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认知与双方的互动──从1935年蒋接任行政院院长至1936年成都事件前夕

1935年12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一职之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一般被视为趋于强硬,但若细究1936年成都事件发生之前的中日关系,当可发现有许多隐晦不明之处。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当中,蒋虽然替日本对华交涉制造了障碍,却一贯地向日方宣称中日必须亲善。尽管外务省认为蒋有制约日本的打算,却也认知到其公开的抗日动作,不如说是出于对内的因素。并且,外务省也认为蒋并非无法沟通,特别是在蒋面临内忧外患之际,甚至有主动与日方洽谈合作的可能性。不过,此时期的蒋始终都采取了幕后指导的方式,给予日方其深信中日亲善的形象,甚至在必要之际,以转嫁责任的方式,来让中日关系有所转圜。这样的情况让外务省难以掌握蒋的真意,使得外务省持续认定有与其沟通的可能性。中日开战之后,日方之所以展开对蒋的诱和工作,其背景当与此种经验有关。     

用“一分为二”观点看待国民党政府1935年的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金融改革令》,宣布实行法币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一)把中央、中国、交通(后来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等银行发行的纸币定为法币,即法定货币,规定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支付和市面货币流通均用法币;(二)实行白银国有,禁止白银在市面上流通;(三)法币与英镑,后来又与美元,发生固定的等价联系。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币制改革。对于这次币制改革,究竟应当怎么评价?我们认为,应用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评价法币政策,既要注重政治关系,又要注意经济关系;既要看到国民党政     

学生民族主义之效度与限度——以1935年“学生国货年”为中心

民族主义与消费文化之间的趋同与背离,是后发型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常态,此一悖论性关系在学生国货年运动中得到充分展现。赋予学生消费行为的民族主义色彩,将其消费行为政治化与道德化,乃是运动期间舆论宣传基本的话语策略。运动经济绩效的有限性,表明学生民族主义难以超越消费理性与消费文化的强力约束。而近代青年学生的消费风尚,实质乃是近代都市空间的消费文化及其男性气质与新兴社会精英的消费示范等诸种因素合力建构的必然产物。     

一段令人缅怀的批评史——重读1946至1949年的西方文论经典

1946至1949年西方文论的丰硕成果,为我们书写了一段令人缅怀的批评史。短短几年间,竟有如此众多的批评经典竞相问世,而且每一部都非同凡响,的确堪称批评史上的一个奇迹。尽管那一代批评家早已风流云散,但他们的批评论著却至今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辉,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布鲁克斯的《精制的瓮》、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堪称"经典中的经典",代表了这段批评史的主导倾向。     

民进党“十年政纲”的两岸政策之争

今年1月1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台湾亲绿媒体“自由时报”发表题为《写给2010的民进党》的文章透露说,2010年将提出民进党的“十年政纲”。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必须做的事,唯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脚踏实地,才能义正辞严,才能避免在未来的选举中,喊出像‘六三三’或‘准备好了’这种欺骗选民的口号。”     

“红星是我的家”——记王震同志在江西红星垦殖场三年

王震同志是我军的一员名将。他胆识卓著,能征善战,战功赫赫,名闻遐迩,已为世人所赞颂。然而,在十年动乱中,王震同志被迫下放到江西红星垦殖场劳动三年。他在这里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扶正压邪,延纳人才,改造荒山,发展生产,继续为革命事业作贡献的动人事迹,却并不为很多人所知道。     

“红星是我的家”——记王震同志在江西红星垦殖场三年

王震同志是我军的一员名将。他胆识卓著,能征善战,战功赫赫,名闻遐迩,已为世人所赞颂。 然而,在十年动乱中,王震同志被迫下放到江西红星垦殖场劳动三年。他在这里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扶正压邪,延纳人才,改造荒山,发展生产,继续为革命事业作贡献的动人事迹,却并不为很多人所知道。 笔者早有写这篇文章之念,但是,王震同志却谦虚说:“我准备在那里干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有人说我熟悉红星的一草一木,那是用文学词藻的夸张。说实在的,我在那里劳动不多,缺点错误不少,发过脾气,甚至骂过人。因此,称赞的话什么时候都不能讲。”因此,就一直没有动笔。     

赓扬“四堂”又一“堂”－－甲骨学五氏同“堂”－－兼谈古文字的破译与释读

甲骨文的发现迄今已一百年,因甲骨文之发现,甲古学由是创建,并已成为一门显学。治甲骨学之中坚五氏同“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饶宗颐,号选堂。从世界范围审视,19世纪系破译古文字与释读其文献之前弘期;20世纪则是破译古文字与释读其文献之辉煌期,亦即治古文字这之辉煌期。     

试探清代西藏“摄政”一职的称谓与特点

清朝崛起,入主中原,日趋牢固,边防愈加巩固,清王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不断加强,尤其是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地区建置.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在几经更迭后形成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但这种制度无法回避新立达赖喇嘛由转世到其亲政之前事实上的权力真空的问题.进入18世纪后半期,摄政制度应运而生.直至20世纪前半期,历任摄政共15人.摄政掌政远远超过达赖世系实际掌政时间.摄政作为当时代掌西藏地方最高权威一职,在西藏地方史以及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本文根据各类相关文献,对清代西藏地方摄政一职的产生、称谓以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挖掘、梳理、探究.     

从“才性”至“灵性”——论牟宗三玄学研究的四重向度

牟宗三的《才性与玄理》是其心性哲学断代研究的重要作品,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该书全面地体现了牟氏对道家和玄学的判释态度、哲学地位和思想意义等方面的内容。过去的研究作品多从其"道德形上学"的角度给出了牟氏的道家和玄学研究的特质,而本文将以"才性"之源到"灵性"之相的逻辑展开为线索,试图从道体论、生命论、境界论和审美论四个角度,对牟氏的玄学研究做出立体的诠释。     

论传记文学的人本意识——从“史剧之争”50年祭谈起

以历史价值为主还是以文学价值为主是传记文学这一体系的核心问题。本文以五十年前的"史剧之争"为出发点,结合笔者的主张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传记文学不但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创作观,更要建立"以人为本"的批评观,从而将"政治—审美"对立的批评策略更好地引入传记文学的评价中来,进而使得"人本意识"贯穿到传记文学整个体系当中。     

“风流自然”辨——试探皎然的论诗宗旨

皎然所立的“文章宗旨”有“风流自然”之说,但他所谓“自然”实则统一在他独特的艺术追求之中,要求格高、调逸、体贞、貌古等等,精思结撰而反求流动畅达,立论周到,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几百年后论诗同样也崇尚“自然”的王夫之对他的理论作了全盘否定,说“有皎然而后无诗”,谴责他“画地成牢”。如何把握并评价皎然的论诗宗旨,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课题。本文拟对皎然诗论中与“风流自然”说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简单的分析,并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求教于方家。“风流自然”与“高”、“逸”诗风皎然自称谢灵运后裔,对其诗歌倍加推崇,并在《诗式…     

重振“徽菊”雄风——记高守清和他的庆元堂徽菊有限公司

“没有农业标准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食品安全保障”。2009年11月10日，中国有机徽菊之乡——安徽休宁县传来一令人振奋而欣喜的消息：经中国农业科学院质量检测中心对安徽省庆元堂徽菊有限公司首批采收的10万斤鲜菊花进行了多次十分严格的跟踪检测，15项农药残留含量均为“0”，完全达到了欧盟出口卫生质量标准，从而获得了国家颁发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     

我的学术概况——“三管齐下”研究“一分为三”

1982年春,我在哲学上倡导“一分为三”命题,尔后坚持研究24年。我是“三管齐下”从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一“管”是不断地深入研究“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第二“管”是不断地进行学术争鸣,力争通过学术争鸣使“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并且扩大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第三“管”是将“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拓展到各门学科当中,从而激活新文思。     

“科学”与“迷信”、“民主”与“专制”的一场激烈斗争——回顾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五四运动前夜彻底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过这样一句名言:“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53页)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他们相互勾结使中国处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当中。同时,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工人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至理”与“真情”的苦求——吴宓论

吴宓是自觉意识极强的文化人。他认定道德乃真切之情志 ,恋爱亦人格之表现。为了追求至理与真情 ,他苦苦耗费了一生。通过对吴宓在这两个人生根本问题上的理论预设及其实践之间的深刻矛盾的分析 ,可以认为这一切均可从吴宓本人“天机深嗜欲亦深”的人格特征方面找到答案     

评一种唯能论——“三本哲学”

:“唯能论”坚持能量是比物质更为基本的实体 ,将物质与运动分割开来。实际上物质与运动以及动力的关系 ,是实体与属性的关系。能量不能脱离开物质而存在并起着作用 ;物质也不能不具能量而现实存在。但是 ,人的思维却可以将能量从物质的诸多属性中剥离出来 ,最后使能量上升为原动者 ,而物质则成为一具空壳     

真的“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吗——关于当前文艺领域语一图之争的思考

面对当前文艺领域出现的语一图之争,我们需要冷静的思考.从理论上讲,文字的实指性决定了在表现同一题材时语言艺术相较图像艺术具有强势地位,但消费语境强有力的冲击又使得实践并非如此,图像艺术顺势而上.近期,图像艺术仍将强势发展,文学也不会消亡.惟有真正实现图像艺术与语言艺术的协调发展,才能迎来艺术的春天.     

论稼轩词的“气”与“韵”——稼轩词审美特色试探

稼轩词总的审美特色是“气”长“韵”短。其不同题材的词都具有一种气势奔放、富有力度美的审美特色。而这种特色的形成,不仅在于诗人胸中有一股英气贯穿始终,也在于章法的不同于一般词作,而语言的白话化更加强了文气的畅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