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与古代诗歌

司马迁的《史记》是史传文学的杰作 ,对古代诗歌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文章在论述前人有关《史记》对古代诗歌的贡献的基础上 ,分析了《史记》在思想、题材、表现方法和技巧等方面对后代诗人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旁搜博采去伪存真——评李人鉴先生《太史公书校读记》的校勘特点

对《史记》这部名著,前人做过不少校勘考订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果;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目前通行的版本仍多错误之处。扬州大学李人鉴先生穷毕生之力完成的《太史公书校读记》,力求从汉代语言现象及司马迁撰述体例等方面探索《史记》本来面目,并是正文字上的衍脱讹误。全书精义络绎,自成一家言。作者以本校为主,同时综合运用了他校、理校等多种校勘方法;用其所长,从古汉语语法角度解决了不少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对前代学者的疏漏之处,敢于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在考订文字的同时,亦注重标点的校勘。该书新近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印行,不仅可以开拓《史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为校勘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读《史记》三题

文章以前人《史记》研究中的三个错误为例,指出了《史记》研究中应注意的三个问题：一、因司马迁生年有歧义,故在考述司马迁生卒和生平时应坚持是彼非此的原则;二、编辑、标点《史记》研究资料,应以读懂资料为前提;三、引证同类资料应取援引初出的方法     

论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一再自称“述往事，思来者”。这既是其说明著史目的之言，更是对毕生治史反思之语，简洁的语言中寓含深刻的思想。根据《史记》的内容，可以从历史认识、以史为鉴的思想、考察历史的方法及人生价值观念等方面，体察司马迁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理解其“述往事，思来者”之义，把握《史记》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     

冒顿请婚新说

《汉书·匈奴传》所载冒顿向吕后请婚被视为汉匈关系中极为典型之事,而《史记》中却不载此事。前人多认为司马迁出于政治"忌讳"不载此事,东汉时班固不再"忌讳",因而在《汉书》中重新记载此事。这种解释虽有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些疑问。从《汉书》增补内容的疑点以及匈奴对汉朝社会的影响来看,冒顿请婚一事应为谣言。谣言约产生于太初四年之后,为司马迁所未见,故《史记》不载。东汉初年,由于汉匈关系再度紧张,冒顿请婚之事重新被勾起或被创作出来,又为班固所见,从而被载入《汉书》之中。谣言虽然不可信,却反应了时人恐惧匈奴、憎恨匈奴、希望德化匈奴以及不满吕后女主干政等社会情境。     

略论《后汉书》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与特色

继《史记》、《汉书》、《三国志》之后,在南北朝时代又出了一部范晔编写的《后汉书》,它和前三部史书合称为“四史”,是我国古代正史中的名著。论及范晔的《后汉书》,前人一般认为它不及《史记》、《汉书》,而忽视了它自有的价值和特色。在范晔作《后汉书》之前,记叙东汉一代的史书,据清代著名史学家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述略》中说到,已有班固、卢植、刘珍、谢承、薛莹、司马彪等     

从《世说新语》看《史记》在魏晋南北朝被阅读情况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与《史记》《汉书》有关文字的分析,论证了六朝时期《史记》影响不及《汉书》,同时分析了《史记》不被六朝士流所青睐的原因是:在思想内容上、审美趣味上及语言形式上都不符合六朝人的意趣。     

论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演进

司马迁著成千古传世之作《史记》,其原因前人已经作过许多探讨,太史公自己的《报任安书》更是早已剖明心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图从现有材料出发,挖掘人所未发,列论人所未论,对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历程进行一次梳理,找到其思想演进的深刻原因,最终说明《史记》正是太史公思想历经磨难“蚌病成珠”的结果。     

从《游侠列传》到《水浒传》

《水浒传》虽是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其思想倾向却和《史记·游侠列传》有类似之处.这一点前人评论《水浒传》者曾经讲到,我以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司马迁著《史记》的思想倾向,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游侠列传》里面.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史记》,说“是非颇谬于圣人”,主要即指《游侠列传》这类文章.汉明帝说司马迁不是“谊士”,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也都是指司马迁写《游侠列传》这类传记而言.在司马迁以后,历代的史书就很少再有《游侠列传》这样的文章了.特别是到了元明文化专制严酷的时代,官家的史书更不可能再有《游侠列传》那样的文字.但《游侠列传》这样的史家传统,却被小说家所继承了.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的,就是《水浒传》.     

钱钟书的《史记》研究及其启示——以《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为例

钱钟书的《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以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论述标本,探讨了有关《史记》的诸多问题。他对《史记》史学地位的肯定、对《史记》编排有失协调问题的揭示、对司马迁天命观之矛盾的诠解、对《史记》深意的挖掘以及对《史记》文学性的探讨等,对今天的《史记》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概述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部体大思精、包罗万象的通史巨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自它问世至今,历代研究者代不乏人,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史记》研究成了热点,出版了大量论著,涌现了许多《史记》研究新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台湾的《史记》研究,是国内整个《史记》研究的一部分,过去我们对台湾学者的《史记》研究情况知之不多,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交往的逐渐增加,台湾学者的《史记》研究成果也陆续传入大陆。这里,就笔者所见知的材料,对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情况作一个粗略的介绍。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     

宋明笔记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体评价

宋明时期的笔记著作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整体评价,主要包括对《史记》作为史学著作的文学性质的认识、对《史记》的传记文学性质的认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史记》对后世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影响等。这些评论能加深加强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与理解,使我们从中看到我国古典散文创作的相承关系。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

《史记》和《汉书》,是历史巨著,也是散文巨著。一些评论者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的纪传,是“承袭”、“直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很少改易,如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汉书》中有五十多篇文章的取材与《史记》相同,并且有很多地方确实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是,我们如果把《汉书》与《史记》的重叠部分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班固往往在关键之处,通过增补、删削、易位、改写等多种手段,在不太露痕迹的情况下,改易了《史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     

《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史记》校点笔谈——《史记》三家注称引诸子考校

编者按：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史记》。此书由顾颉刚先生亲自主持整理,选用经张文虎校订刊刻的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加以分段标点,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校改了一些文字讹误。就总体而言,校点本体例科学、内容完整、校勘精审、标点正确,体现了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成就,为读者、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由于《史记》的版本、史料都非常复杂,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加之成书较为仓促,所以在标点、校勘诸方面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们深深感到,要做好此项工作,必需要集思广益。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即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学者在校点《史记》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认识,期望能对《史记》校点的相关问题有所裨益。     

清前《史记》语言文学研究论略

《史记》语言的文学性历代以来都受到重视,成为《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汉魏六朝在对《史记》的叙事、文风等文学特点的评述中已有了对其语言的概括性认识。唐代尤其中唐以后,在古文运动大文化语境中,文人开始从文学角度来关注《史记》,韩柳"雄深雅健"、"峻洁"的概括代表了文学家对《史记》语言的整体感受。宋代随着文章学的发展,宋人不仅重视文章整体性的起承转合的章法,更深入到句法、字法的探讨。明代,随着文学复古运动的高涨,《史记》字、词、名句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专著频出,开拓了《史记》语言研究的新领域。     

论《史记》与《通鉴》的会通思想

《史记》与《通鉴》是我国史学上的两座丰碑.二书都网罗宏富,体大思精,自成一家之言.问世之后,即引起重视.历代学者仿效、续补、删节、注释、勘误、评论等文章和专著不断涌现,形成了专门之学——《史记》学与《通鉴》学,究其原因,首先是二书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在编篡学上的巨大贡献,其次也归功于各具特色的“会通”思想。前者,学术界论述甚多,后者,前人多有忽略,或语焉不详。本文以二书作比较.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     

评《〈史记〉与今古文经学》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今、古文经学各擅其长、争衡斗胜。当时的学术、文化乃至现实政治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其影响。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也不例外。但历来研究者对《史记》与今、古文经学的关系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陈桐生博士的《〈史记〉与今古文经学》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细致的探讨,廓清了《史记》经学渊源的诸多问题,填补了《史记》研究中的一大空白。司马迁曾经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史记》的学术目标概括为两句话：“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历来人们对这两句话的真正内涵未予深究。《〈史记〉与今古文经学…     

略论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贞《史记索隐》冲出名物训诂式史注的束缚,突破为史作注而不破原书的时代风气,为自己的先人之巨著《史记》作注。他充分肯定《史记》的伟大之处,同时不为先人避讳,不特意弥缝“家传是书”之缺失,敢于立言,勇于批驳,既表明了自己对祖上的尊崇,又弥补了《史记》的缺失或不足。他的《史记索隐》不仅有功于《史记》,更有功于后世《史记》的研读者。     

试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在中国古代史上，司马迁第一个系统地考察商品经济的特征。在《史记》中，首创经济史传，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成为我国修史的传统之一。从《平准书》和《货殖列传》等篇中可以看出，他在经济思想方面是有许多真知灼见的。无论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超过了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