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茅盾为汉赋所下论断的思考

通过对茅盾为汉赋所下论断的思考,主要以“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为例,提出汉赋是美文追求与社会意义并重的,只是它极绚烂的艺术形式冲淡、掩饰了其具体、独特的,又批判现实的文体特征。     

论汉大赋中的对象化思维及其理性品格

大赋是汉代前期的代表性文学作品。对于汉大赋的研究历来重视其对楚辞传统的继承,这当然是无可置疑的。可是,除了楚辞的铺陈传统外,汉大赋更多地显示出对先秦理性传统的继承并有极大发展。本文从汉大赋人物设置、景物描写、封闭性结构以及内在情感的表达四个方面探讨汉大赋的对象化思维特征及其所昭示的理性品格。     

汉赋源于《诗》赋体之辨考

立足<诗>的文本资源,逐篇辨读,宏观审视与微观考析相结合,我们发现汉赋文体乃"<诗>立其本"的史实("根蒂"),得以破解"风赋比兴雅颂"六种诗体("六诗")内在联系之谜,挖掘出研究赋体渊源之矿藏资源.因揭示出赋史研究之"原始的隐藏",汉赋源于<诗>赋体始得探明.     

论汉赋蕴含的传统文化——以《西京赋》为视角

张衡《西京赋》是汉代最后一篇京苑大赋,也是前人赋宫殿、畋猎、山川、京城集大成之作.赋文假借凭虚公子之口,从宫殿建筑、离宫别馆、城郭宅第,到商贾游侠、上林禁苑、杂技百戏、微行淫乐,极尽西京的奢靡豪华.虽然此赋作者意在通过对西京天子骄奢淫逸生活的暴露达到讽谏的目的,但是由于赋中对百戏、杂技、歌舞等富有时代特征的描写,生动形象,极尽铺陈之能事,让我们捕捉到繁华喧嚣的汉代西京那些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     

"赋家之心"的另类解读

司马相如的"苞括宇宙,总揽人物"之说虽是对作赋之法的笼统概括,但却揭示出其经典大赋的创作要义,即策士自我才力展示的心理驱动,对国家政治发展先机的敏锐洞察以及对武帝心理的准确把握与驾驭,等等.以此种"赋家之心"构成的大赋遂成为后人无法逾越的典范.     

入汉士人之精神困局与大赋之体的先导

大赋发生于汉初,直接动因有二：其一,入汉士人出于天生的社会责任心,不忘刺世;又面对从未有过的盛世,油然而生颂美。对汉大赋而言,文人徒有兼顾美、刺之念,终于只能将刺、关二端分置于大赋的评论和创作两个方面。赋家呈现出了一种较为典型的具有分裂倾向的双重人格特征,折射出入汉士人面对新的社会形势所选择的权变的处世方式。其二,真正开启大赋体式的却是面对刘汉新政权尚能保持更多文人本性的陆贾。     

论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汉赋与类书的关系,前贤虽有论及,却缺少深入的探讨,而其中文学史的意义,更有待发之蕴."赋代类书"的说法,从狭义的赋学观来看,是一种误解,如果就广义的文学观而言,又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汉赋作家的比类意识落实在创作上,充分体现于对物态的描绘,和赋体自身的修辞法则,这不仅使汉赋的"文类"特征影响到后世"类书"的编纂,而且具有中国文学从"文言"到"文类"的历史转捩的意义,这一点又与汉人的"知类"精神与思维方式切切相关.     

李有棻与陈三立的家世姻缘考

晚清江西萍乡名士李有棻与义宁陈三立交往密切,他们不仅有僚壻之谊,还有着儿女之间的再世之交,在陈三立多次给李有棻的赋诗赠文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人之间持续20余年的高情厚谊.本文从陈三立诗文集的记述以及有关研究陈三立的文献中,考述了陈、李两家的家世姻缘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自我展示--汉大赋作家的创作驱动力

本文认为,促使汉大赋产生的驱动力,既不是为讽谏而作、献纳而作,也不是因帝王之命而作,而是缘于汉大赋作家的自我展示心理.这一观点,不仅可以从古代学者"见异于世"的赋论、赋家"猥欲逮及"的言谈中得到印证,而且汉大赋的冷僻诡异之字、广博的内容、宏大的篇幅以及劝百讽一的规谏,也无不与"自我展示"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汉大赋作家的这种自我展示心理,是因当时"高自称誉"的社会心理、汉王朝的强盛国力以及扬名于时、流芳后世的时代思潮而产生的.     

《历代赋汇》的汉赋编录与分类

《历代赋汇》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赋文学总集 ,也是汉赋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辑录汉赋多达 5 5家 ,计 1 92篇 (含建安赋 ) ,超过清以前所有的赋文学总集。编者将这 1 92篇赋作分为 32类进行编录 ,既展示了汉赋文学题材的多样性 ,又便于后人的仿作和研究。其分类思想多源于《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等书 ,而又根据赋文学创作的实际进行了一些归并、拆分和调整。尽管《历代赋汇》在辑录汉赋时尚有漏收、误收、重收、不标出处等缺点 ,但它仍堪称是我国古代汉赋编录与分类史上的殿军之作 ,至今仍无一部书可取而代之。     

空间与汉大赋--兼论汉大赋"趋图性"的审美艺术特色

空间在汉大赋的创作与审美两方面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汉大赋以“体物”为宗 ,以“巨”“博”为尚的特色 ,使其必须寻求一个能“寓繁多于整一之中”的总体艺术架构 ,从而把纷繁的物象统一为宏大的、气势生动的审美整体。空间的无限性、共存感与形式特征正合乎此需 ,因而“赋家之心”就与一种普遍的空间意识、空间心理图式密切相联 ,此其一。其二 ,由于空间与人的视知觉紧密相关 ,这给赋家在创作中通过突出视觉效果来增强空间感或以空间感来引起、强化视觉意象创造了条件 ,有利于赋家采取种种方式沟通文学与绘画的艺术感受 ,令读者的审美接受直观、新颖而强烈 ,乃至产生“写物图貌 ,蔚似雕画”的艺术效力     

汉代赋家的身份、知识构成与汉赋创作

汉代赋家的身份兼有伦理、职业、学术、才能、审美等多种内涵,反映着主体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言行方式等诸多因素。不同赋家的身份明显呈现出差异性。他们运用特有的知识构成与人生经验进行赋体文学言说。赋家的身份也会随着时空场合的变化而改变,进而造成赋作内容、形式与美感的异彩纷呈。这些构成了汉赋创作的内在驱动力。本文借助对经典赋家的分析深入探讨主体身份、知识构成对赋体文学生产的推动作用。     

从咏鸟赋看汉赋作家的文学自觉历程

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学自觉历程是漫长的,这种自觉意识在西汉已经出现。如果从创作主体的视角来分析,则西汉咏鸟赋反映了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增强;东汉咏鸟赋体现了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强化;而建安咏鸟赋说明文学自觉性的真正成熟。所以魏晋文学自觉的形成,是经过汉代作家几百年的努力才达到的。     

民初废除尊孔读经及其社会反响

民初临时教育部颁布在学校废除尊孔读经《普遍教育暂行条例》,颇引起舆论的争论,并在实施过程中遭致抵触。本文探讨民初废除尊孔读经及其社会反响,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     

谶纬的流行及其对汉赋的影响

谶纬在东汉极为盛行 ,上至皇帝 ,下至一般士人 ,都对其深信不疑。光武帝用人、行事都从谶。经生都读谶 ,经、谶双修 ,在国家法典《白虎通》中有大量的谶纬思想。有关汉高祖的“五星聚东井”、斩白蛇及光武帝的《赤伏符》是赋家运用较多的政治神话 ,其目的在于为汉政权的开创及中兴寻找合法依据。赋家还用祥瑞之事为帝王歌功颂德     

《论衡·问孔》的误读及其意义

王充在《论衡·问孔》篇中批评了孔子思想,指出《论语》有"不知难问""意沉难见""上下多相违"等问题。其实,这是不明《论语》原始语录体特征而造成的误读。在原始语录体中,语录意义是由句义加上具体语境和涉及的特定对象才形成的。其原本只对于话语涉及的对象有意义,而且为在场者所知,记述时自然可以作省略处理。所谓"难见""相违"的问题,在进入语录产生的场景后并不存在。不过,这种误读中所呈现的逻辑性、系统性的思想方式意义巨大,对于大一统经学的批判精神也极为可赞。     

孔子晚年遗说研究——以“哀公问孔”材料为研究中心

"哀公问孔"的材料是以哀公问、孔子答的宾主问答体形式记录的对话材料,涉及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文献典籍,从其材料的来源看,这些材料有其合理性和真实性,包含了孔子对王道政治、君子修养、性情天命以及军事刑罚等问题的看法,反映了孔子晚年的思想体系和生命境界,在孔子遗说材料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这些孔子遗说也十分复杂,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具体材料具体分析。     

薛福成的"考旧知新"说及其现代价值

＂新＂与＂旧＂,是薛福成考察中西文化的一对重要范畴;考＂旧＂方能知＂新＂,是薛福成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考旧知新＂说表达了薛福成对近代中国文化在西学冲击的困境中如何发展的理论思考。这一思考是积极的,但它终究还是没有摆脱时代的局限,突出反映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但＂考旧知新＂说正确合理的内核为当代我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文心雕龙》“质文代变”说及其启示录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力图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中心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十代九变",但都离不开"质文代变"和"质文沿时"的规律。刘勰对于"质文代变"文学发展规律,又从"上下"、"前后"、"浸染"三种模式来加以全面阐释。特别是"浸染"模式的阐释,与现代的社会心理作为中介来解释文学的发展,有相似、相通之处。刘勰的文学发展观对于我们仍然有启发意义。     

孔孟儒家伦理关系模式及其现实意义

和谐的伦理关系能促进人类道德生活的完善,而非均衡、不平等是孔孟伦理关系模式的鲜明特征。洞察这一伦理关系模式的长短得失,对于完善我国当前的道德体系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历史上,孔孟儒家伦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很长一段时期曾经居于意识形态地位,其中的伦理规范亦成为人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