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红楼梦》研究学术争鸣述要（上篇）

王国维引进西方文化思想评论《红楼梦》是20世纪红学学术争鸣的肇始,20世纪学人对王氏关于《红楼梦》之思想倾向与悲剧观的论说有不同的评判。红学中索隐与自传两派的争论是延续百年的世纪之争。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以及其后“市民说”与“共名说”的争论有得有失,对得或失的不同评估与时代意识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脂批本与程高本的优劣真伪之争是20世纪红学争鸣中延续莳间最长、争论程度最激烈、参与争论人数最多、最具有学术本体性的争论。对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以壬午说、癸未说、甲申说为重镇。     

近二十年间《红楼梦》研究的观察和思考——以其间出版的论著为中心

进入21世纪以来的二十多年间,《红楼梦》研究专著的数量有着较为明显的增长,在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专著中所占比例也相当高,之所以出现如此快速的增长,既与社会文化环境有关,也与学术自身的生态有关。但就红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而言,并没有出现质量明显提升的态势。这一时期有一些新版本、新史料的发现,相关目录索引的编制、作品及资料的整理等取得不少成果,同时在版本研究、海外传播接受、整本书阅读、红学史的研究方面也有新的进展。其间出版的赏析品鉴类书籍良莠不齐,“红学民科”类读物也有增长的趋势。     

余华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性误读

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极少数在国内外都享有高知名度的作家,而美国又是其作品传播最为广泛、最具影响力的英语国家。余华在美国的译介研究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在西方被接受的重要代表。美国对余华的译介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持续至今并达到高潮,呈现出译本数量多且形式多样、译介途径多元化、译介载体权威性、传播时间久、译本间隔时间短等特点,针对上述特点及余华作品在美国接受过程中的误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渐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     

论王蒙《红楼梦》研究中的哲学思想

王蒙以多重身份出现在“红学”舞台之上,成为一颗“红学”新星.中国古典中庸哲学和西方唯物辩证哲学组成的哲学思想贯穿于王蒙“红学”的始终,对其红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由王蒙哲学思想的两种组成、王蒙哲学思想在《红楼梦》研究的具体体现、王蒙《红楼梦》研究对红学的影响这三方面入手,通过对王蒙红学研究的方法形式、人物形象的分析、对续作的态度、对《红楼梦》整体的评价等几个部分中哲学思想的论探,可更好的体会王蒙的红学研究,感受其价值,也可借此为红学的发展拓宽思路.     

横看成岭侧成峰——近五十年来台湾“红学”印象

台湾红学是中国红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百年红学史必然涉及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红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等四篇红学文章为50年代初台湾红学点燃“新火神”;胡适的返台与海外华人学者的参与推动了台湾红学的深入发展;新一代红学人的崛起与两岸红学的交流为整合中国红学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一部大中国红学史的编写时机已经成熟。     

红学与20世纪学术思想

２０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史与２０世纪的世界文化思潮是互相呼应的。出现在２０世纪红学史上的学术思想、方法是当时的文化界、学术界所提供的，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依据现实的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对西方文化进行中国化而获得的。     

从“自传说”、“典型论”向新批评范式的转换看当代红学的发展 ——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

以"自传说"与"典型论"两种研红范式为基点,从"问题意识"出发,在对20世纪百年红学进行回顾与反思过程中,应当指出上述批评范式不同程度地遮蔽了<红楼梦>审美视线,因而其诠释维度有限;同时,也必须肯定它们在红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对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有利于对新世纪红学的突破契机、发展前景进行期待视野中的前瞻展望.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二十世纪中西学术史中的赵元任先生

赵元任先生是一位世界级的学术大师。他很多的研究工作都是开创性的,其学术成就超越了国界,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里程碑。他联接了两个世界,即中国的学术世界和西方的学术世界,一方面他把西方的学术思想成功嫁接到中国学术领域,并让它开花结果;另一方面,他又把中国传统学术的成果和方法引到了西方,建构了跨越东西方学术的宏大框架。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当代,大多为共时研究,在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非常独特。他对美国的语言学和汉学研究贡献巨大,在海外汉语教育方面的推广工作上也是成绩斐然,是许多美国汉学家的入门导师。     

索隐红学发展史通观

索隐红学经历了4个阶段:索隐理念与索隐方法的初创时期;索隐红学的第一个高峰;以海外索隐红学为主时期;索隐红学的多元化时期。     

理性看待红学研究的现状

对红学研究现状的估计不宜盲目乐观或悲观。 2 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红楼梦》得到大普及 ,出版、研究也有很大进展 ,领域在扩大、深入 ,评论逐渐克服简单化倾向 ,对新红学派“自传说”仍在作进一步批判。问题也存在 :以学术为幌子、哗众取宠、误导读者的奇谈怪论甚多 ,一些媒体推波助澜。旧影响没有完全肃清。“外围战”打得太凶。今后最重要的是坚持求真务实的学风和文风     

汉学视阈下的明清女性文学经典化探析——以美国汉学家孙康宜之观点为例

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兴起后,传统文化中女性文学的"缺失"令人深思。以中国文学史为例,其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品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女性作品数量严重不成比例,引起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关注与研究。文章以美国学者孙康宜为首的汉学家为例,从外部文化因素与内部女性美学剖析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繁荣的现象,为探讨众多女性作品未被经典化的原因提供了启发,也为中国文学史的拓展修订提供了借鉴作用。     

《红楼梦》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

《红楼梦》在法国的译介,先是比较零碎的片段翻译,远远落后于西方其他国家,也晚于中国其他几部名著。法国华裔翻译家李治华及其法籍夫人与法国著名汉学家安德烈?铎尔孟合译的《红楼梦》法文全译本是《红楼梦》在法国的第一个全译本,这部译著大大推动了这部名著在法国的接受与研究。《红楼梦》在法国的研究,促进了法国读者对《红楼梦》的接受,为"红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中国的"红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海外中国女性书写

严歌苓的小说中有着大量的海外中国女性书写。这一方面体现了严歌苓对海外中国女性的关注和同情;另一方面她也以这些女性为视点,来返观和审视西方文化。严歌苓小说中的海外中国女性,艰难地生存于中西文化夹缝之中,处于"看"与"被看"的历史境地。她们在被动接受西方人救赎的同时不忘对其审视,在自立自强之中充满对自由的渴望。"救赎"与"自由"是严歌苓审视海外中国女性的两个基本视角。严歌苓颠覆了西方人自以为是的救赎神话,同时以自身的实际经验,探讨了海外中国女性追求自由的途径及其可能。     

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

自18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但囿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他们一般将中国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等已经衰落的文明等量齐观,既否认中国人有历史观念,又否认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他们的研究,突出“历史的西方”与“非历史的东方”的对立。这种状况,一直到二战之后才有所改变。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费正清学派”,便是这一改变的一个标志,突出表现为走出了传统的欧洲汉学,以研究近现代中国为特点。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新一代中国研究者,进一步努力清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提倡“从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努力在近年,又由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更有显著的表现。但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性质及其优劣的评价,最终还需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出。     

新红学的成就与缺失——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初叶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在与旧红学的正面对抗和拼杀中实现的,素称“中国功夫”的考证是新红学克敌致胜的法宝,而考证之法对于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又开启了新红学的种种弊端。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既要充分肯定胡适考证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又要深刻认识新红学的严重缺失并从中寻求启示,以实现新世纪《红楼梦》研究的主体推进和全面拓展。     

近代以来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的主流脉络与基本矛盾——以“民族国家”语境下的相关研究为中心

近代以来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的主流话语脉络有三:其一为"民族国家"语境下的20世纪初期日本"满洲"研究,表现为非正义性与非理性;其二为由拉铁摩尔"农牧对立"观引发的"征服王朝"研究及其在战后日本学界的发展,其核心观念是将辽、金、元、清等王朝视为独立于中国史之外的游牧政权史;其三为"内亚史"与"新清史"研究,其特征是以"内亚"视角观察中国东北边疆,认为边疆影响中国。此三类研究,其本质特征都是以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话语解释中国古代东北边疆,甚至直接割裂了中国与东北边疆的关系。从根本上看,这些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面临着两个基本矛盾:"民族国家"话语的普适性危机与西方"边疆"观念在中国的不确性。     

《民国红学学案》撰述述略

《民国红学学案》是继《红学学案》《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之后的又一部现代学案体的红学学术史著述。这部红学史新著的撰述兼顾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一、红学史的考量；二、学人为学过程和为学业绩的考量。《民国红学学案》考述了十位学人的红学研究风貌，不仅为现代学术寻找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而且其服务于红学学科重建的学术目的同样十分鲜明。     

2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英译与传播研究

梳理并论述20世纪三个不同时期中国现代诗歌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情况.1936-1949年间,新诗译介刚刚起步,大多是一时一地的产物,主要由英国学者承担,在英国出版.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是新诗译介的发展阶段,翻译重镇已由英国转为美国.此外,台湾的现代诗歌翻译蓬勃兴起;以诗人为重点的个案翻译与研究初露端倪;自译诗集开始出现.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诗歌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也更加广泛与深入.     

史学的世界与世界的史学——中国史学世界化的回顾与思考

早在唐朝,中国史学就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史学的发展。公元１３至１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海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渐多;１７纪后,西方中国学形成热潮。现代海外中国学研究队伍庞大,资金雄厚,手段先进,学术成果众多,并且加强了国际的协作和交流。与此相适应,中国学者也加强了对海外中国学的介绍和与世界同仁的联系交流。     

谁在对话红楼梦：对研究主体的探究——新世纪红学研究者成熟度的文献计量分析

新世纪10年以来,中国红学研究者呈现了如下特征：从发文量与洛特卡定律相比较的角度看,红学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能力比较强,但是作者队伍尚不完全成熟;从普赖斯定律的角度分析,红学的活跃作者群已初具规模,群体成果产出率较高;有固定的红学核心作者群体,且该群体对红学研究的贡献非常大;红学研究者的增、复量保持了良好的均衡,“坚守”和“加入”的比例很合理;作者的合作率与合作度均较低,应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