

考据学派是清代《诗经》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奉行"由小学以得《诗》旨"和"求古与求是"的《诗》学宗旨,在《诗经》语言文字的考释、名物典制的考证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部分学者能以文本之意为最高阐释原则,从而为《诗经》由经学阐释走向文学阐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论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

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们更关注人间的利害,由人而天,不再盲从于天命鬼神;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人们不再受制于自己生活于其间的小圈子,家族束缚减弱,思想言论趋于自由和多样化,个人独立意识增强,人们开始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人性问题上,人们对自身的本质也进行了反省,开始关注人的价值。春秋时期人的精神觉醒有其内在与外在的历史条件。     

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

新发现的战国楚简《诗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先秦抄本,简本中异文现象非常突出。文章通过对简本一些典型异文的考证分析,对某些诗篇中疑难字词的训释提出了新解,纠正了传世本《诗经》一些长期被误释误读的字词;同时,还利用异文材料解决了有关古文字考释的疑难问题,揭示了简本《诗经》异文对《诗经》学、古文字学和文献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战国数术发展初探

战国是中国数术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数术大量涌现,同时发生了形态转变.具体表现在:数术种类激增,传统数术得到丰富和发展,数术著作大量涌现,数术在民间普及流行和简便化,以及数术的阴阳五行化.战国数术大发展的原因,一是社会转型和深刻变化为数术的大发展提供了巨大需求,二是思想文化的巨大进步为数术的大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三是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数术的大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春秋战国时期医患关系初探

医患关系是指医疗活动中医生群体与患者群体之间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在疾病治疗领域,巫术的力量强大,巫者的存在容易导致患者对医生的整体信任程度偏低。同时,影响医患关系的外因,除巫者以外,诸侯国间的邦交关系亦为其一。医术高明、疗效良好是医生博取患者及其亲友信任的关键因素。传世文献显示,富贵患者多是医患关系的主导者,他们已有择医行为,常因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而轻视医生。医生尚不具备职业权威,患者及其亲友对医生的信任主要基于他们自己的评判或疗效。医生缺乏责任容易引起患者及其亲友的不满。患者对医生丧失信任,是医患双方滋生矛盾的症结所在。医患之间还存在着交换关系,诊金的数额能否控制在患者的支付能力或心理预期以内,也是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之一。     

论战国时期的防灾措施

战国防灾措施及能力的飞跃体现在4方面:“尽地力之教”一类的防灾措施;“平籴法”之类的仓储备荒;开渠灌溉类的防灾工程;修堤造林类的防洪举措。该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     

战国“出奔”考论

"出奔"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战国"出奔"虽在数量上少于春秋"出奔",但仍然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战国时期的"出奔"是由政治斗争、战争等多种原因引起的,"出奔"者在"出奔"之前都会慎重考虑"出奔"目的国,但是由于自身和政治环境的差异"出奔"者的结局也各有不同。与春秋相比,战国"出奔"呈现出"出奔"次数较少、士阶层成为"出奔"的主力军、"出奔"多属个体性行为等特点。"出奔"对宗法制的进一步崩解和封建官僚制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才,促进了人才及以人才为载体的文化的交流。     

《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中的否定副词“不”

据《战国纵横家书》语言的稳定性和《战国策》语言的动态性进行对比分析,可知随着语言的发展,否定副词“不”使用频率在不断提升,使用范围也日趋普遍、广泛。     

战国小说说略

战国小说的单篇之作可分为志怪和杂史两类,《墓主记》《王会》等属志怪小说,《高唐赋》《神女赋》可视为赋体志怪;杂史小说有《太子晋》《说剑》等。战国小说的丛集之作有志怪、杂史及轶事三类,其志怪作品又可再分为地理博物和卜筮占梦两类,各以《山海经》《汲冢琐语》为代表;《晏子春秋》《穆天予传》属杂史小说,《韩非子·说林》可归属于轶事小说。战国小说呈现与子史“互体”的自在状态,标志着中国小说史的开端。     

后战国时期自然合理性观念研究

所谓"自然合理性",主要就是指"天时","天时"是一个时间秩序问题.时间秩序就是用时间来控制和安排政治事务的制度.自然合理性就是考虑如何通过时间的调节来使政治运作吻合于自然规则.在后战国时期,时间与权力的制度性结合和观念性渗透呈现出某种转折性态势,从而在政治思想史上构成一个特殊的重要时期.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级权力体系的出现,将时间引入政治实践才有了稳定的制度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矛盾的转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转型期。以贤能定身份的官僚俸禄制取代了以血缘定身份的世卿世禄制;以"初税亩"为代表的家庭土地私有制取代了土地王有的井田制;"议事以制"的秘密法被铸之于刑书、刑鼎之上的公开成文法所取代。这一切的发生都与西周末年开始的社会矛盾主体的转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