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届欧洲中国学大会——兼述欧洲研究中国协会近况

第31届欧洲中国学大会(EuropeanCongress of Chinese Studies)已于1988年9月5日至9日在民主德国魏玛市举行。民主德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双月刊1989年第3期作了有关报道。现结合其他一些最近的资料,对这次大会和欧洲研究中国协会近况作一些简单介绍。欧洲中国学大会创始于1948年,当时在欧洲有一批年轻的中国学家组织了一个“欧洲青年汉学家协会”(Europcan Associa-     

汉学是一门科学吗?

“中国研究”有着漫长的历史 ,并在许多国家都获得了它自己的学术地位。因此 ,要求汉学家们证明它的合法性简直就是十恶不赦。面对呈指数增加的大量的关于中国的著作 ,人们很难再批判地看待这些出版物的作者的行动。我对大名鼎鼎的莱顿汉学研究所进行了考察 ,而我所看到的情况十分令人震惊 :皇帝竟没有穿衣服。在我看来 ,汉学家 ,即那些学习过 (现代 -标准的以及古文的 )中文并且阅读了各种有关中国的资料的人 ,其实是伪科学家。所谓“汉学”或“中国研究”的定义就错了 :它是用被关注的对象 ,而不是用对这一对象的观察来定义的。汉学家们研…     

加加美光行的中国研究及其倡导的“国际中国学”

加加美光行是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重要中国学家,他毕生致力促进中日两国相互理解。文章回顾了日本中国学家加加美光行的学思历程,总结了他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并阐述了他的中国观以及他借助中国研究反思日本社会的理念。文章还详细介绍了加加美光行积极推动的“现代中国学”学科与基于“共同行动论”的“国际中国学”研究范式,指出其对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研究的学术意义。     

意大利汉学研究活动

据意大利汉学家、威尼斯大学汉语教授.L兰乔蒂1978年10月在意大利举行的“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大会上介绍:意大利的汉学研究在西方是最早的,第一个欧洲汉学家便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但是利玛窦之后却出现了很长一段时期的空白,直到上世纪末,才由卡尔洛·普伊尼在佛罗伦萨开设了一个汉语讲座班。普伊尼于1924年去世。此后直至1966年才在威尼斯开设了另一个汉语讲座班。     

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

在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发展过程中,“青年马克思”这个概念表示他在创作成熟期以前的整整一个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马克思学家关于有一条鸿沟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截然分开的论点,能否经得起检验?换句话说(说得更尖锐些):成熟的马克思是否背叛了他的青年时代?这个问题应该从几个方面用相应的事实加以阐明。     

苏联召开中国学家协会理事会会议

据苏联《远东问题》1987年第3期报道,1987年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理事会会议。会上,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M.季塔连科作了“关于以苏共二十七大和苏共中央一月(1987年)全会精神改革苏联的中国学”的报告。协会副主席、历史博士Ю.М.加列诺维奇作了“关于协会理事会1985—1986年度工作总结和1987—1988年工作计划建议”的报告。报告指出,苏共二十七大决议要求苏联中国学家为苏中人民友谊作多方面的工作,为发展苏中友谊,为巩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作出更大的贡献。协会应当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必须特别注意研究这些经验     

卫礼贤与“道”——《中国哲学导论》中“道”的一词多译之探究

本文通过对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卫礼贤的最后一部哲学论著《中国哲学导论》(1929)的翻译和研究,整理归纳了卫礼贤对中国哲学的核心词“道”的五种不同译法,深入剖析了他如何用“一词多译”的方法,对中国哲学史上不同文本、不同哲学家、不同时代及不同思想维度中的“道”进行诠释。同时,本文以术语学(Terminologie)为研究方法,聚焦于卫礼贤用来翻译“道”的几个德语哲学术语,并对这些词汇进行溯源。以此为切入点,本文分析了卫礼贤作为对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均有深刻理解的汉学家,有意识地从跨文化比较哲学的角度出发,将“道”转换为德国哲学中与之相匹配的哲学概念,并将其介绍给德国思想界的路径。重新审视卫礼贤对“道”的“一词多译”,在加强当今中外文化互鉴和中文著作外译方面具有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卫礼贤在青岛的22年

"我有幸在中国度过了生命中的25年光阴。像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许久的人一样,我学会了爱这个国家,爱它的人民。"这是一个德国人在自己的书中写下的一段话,他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20世纪欧洲最著名的汉学家,被誉为"马可波罗第二"、"德国的孔夫子"。他所翻译的我国著名典籍《论语》和《孟子》,至今在世界各地流行甚广。他在中国生     

“汉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国际学术讨论会

关于“汉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5月1～2日在美国宾州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世界著名汉学家,宾州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系的汉语和中国文学教授Victor Mair(中文名“梅维恒”)主持。来自美国各地和中国的汉学家50多人参加了会议。...     

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还是澳洲华学会?

本文作者为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主席约翰·菲茨杰拉德,本文发表于协会通讯2 0 0 3年1 1月号。当美国学者研究现代中国时他们在研究什么?曾创造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China centeredhistory)一词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文(PaulCohen)最近就此发表了最新的看法,在其早期的著作中,他主张放弃“西方影响/中国回应”(Westernimpact/Chineseresponse)的模式,这是战后美国第一代中国研究学术成就的特点,他认为这一模式对中国自身的掌握现代化进程的能力缺少信任。在他的新著中(Cohen ,PaulA .,2 0 0 3,ChinaUnbound :EvolvingPerspectiveso…     

论汤因比的人生价值观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是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文明理论学家,被西方学者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与爱因斯坦、罗素等齐名的“国际性智者”。汤因比的理论在东方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分析、预见未来世界文明的发展时认为,“20世纪注定人类要目睹‘西欧的没落’”;世界和平统一的“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中国肩负着不止     

法国中国文学研究概况

法国的中国学研究由来已久,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例如,P.德米耶维尔、于儒伯、M.格拉内、C.鲁瓦,李治华、程纪贤、A.列维、J.达尔和F.雅各布等,他们研究并翻译了大量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在翻译和介绍中国古代诗方面,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法国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P.德米耶维尔,他曾于1957年翻译发表了一部法国读者很感兴趣的书:《中国古代诗选》(法国加利玛出版社).近几年来,有关中国诗的法译本虽然没有成批出版,但却日益增多.     

比较文学在中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 兴学科,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短短几年的成就,令海外 学术界为之侧目,称之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崛起或复兴。 1985年8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ICLA)第 十一届大会上,巴黎大学教授艾金伯勒(Rene Etiemble) 作了题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的学术报告。他列举 我国大陆比较文学的成就,引用了大量数据介绍近五年 来在教学、研究、学术团体、出版物等方面的进展,博 得了各国学者的热烈欢迎。 多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界一直注视、期待着中国, “中国──这个姗姗来迟者──在比较文学里又应扮…     

推进房改既靠你也靠我

在记忆中，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似乎没上过CCTV的“焦点访谈”，但它的确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一位在房改部门就职的朋友告诉我，这两三年年，他面对“房改最近怎么样啦？”之类的“访谈”几乎天天都有……多少人盼望着通过房改，圆一圆“住房梦”．可展纵观中国房改十七年的历史，它就像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物，时而是笑脸．时而是冷竣，人们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房改，离我是近还是远住房制度改革，简要地讲，就是逐步把当前的福利制、供给制的住房制度，变为商品化、社会化的供求体系，不论是建房、买房，都要变成商品交换…     

后工业社会

一个新概念1957年,在巴黎大学的一系列讲座中,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第一次在欧洲推广运用了“工业社会”这一新概念。他于翌年发表的那本引人注目的书在法国、在欧洲、甚至在美国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阐明了一个总是处于运动状态的、但已达到某种成熟期的社会所需要的平衡条件。他向人们说明了一种制度的深厚的力量。这个制度可以伴随着它本身的矛盾、——如果不是归功于这些矛盾——生存并繁荣起来。工     

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病逝

2006年9月14日,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 Jr.)因患癌症逝世于他在美国俄勒冈州莱克奥斯韦戈的家中,终年68岁。魏斐德1937年12月12日出生于堪萨斯城。其父是一位著名的热爱旅游的小说家,因此魏斐德幼时即随父亲周游四方,并在纽约、百慕大、古巴、法国等地接受多种语言的教育。1959年,魏斐德在哈佛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并将兴趣从研究欧洲历史转向研究中国历史。后来,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中国历史学博士学位,并自1965年起在该校任教,1971年升任教授。此后魏斐德在伯克利度过了他的全部生涯,甚至在他担任社会科学…     

丁韪良在宁波十年宗教活动述评

丁韪良(W.A.P.Martin)是近代来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中一位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曾以所谓布道“先驱者”,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人”,清政府的国际法“顾问”和多产的“汉学家”而著称于世。西方学者至今还认为他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余年间仅次于赫德(R·Hart)的在北京的影响最大的外国人。他从1850年到中国,至1916年在北京去世,长达六十余年,几乎以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本文主要评述丁韪良来华最初十年在宁波的宗教活动,这对于研究近代早期西方传教士和基督教会有一定的意义。     

从《我的『七零』印迹》看白乐桑的中国哲学观

白乐桑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其汉语教学充满了中国哲学智慧。研究其与汉语结缘的人生与教学经历,《我的『七零』印迹》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书籍。此书清晰勾勒出白乐桑的哲学轨迹,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他与中国哲学的结缘;第二,他对中国哲学的深层次学习;第三,他对中国哲学的化用。概括而言,白乐桑的《我的『七零』印迹》是其追忆留学中国的故事汇集,也是探析其中国哲学观的一把钥匙。     

卡斯托列迪斯访问记

C.卡斯托列迪斯是战后法国思想和政治界的重要人物。从70年代晚期始,卡斯托列迪斯开始在巴黎作为心理分析学家而工作,并任“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教授。其著作主要有:《社会的虚幻体制》(法国,1975年;英文版,1987年)、《政治和社会著作》(2卷本,1988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欧洲社会科学》杂志最近为卡斯托列迪斯出版了多种语言的纪念文集。本文是《激进哲学》杂志记者对C.卡斯托列迪斯的访问记录。     

“我思故我在”的认识论意义

人类知识现象无疑是我们宇宙中最伟大的奇迹。西方近代哲学创始人之一笛卡尔正是这奇迹的一位杰出贡献者,他的数学、哲学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他反对经院哲学和信仰主义,倡导人类理性,用理性原则的尺度衡量一切知识的真伪,建构新哲学,影响和培育了欧洲整个近代哲学。“我思故我在”、是他哲学体系中的第一块“基石”和他所研究的“哲学的第一条原理”。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出发,遵循逻辑的原则,在理性指导下展开他认识论哲学全部内容。因之,剖析这一命题的认识论意义,对于进一步研究笛卡尔哲学以及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发展过程,将是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