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权力模式与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研究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显示,农村家庭丈夫拥有更多实权的为最多,而城市平权型家庭为最多;九成以上男女都对自己的家庭地位感到很满意或较满意,但妻子的满意度低于丈夫.对夫妻权力模式与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资源假说、文化规范论、相对的爱和需要理论都在夫妻权力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中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个人拥有实权仅对妻子的家庭地位满意度有微弱影响,而被访者对家务分工和婚姻是否满意是最重要的家庭地位满意度的预测指标,夫妻沟通时不被对方所尊重、配偶动手打人与家庭地位满意度呈负相关,并在妻子模型中有更强的解释力.     

对黑龙江省农村留守妇女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留守妇女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新兴群体,她们的生存与发展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通过问卷调查和召开小型座谈会的方式,对留守妇女的政治参与、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研究,从中发现留守妇女遇到的实际问题为:劳动强度大,家务负担重;夫妻聚少离多,婚姻不稳定,自身权益缺少保障;文化生活少,治安隐患增加,缺乏安全感;儿女外出务工,老年留守妇女问题凸显。鉴于此,应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各部门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农村留守妇女的合法权益;不断提高留守妇女整体素质,创建和谐家庭;创造条件,尽可能实现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解决留守妇女生活的后顾之忧。     

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家庭亲子关系

伴随着农村人口进域务工潮流的兴起,在中国农村出现了数量非常庞大的特殊家庭：留守妇女家庭。所谓留守妇女,是指由于丈夫长期（通常在半年以上）外出打工,妻子留守家庭,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责任,被称为“留守妇女”。     

家务劳动分工和宏观层次的性别不平等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婚妇女就业率越来越高,特别是近20年来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这些劳动妇女仍然要承担大量的家务劳动。过去很多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个人或夫妇双方的特殊因素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而学者们普遍认为,宏观层次因素对家务劳动的分工有着重大影响。本文旨在研究宏观层次的性别不平等。美国的社会学家对22个工业国家的家务劳动分工的研究表明,性别不平等对家务分工有较大的影响。国家之间的性别不平等差异,如在工资、职业升迁轨迹、性别意识、政治权力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到家务劳动的分工。例如…     

教育差异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强农村教育和农民工培训是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重要途径。课题组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差异对外出务工动机、途径、行业、回流和收入的影响,认为教育是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与收入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最后提出了若干加强农民工培训、提高培训质量的建议。     

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

基于２０１０年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城镇家庭的家务劳动分工具有“女性为主,男性为辅”的特征。研究表明,经济依赖关系、工作时间、性别角色观念均显著地影响着两性的家务分工,但其影响机制存在差别。对于男性而言,经济上的独立与成就对于其家务劳动投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工作时间与性别角色观念,这些要素均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男性家务劳动的承担不存在“性别表演”。对于女性而言,纯粹的经济独立（对配偶收入的依赖程度、本人的绝对收入状况等）并非其家务劳动投入的最好预测,性别角色观念也不独立地对家务劳动参与产生影响。部分女性的家务劳动在经济依赖与性别角色观念交互影响下存在着形态与效应各异的“性别表演”。这一特征揭示了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与社会文化期待交互影响的形塑作用。     

教育背景对农村妇女家庭权力行为和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荆门市某村为样本的典型调查为例

本文根据文献研究构建了农村夫妻教育背景特征、妇女家庭权力束、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等三个构面.分析了农村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行为(客观)和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主观)的直接或间接关系程度.通过对荆门市某村典型调查,主要研究结论:教育背景对农村妇女家庭权力结构和妇女家庭地位意度有直接影响;妇女家庭分工权力普遍直接影响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生育权直接影响妇女受尊重的满意度.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与妇女家庭满意度有明显问接影响.     

离婚诉讼中女性原告多的社会心理因素试析

宏观社会环境的历史演变即妇女角色地位的提高、自主意识的觉醒,是离婚诉讼中女性原告较多的前提条件,但在不幸家庭的微观环境中,一般来说,妇女起诉离婚的优势动机却是为了摆脱家庭角色的不自主、不平等地位;由于转折时代对两性传统角色规范的精华与糟粕分辨的困惑,以及由此而来的取舍定夺的迷惘,使夫妻家庭角色期待极易失调,妇女因较多地否定旧角色规范而常对丈夫的温顺、抚爱寓于过高期望,故在夫妻互动尤其是冲突后的幻灭感和沮丧心比男子更甚;由历史积淀、社会熏陶所形成的女性若干心理特质,也常成为夫妻冲突的诱因及妻子起诉离婚的酵素。     

外出务工对民族混居农村的影响——来自内蒙古翁牛特旗农村的调查

摘要：近20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城乡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现象,上亿农民进城务工与生活不仅极大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推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有力地改善了农民家庭的收入。但目前学界的研究偏于宏观分析和对“迁入地”的调查,对“迁出地”的调查相对较少。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半农半牧区的26个自然村的户访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当地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情况、结构性特征及务工活动对当地农户收入的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认识和理解农村的外出务工现象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丈夫决定论”已受到冲击

日本的家庭主妇对丈夫不分担家务极为不满,但他们又与欧美不同,自己却紧紧握着经济大权。最近在一份总理府妇女问题研究室编辑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国际性调查比较》的报告中指出,在家庭和工作岗位里,日本的女性要求男女平等的人虽有增多的趋势,但相当部分的女性依然持很强的“男的在外工作,女的在内持家”的传统的分工意识。这个调查是以日本以及菲律宾、美国、瑞典、西德、英国等六国20岁—59岁的7,470名女性为调查对象的。     

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

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中国城乡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已婚女性的工作时间与绝对收入的增加可以显著地帮助她们减少家务劳动时间。此外,本文检验了女性的相对收入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在城乡与地区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城镇地区女性相对收入的增加可以帮助她们持续地减少家务劳动,而农村地区的女性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无法持续地利用相对收入的增加来减少其家务劳动。通过将调查数据与市级统计数据匹配,本文进一步发现,在农村地区,现代化水平的不同会造成女性相对收入对家务劳动影响的地区差异。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女性相对收入对家务劳动的议价能力较强,而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这种议价能力更容易受到限制。     

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本研究利用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教育获得、家庭责任（婚姻和子女）和家庭经济状况三项个人或家庭因素对女性就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它们效应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在1995年至2002年间,教育的正面效应变小,即教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下降,但婚姻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上升。对照1995年, 2002年时家庭收入高的已婚妇女更有可能不工作,表明这是城镇女性就业决策走向理性化的一个过程。另外,作者并不认同“沮丧的工人”观点,认为失去正式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因生活所迫更可能进入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继续就业,而不是对再就业失去信心而永久退出劳动。     

乡村女性自我的再认识:一项来自恩施土家族双龙村的研究

传统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自我是无主体性的“他性”存在。现代女性主义的批判指出,女性自我是有主体的,但这种主体本质上是女性多种生存“策略”所体现的理性主体。本文基于对恩施双龙村女性的田野调查研究,提出了“女性自我是情感主体的自我”的观点,这种情感主体的自我具有包容性和排他性双重特征。情感主体的意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女性在对相关他人命运的关心及对他人无功利的或弱功利的付出中,为乡村社会的团结与整合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二是女性在感性的率性行为中,突破了既有的习俗与规则,为乡村社会的变迁做出了贡献。     

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6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讨了城乡居民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原因。研究发现,教育、职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性别和户籍差异。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技术类职业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对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早。对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儿子的初婚年龄均有显著的提前效应,而且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城市户籍居民。     

Women’s work and “women’s work”: LDS dual-earner couples and the work–family nexus

In the context of religious expectations that their primary obligations should be child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the home, how do Church of Latter-day Saint (LDS) women and their spouses 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work and the family? Are these perceptions similar or dissimilar for men and women?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work–family nexus by examining associations among religiosity, traditional gender ideology, work-to-family spillover, and family cohesion using data from a random sample of dual-earner LDS couple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or LDS men, women’s work outside the home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perceptions of family cohesion. However, this relationship is not significant for women. Gender, therefore, is a key factor in how women’s work is perceived among dual-earner Latter-day Saints.     

How Appreciated Do Wives Feel for the Housework They Do?*

Objective. Sense of appreciation for the work one does contributes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relational satisfaction, but few studies examine the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levels of recognition for household labor. We formulate and test hypotheses based on the effort‐reward imbalance model in occupational health research to investigate the extent to which married women feel that the work they do around the house is appreciated. Methods. We use data from a sample of married women from the 1987–1988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to test these hypotheses. Results. We find that wives' absolute time spent in housework and the share they do are both important in shaping their perception of appreciation for housework. Women who hold relatively liberal attitudes toward gender roles and those who have more options outside marriage are less likely to feel appreciated. Finally, wives who often share time with their husbands tend to report higher levels of gratitude for their work at home than those who do so rarely.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literature on psychological and relational outcomes of household labor should go beyond amounts and divisions of housework to include beliefs about roles, couples' dependency, and their relationship.     

农村城市化中的夫妻关系

从哈尔滨市郊区百户家庭在城市化变迁中的夫妻关系变动情况可以看出 ,城市化对农民夫妻关系的影响是深刻的。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过程和农民婚姻质量提高的过程。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滞留作用 ,古老的两性关系模式尚未彻底打破 ,在很大程度上还在阻碍着民主平等的新型的夫妻关系的建立。只有在提高综合素质、树立社会性别意识和现代理念之后 ,才能使农民的夫妻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向平等、平权、和谐、互爱方向发展     

同乡的力量：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

中国的城乡流动中存在同一籍贯或同一来源地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聚集现象--“同乡聚集”。本研究使用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务工者调查的数据,采用倾向分数匹配和异质性干预模型等方法,考察了以籍贯为族群基础的同乡聚集对城市农民工经济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同乡聚集者的收入优势受到异质性和自我选择机制的影响,但同乡聚集仍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越倾向于同乡聚集的农民工,从同乡聚集中获得的收入回报越高。     

收入如何影响中国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

在市场劳动领域的性别隔离程度快速下降的时代,是什么因素使得传统主义的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模式得以延续？既往研究将原因指向性别差异依旧明显的个人收入,但学界在收入对家务劳动分工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方向上存在明显争议。通过对CGSS2012数据的考察发现：妻子对配偶经济依赖的下降会减少其家务劳动比例,二者关系不受个人及配偶绝对收入的影响;配偶绝对收入的加入使得经济依赖与丈夫家务劳动比例的联系从线性负相关关系转变为倒“U”型曲线关系。上述发现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收入与劳动性别分工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准确与具体的证据,并预示了一种不同于已有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联系性机制与行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