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左翼精神”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学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复活,出现了一股十分强劲的"新左翼文学"思潮。"新左翼文学"的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核心的"新左翼精神"。但在同时,历史哲学的匮乏与阙如也成了"新左翼文学"的内在问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哲学是我们整个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所面临的巨大课题。     

“低于生活”的“新世纪文学”

当我们回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来,会发现"新世纪文学"尚处于"低于生活"的状态,表现之一是局限于反映生活的纷繁表象,不能展示当下生活的内在逻辑;之二是不能预示生活的流向和文化潮流的走势;之三是认同现实生活中那些非现代的意识而不自觉,沿袭那些非人性的思维而不自知。究其根源,既有客观根源,也有主观原因,更重要的是当下大多数作家思想和生活结合的能力不够。     

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的城乡困境书写

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敏锐地感应时代的脉动,对进入城市的"异乡人""边际人"的生命处境和身份建构表达充分关怀,同时也对现代化浪潮中乡村的命运予以深切关注。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聚焦于"进城"的前因后果,着重围绕城市文明的弊端及乡土文明的现代转型展开叙事,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外延,传达了作家的现实关注及人文关怀,但同时也存在叙事伦理偏执、创新缺失、类型化、符号化等局限。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孙陈分歧与“六一六”兵变

陈炯明是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的实力派革命军事将领,并为革命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六一六”兵变的发生使两人最终决裂。决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调和的政见分歧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兵变的发生对革命事业的进行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新世纪文学”批评现象综述

＂新世纪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最为＂时髦＂的话题之一。笔者在＂中国知网＂以＂新世纪文学＂为题,检索1990-2009年各类期刊所发表论文,得到检索结果如下：1993（1篇）、1995（1篇）、1998（2篇）、2000（7篇）、2001（20篇）、2002（11篇）、2003（6篇）、2004（7篇）、2005（18篇）、2006（33篇）、2007（39篇）、2008（28篇）、2009（28篇）。     

新世纪文学的困境与蜕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遭遇的困境,主要有三个方面:文学边缘化趋势的加剧;作家价值立场的混乱;文学文体的泛化.与此同时,新世纪文学也在发生艰难的蜕变,主要表现在:先锋作家的转向;向民间文化、文史典籍、传统诗文和方言土语寻求艺术创新的文体资源和语言资源.     

对话时代的中国文学——论新世纪中国文学

新世纪中国文学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文学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空间中生长,因此,对话构成了文学生长的基本特质。对话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落实在新世纪中国文学上,有着诸多具体的文学表现。新世纪中国文学跨区域、跨文化的扩张,使得对话的特质明显得到呈现,加之网络技术手段的支撑,新世纪文学以前所未有的高速高产方式不断生长,形成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东汉文人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的错位

东汉文人文学的创作理念表现为对先秦以来儒家文艺思想的一种总结和继承,它更多的是强调文艺的功利性质以及和社会政治、道德等因素的联系,具有鲜明的儒家传统文学观的特色。从总体上说,东汉文人们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们对非儒家的文学思想,特别是那些张扬个性和单纯唯美倾向,始终保持了一种高度的戒备和防范,或闭口不谈或改头换面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但实际上,东汉的文人文学创作中又涌动着一股潜流,若隐若现地跳动着与传统思想不谐的杂音,表现了文学的私人性,直至在东汉中后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创作理念与文学创作实践错位的作品,而错位的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从质和量上为魏晋文论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为文学的自觉提供了的支持。     

台湾“重写文学史”思潮:背景、路径与分歧(上)

台湾的"重写文学史"思潮肇始于"解严"前后,持续至今、方兴未艾。本文从意识形态分歧、方法论变革、文学史料发掘、文化多元主义等多重因素探讨这一文艺现象与思潮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并着重分析了台湾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八个主要路径:福柯路径、后殖民路径、现代性反思路径、世代与叙事认同路径,本土主义路径,地方知识路径,阶级、族群和性别路径,两岸统合路径;继而对重写文学史过程中的重要论争和分歧进行了初步梳理与辨析。     

台湾“重写文学史”思潮:背景、路径与分歧(下)

台湾的"重写文学史"思潮肇始于"解严"前后,持续至今、方兴未艾。本文从意识形态分歧、方法论变革、文学史料发掘、文化多元主义等多重因素探讨这一文艺现象与思潮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并着重分析了台湾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八个主要路径:福柯路径、后殖民路径、现代性反思路径、世代与叙事认同路径,本土主义路径,地方知识路径,阶级、族群和性别路径,两岸统合路径;继而对重写文学史过程中的重要论争和分歧进行了初步梳理与辨析。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史与论说语境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的形成受“正统观”影响,对之应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论正统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同时既要看到阶段性分裂割据,更要看到发展后的接续整合。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该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     

“四清”运动问题上中央高层的分歧探微

在“四清”运动问题上,当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领袖人物之间存在一些分歧。刘少奇认为应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割除封建主义尾巴,允许发展资本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毛泽东则过早地否定了新民主主义,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以阶级斗争为纲,与资产阶级进行残酷的斗争。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作为伪命题的“文学自觉”说

通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其基本项为脱离政教、文体细分、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等三个方面。细究之,情感、辞藻、声律等审美特性指向的其实是“杂文学”。其中辞采的部分因素和情感表达以文体细分为基础,而声律、偶对、夸饰、用事、练字等因素,则以当时各文体共同的创作方式——骈体为基础,追求的是共性,特别是声律的讨论并未与文体细分结合,于是“文体细分”与“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两个基本项之间产生分离力。基本项与后世文学兴盛的关联有限,导致“自觉”的命题缺乏自洽性。“文学自觉”说是一个伪命题。究其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新出的某些重要文学现象的探讨不够,同时对传统诗教的核心观念也缺乏接续性思考。其将讨论的重心转向创作主体和创作过程,特别是创作技法及其产生的审美效果上,归根结底是一次极富热情的尝试。     

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两岸华文文学视野中的“民国文学”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利于为两岸现代文学与华文文学研究寻找到新的连接点,作为文学遗产的“民国”应该跳出政治定义的窠臼,发掘其更为深远的精神价值,共同关注1912至1949的民国文学则是理性梳理现代文学传统的需要,也是发掘“台湾文学”民族文化基因的当然,民国文学为两岸华人记录了共同的历史命运,是我们相互观照、彼此对话的精神基础。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世界文学”与全球化文学界说

在谈到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问题时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 ,并认为“全球化”在文学领域就意味着出现“世界文学”现象。歌德的“世界文学”建立在一元论文化观念之上 ,是对全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前景的期待 ,而非简单的全世界文学的集合体 ,其文化关系背景与当下的全球化有本质的不同。当下以经济领域为基点的全球化 ,反映了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而带来的更广泛的经济实体间的相互反馈与对话。相应地 ,当下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交流和相互影响 ,也就不再是简单的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对抗 ,而是不同文化的相互反馈、影响和对话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新世纪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

新世纪以降,诗人的叙事技艺愈加纯熟,许多诗人的先锋实验走得较远,其中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便是他们追求诗艺的“另类”尝试。碎片化叙事以语意的碎片化和语词的拼贴化来展现诗歌的“晦涩”美学;“反常性”叙事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的阅读效果,构成张力性的“不谐和音”;而“黑色”叙事则是诗人直面残酷的工业时代、对抗庸俗现实的精神武器,展现出荒诞的末世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