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与"夫人外交"

郭嵩焘于1878年6月19日在英国伦敦以如夫人梁氏的名义举行了盛大茶会,这是中国开展"夫人外交"的开始.郭嵩焘之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开展"夫人外交",其原因一是出于外交礼仪而回请西方各国官员,再一是他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认识.但是,郭嵩焘的行为却受到了清朝守旧派官员和国内舆论的攻击,这是近代中国的悲剧.     

郭嵩焘洋务思想中的船山哲学影响

郭嵩焘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近代湖湘士大夫集团中研究与宣传船山思想的大将与旗手。洋务运动作为晚清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所进行的自强求富之政治改革运动,历来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思想引进与对峙西学的重要一环。而郭嵩焘在推动洋务运动的时候,以船山实学思想作为方法论依托与理论参照来接续西学。在郭嵩焘的洋务思想中,体现了船山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变革的思考,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具启蒙性的代表,船山的哲学方法论在郭嵩焘务实求变的洋务思想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变革。     

郭嵩焘“异域书写”的价值逸出及认同转换

郭嵩焘是近代第一个驻西公使,他的《使西纪程》等＂异域书写＂激起当时士大夫的公愤,颇滋物议。实际上,语言的出格和态度上的偏向并非是郭嵩焘被合力推倒的真正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郭嵩焘新的＂本末＂及＂道器＂观逸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流价值观念,在对西方强势与优越文明的描述中初步呈现出对现代文明的认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心理闸门。而郭嵩焘之所以能承担这个角色,除了客观条件外,他＂尚真尊诚＂的个性、湖湘文化务实和进取精神对他的熏陶都是重要因素。     

郭嵩焘思想评价

<正> 近几年来,随着洋务运动研究的深入,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的关系问题,日渐为人们所注意,其中关于郭嵩焘的思想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就郭嵩焘思想评价问题谈一点看法。一、关于郭嵩焘思想评价及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关系的观点分歧对郭嵩焘思想的评价,在“文革”前没有展开讨论,一般认为他是洋务派的理论家。随着近几年洋务运动研究高潮的出现,郭嵩焘思想又被重新提出。文章虽然不多,但探讨较为深入。有人认为郭嵩焘对外主张妥协,但对内主张发展民营工商业却是非常进步的。又有人认为他是忧国忧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水平已突破了洋务派思想的体系,他主张商民自     

郭嵩焘经学文献研究述评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更是一位著述丰富的经学大师。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大量研究郭嵩焘经学学术的相关论著,对学界关于郭嵩焘经学文献成就的研究以及研究动向进行归纳与分析,并对学界有关郭氏经学研究之不足进行评述。     

郭嵩焘的外交思想简论

在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时,郭嵩焘探求“应付之方”,提出了和平外交的思想主张,试图改变中国屡屡受制于人的处境,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对此作系统的探析,有助于认识半殖民地的中国外交,了解其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思想历程。 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是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郭嵩焘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幕中,“亲见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此时,郭嵩焘对侵略者只是满腔义愤,尚未悉心考察对外交涉这一重大问题。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战争的失败,列强的侵…     

近五年来郭嵩焘外交思想研究概念

本文通过对近五年来有关郭嵩焘外交思想的论文介绍,对郭嵩焘外交思想的定位(评价)、形成的原因,基本原则及其局限,进行了总结。     

郭嵩焘出使期间与上野景范的交往

因“马嘉理案”,郭嵩焘被清廷作为首任驻外大使派往英国;在出使期间郭嵩焘与日本驻英公使上野景范等人进行了大量的交流,通过交往他对当时日本国内改革情况有了一定的认识。     

共识、超越与不及:郭嵩焘开创公祭船山150周年回顾

郭嵩焘于1870年开创的公祭船山,至今整整150周年。回顾这些年来船山学研究的历程,将郭氏对船山的评价和当代船山学的进展进行比较,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个共识,一个超越,一个不及。一个共识,即对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认识高度一致;一个超越,即当代在对船山政治思想的认识与评价上远远超越了郭嵩焘;一个不及,即当代学者对船山学术成就评价的标准,不及郭嵩焘的客观。     

郭嵩焘、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异同论

“湘阴双杰”郭嵩焘、左宗棠,是近代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抵抗外侮,学习西方,富国自强的理论和实践中,既凝聚着二人浓浓的爱国情怀,又体现着二人爱国主义思想的差异。从爱国主义的历史功业来看,左宗棠超过郭嵩焘;从爱国主义思想认识来看,则郭嵩焘领先于左宗棠。     

从郭嵩焘出使看中国的近代化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派郭嵩焘作为首位常驻大使出使英法.郭嵩焘出使的凄凉结局预示着中国近代化的挫败.通过郭嵩焘出使的始末可以理解中国近代化为什么必须经过痛苦的、长期的、曲折的历程.     

从洋务智囊到在野绅士:论郭嵩焘与近代湖南绅士

郭嵩焘作为中国近代一位洋务派思想家和第一位驻外公使,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他的洋务思想在当时独步一时,远远超出了同道中人,既受到了保守人士的贬斥,又受到了开明人士的赞许。晚年的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鼓吹者和批判者的双重角色更加清晰。退隐之后的郭嵩焘完成了从洋务智囊到在野绅士的转化,开始担当绅士的职责,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既有无意识地强化湖南绅士保守心态的负面举措,更有在与官绅的交往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绅士的传统观念,启发民智,开通社会风气的善意之举,对以后的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郭嵩焘的治河思想及其当代借鉴意义

郭嵩焘不仅是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更是一位以精通洋务而著称的洋务思想家。其洋务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外交层面,而是把办理洋务提升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郭嵩焘的治河思想就是其洋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治河方略、治河技术、治河保障措施体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观。郭嵩焘的治河思想对我们当今的河道治理,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河道的综合治理和开发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郭嵩焘西学思想述评

作为晚清思想家,郭嵩焘清醒地意识到国家的强盛不能单纯依靠军事,而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科技文化和风俗人心来辅成。为此,他对西方民主政体、教育制度和风俗教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考察。郭嵩焘不仅敢于正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对于中国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欣赏、接纳、学习西方政教、文化的胆识和见解,使郭嵩焘跳出了洋务派体用观的窠臼,在西学东渐的道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思想的深刻和超前使郭嵩焘具有比同时代人更为高瞻远瞩的思想理念,也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思想解放的寂寞先驱。     

郭嵩焘简论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1818－1891）,出身于以经商致富的封建家庭。祖上几辈都试图通过科举道路走上仕途,但不曾如愿。曾祖父是个贡生,祖父是个秀才。至郭嵩焘时家道衰微,遇上灾年,“租无所出,先生家往往不能举餐”①。郭少年时聪颖过人,读书勤奋,思想活跃。他伯父曾称道他“龄儿（郭嵩焘乳名）通事洵洵,独其读书为之,若猛兽鸷鸟之发,后来诸英,无及此者”②。郭嵩焘19岁那年以秀才身份参加乡试,顺利中举。在以后十年间连续五次参加会试,至1947年（道光二十七年）才考中进土。郭嵩焘在岳麓书院就读时与曾国藩、刘蓉结为至交。太…     

郭嵩焘新化行吟考——道光、咸丰间郭嵩焘的两次新化之行

郭嵩焘有两次新化之行: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二月初一日至次年三月之季,郭嵩焘就馆新化,计时近4个月,是为郭氏第一次新化之行。又咸丰四年(1854)七月下旬,一直到十二月下旬,几乎整个下半年,郭嵩焘有一次完整的宝庆筹饷之行,宝庆府属邵阳、新化、武冈、城步、新宁等五州县均都走遍,其中第二站就是新化,是为郭氏第二次新化之行,计时约2个月有余。郭嵩焘两次新化之行有其原委,考察其行程可发掘个中缘由。在此基础上,又对其沿途吟咏之诗作一考证、分析、介绍,间或亦评之耳。     

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对朱子的辩难及其思想史意义

朱子学在晚清突破乾嘉汉学的藩篱,迎来中兴和复振。如何对待朱子学、如何回应时弊成为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晚清理学群体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郭嵩焘以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依据《大学章句》为切入点,兼采汉宋,无所依阿,诉诸经世,从文本到义理向朱子展开系统的辩难,显豁出依违朱子的鲜明特质。它一方面绾合汉学、宋学和经世致用之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开显出诠释《大学》的新维度;另一方面在理学中兴的视域下,以“尊经即所以尊朱子”为宗旨,指明判释朱子的新视角和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由郭嵩焘这一个案透显出晚清经典诠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浓郁色彩。     

开眼看世界与郭嵩焘的教育思想

郭嵩焘是晚清首任驻外公使、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走向世界的先驱者。本文以西学东渐与郭嵩煮开眼看世界为线索,系统论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郭嵩焘在对近代中西文化教育的比较借鉴中,洞察到了教育在提高民族素质以及一个国家近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他不畏清议,极力主张经世致用,“用夷变夏”,全方位效法泰西,用“实学”取代“虚学”。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先驱者地位是无法抹煞的。     

新旧嬗替之初看西方教育--郭嵩焘考察西方教育之研究

洋务运动时期,新式教育兴起,可视为中国教育转型的开始.值此新旧嬗替之初,郭嵩焘受命出使英、法,亲身接触到了西方的教育现实.郭嵩焘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于经史之学有很深的造诣;又以精通洋务著称,主张取法西洋,包括取法西洋的教育.这样一个具有变革思想的士大夫对西方教育的观察和思考,对于我们探索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初始轨迹具有重要意义.近年对郭嵩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其教育思想的探讨稍显薄弱.笔者不揣浅陋,冀于此略尽绵薄之力,故草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西学东渐”中的郭嵩焘

郭嵩焘,1818年(嘉庆23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城,字伯琛,号筠仙,晚年别署玉池山农、玉池老人,又因他的书房标名“养知书屋”,故学者又称他养知先生。 郭嵩焘步入仕途时,中国封建社会急剧解体,“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观念因此开始动摇,知识群体也开始走向分化。郭嵩焘一生的实践使他对当时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特别是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