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回纥与中外文化交流

从唐政府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来看 ,回纥与唐王朝的关系具有相当的特殊性。正是这种全方位互助、互补的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使得回纥不仅在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且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本文力求通过探讨双方间的特殊关系及回纥对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 ,初步揭示出回纥在唐代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     

唐与回纥和亲的原因及意义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由盛转衰。为了稳固统治,唐朝与回纥首次采取了和亲策略。唐朝统治者的个人因素给和亲政策提供了可能性,是唐朝政府维护统治的现实需要,也是唐朝统治边疆的一个有效方法。唐与回纥的和亲具有代表意义,巩固了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     

回纥何时改为回鹘?

关于回纥改为回鹘的时间,目前有三种说法:其一说是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一期发表的《试论唐代的和亲政策》一文就是这样说的。其二说是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二册187页注说:“回鹘即回纥,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更名回鹘。”其三说是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疆简史》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持这种说法。《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468页     

1815～1914年欧洲均势关系探析

均势战略是大国按实力均衡原则构筑的国际关系体系。自１７２１年首次以法律条文形式将“保持欧洲均势”写进国际条约《乌得勒支和约》以来，这种均势战略逐渐被广泛应用，延续至今。对１８１５～１９１４年间欧洲大国均势关系体系作了历史的考察，展示其均势结构形态（即五大国均势、不稳定的三极均势和二极集团均势）的演变轨迹，分析影响均势结构变化的原因和多种均势结构的差别，探索此间欧洲国际政治关系体系的运作规律与特点，于今仍可为鉴。     

论唐代商人的政治地位

本文从唐代商人入仕与唐代后期官商阶层两个角度,对唐代商人的政治地位作了深入的分析。第一部分指出,唐代商人入仕途径广,人数多,促使唐政府事实上放弃了“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同时论证了商人入仕的局限性,强调对唐代商人入仕的社会影响不能估价过高;第二部分对唐后期官商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指出官商在经济上与政府的合作性、政治上对封建官府的依附性。     

九世纪中叶回鹘民族东西两部的汇合与对塔里木盆地古代文化的继承

一、9世纪中回鹘西迁以前西部回鹘居住新疆的历史 “维吾尔”(Uyqhur)一词初为回纥人的自称,其意为“联合”或“协助”①,后来汉人音译为回纥或回鹘。汉文史书中的同音异译较早,《魏书》最早提出了“袁纥”(意为十姓回纥);《隋书》写作“韦纥”、“乌护”或“乌纥”;新、旧《唐书》则写作“回纥”、“回鹘”。唐贞元四年(778年)以后,历经五代及宋、辽、金等朝代,都一直称为“回鹘”;元明两代写法较多,主要有“畏吾”、“畏兀”、“畏兀儿”等。至于民族文字,最早的突厥文碑铭,如8至9世纪中所立的记东突厥汗国的《暾欲谷碑》、《阙特勒碑》、《突厥毗伽可汗碑》和回纥汗国的《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中,常有“乌护”或“回纥”与“乌护”并举之处。由于地域的不同和方言的差别,天山一带称乌护,阿尔泰山一带称乌纥,漠     

《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的方法论意义

盛唐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是诗歌创作与演唱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唐诗成熟与繁荣又和唐乐有重要关联。唐诗在唐代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歌诗”, “歌诗”的发展则与唐教坊关系密切,唐教坊作为一个准娱乐行政机构,在唐诗创作与传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王立著《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从制度层面对此做一解读,并在方法论层面上做出了系列突破。      

突厥、回纥与唐朝关系之比较

突厥、回纥是唐代活跃在西北的两个很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它们和唐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来往频繁,互有影响。对其作一些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民族关系史的深入研究。 一 约在公元五、六世纪以前,突厥在我国北方兴起。突厥兴起后,与唐既有友好往来,也有战事发生。回纥的兴起晚于突厥。公元八世纪逐渐强大后,也     

唐代羁縻府州制度述评

羁縻政策是我国古代历朝统治者惯用的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唐代的统治者把这一政策推向高潮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羁縻府州制度是唐羁縻政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对唐中央政府和各少数民族都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特殊意义。唐代的统治者在羁縻府州设置和治理中成功地把握了适时适地、机动灵活的原则,全方位地体现了“因俗而治”的基本宗旨,是唐灵活处理民族关系的成功之举,其合理内核颇有借鉴意义,很值得研究。     

回鹘族始末考辨

一、回鹘族的由来、成长及其发展回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最早见于《隋书》记载:初为韦纥,后来称袁纥,乌纥。唐初为回纥,后改称为“回鹘”。元、明时期为畏兀儿、清时为回回。据载:回纥出自高车族,高车与敕勒为同族,敕勒出自丁零族。(参阅《北史》高车传)南北朝时敕勒族有六个部落,其中有一个为袁纥氏,所以曾称“袁纥”。唐宪宗元和4年(公元809年),回纥首领“蔼道曷里录设弭施合昆迦可汗”遣使来唐。因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年间,唐政府曾借回纥兵平定“安史之乱”。回纥兵在此次战争中表现非常勇敢,尤其善于骑射,疾驰如飞,连战连捷,百战百胜,故这次来请唐帝国允许改称回鹘。取义为“回旋轻捷如鹘”。(鹘音胡,鸟名,羽毛甚美,首尾皆尖,善飞,春去秋来)据载:最初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战争结局的构想和实践

本文着重从美国威尔逊政府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局和欧洲政治格局的高度重视入手，试图说明：威尔逊政府的对欧政策与战前美国的对欧政策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同样也是完全基于美国统治阶级现实的扩张利益；威尔逊政府对大战战局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关注并不是为了什么“理想”，而是为了维持、操纵欧洲和世界均势，从而为美国日后雄霸世界创造条件。     

唐“安史之乱”至五代时期的洛阳

唐代中期,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政治的腐败,加剧了社会矛盾,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爆发了一系列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繁荣的洛阳遭到了多次的破坏。安史之乱期间遭到的破坏即达四次: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为着攻取首都长安,首先攻占了洛阳;至德二年(757年),唐政府乘叛军内部出现矛盾之机,以回纥援军十五万人加以收复;韩元二年     

府际关系视角下的政策执行——对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

在“职责同构”的府际关系制度背景下,从中央到乡镇的各个层级政府,甚至包括准行政化的村委会往往都会参与到某项政策的执行中.以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执行链条中,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其执行过程基本是一个“信息向上、资金向下”的过程.其执行偏差主要发生在县及其以下层级政府,这可以从“职责同构”基础上的“逐级发包制”的府际关系制度特征得到解释和理解.中国制度背景下有三个关键变量影响了分配型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节点,即地方政府是政策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政策成本承担者和政策具体实施者是否一致以及具体实施成本的大小.     

小议近代欧洲均势

“均势”是近代欧洲外交思想的灵魂，贯穿于整个近代欧洲发展史，倍受近现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的推崇。维也纳体系是均势外交运用的典范，是欧洲均势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均势结构是复杂和脆弱的，维持均势是很困难的。而近代欧洲国家却能将均势演绎的如此完美，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本文仅就近代欧洲均势的发展等方面作一简要分析。     

三十年代英国的绥靖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执行“扶德抑法”的均势政策，使德国的经济、军事力量迅速强大起来，很快超过了英国。在这种形势下，英国为了避免被德国吞并，同时利用德国去攻打苏联，以期坐收渔人之利，便由均势政策转变为纵容德国侵政扩张的绥靖政策。其结果给欧洲和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绥靖政策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中央环保督察、绩效考核压力与企业“漂绿”

本文将2016年首轮施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该制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被督察地区污染企业的“漂绿”水平，但因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该制度的微观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督察期间，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环境执法促进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漂绿”水平的降低仅在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以及媒体关注度低和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显著；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文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启示。     

从州邸到进奏院:唐代长安城政治格局的变化

唐代长安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是唐朝政治信息的发源地和集散地。所有来京的地方官员都想获取带有保密性的政令信息,而中央朝廷却要确保政令信息不外泄,从而构成了地方势力和中央权威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对于长安城的政治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安史之乱将唐代社会分割成了两个不同阶段,唐前期中央保持着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唐后期中央式微,中央对地方控制效力大大减弱。这种中央和地方力量的互为消长情况,从长安城政治机构布局和官员活动空间的变化中得以体现,带有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性质的州邸和进奏院就是反映这一矛盾变化的一个绝好代表。两者在长安城中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它们在所有权、使用情况等方面的差异,不仅能够反映出长安城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真实写照。     

试论唐代海外贸易的管理

唐代海外贸易的管理 ,主要包括唐政府对朝贡贸易和市舶贸易的管理。朝贡贸易作为唐政府与海外诸国沟通政治关系的辅助手段 ,由唐政府一手操办 ,有其特殊意义。市舶贸易作为以经商牟利为目的的通常的海外贸易 ,也由唐政府进行严格管理 ,并经历了管理体制和管理内容上的前后变革过程。总起来看 ,唐代海外贸易主要由唐政府所经营管理 ,商品贸易受政治权力操控是其主要特点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唐代科举考试管理略论

唐代是我国封建科举制度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科举考试中,唐政府制定并施行了诸如“考功别头”、“结款通保”等一系列廉明的管理措施,相对保持了科举举士制度的纯洁性,为有效地选拔人才提供了保证。唐代科举考试的廉明管理,对于进一步完善我们今天的考试制度,强化考试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