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从中央财政的附属机构逐渐转变为具有自利性的独立经济体,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重要的推动力。文章以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设计作为研究背景,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财政分权改革后,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省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明显。     

分税制下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文章把我国划分为五个地区,对分税制改革以来1994~2006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财政分权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其他地区的财政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民族地区的负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1998年是东北、中部、西部财政分权度由高到低的转折点,由此说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存在跨时和跨区差异,而且,1998年财政政策的转变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财政分权、引资竞争与区域创新

财政体制作为经济规范运行的重要支撑,对区域创新具有保障作用。对此,文章选取2005—2020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引资竞争下财政分权的创新效应。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且随着分权程度不断深化,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基于引资竞争的门限效应,高水平的引资竞争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本地化优势,强化创新效应。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会通过影响政府创新偏好间接促进区域创新。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数量测度

中国式财政分权并不是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分权,而是一种“事实性分权”。选择单一维度的分权指标,无法准确衡量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程度。本文以1997－2007年中国的省级数据为样本,选取财政收入自治率、财政收入占比、财政支出自决率、财政支出占比、税收管理分权度、行政管理分权度6个指标,对中国式财政分权进行全景式评估;进而,运用基于Bootstrap的Shannon-Spearman测度方法,选择信息损失最小的组合指标作为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有效衡量指标;最后,应用财政分权衡量指标,检验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省级财政分权程度在样本期间呈逐步降低的趋势;中国式财政分权整体上不利于地方经济增长,但不同维度的分权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相同。     

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的统计模型.利用1999～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内生增长模型得到了财政分权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关系.并利用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财政收入分权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进一步研究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东部地区财政分权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却抑制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发展绩效的实证检验

财政分权是我国经济起飞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主要通过影响资源配置、促使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促使宏观经济稳定来实现经济增长,从实证角度来看,在全国范围样本内,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总体上是起到了正向激励作用,尤其在1994年后,这种效应日趋明显。而从省级与市级政府间的财政分权来看,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明显不足。因此,在一步改革中,要要重视与启动省级以下政府间的财政分权改革,继续在省市之间利用好财政分权这一激励手段等。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第一，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的提升推动邻地产业结构升级，但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截然相反；第三，分区域看，中部地区城市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效应，而东部地区城市影响效应与其并不一致。因此，应继续深化财政分权制度改革，加强区域协同合作；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营造优质区域创新系统；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实施差异化财政分权政策。     

政府支出结构、分权通道与居民消费

在连续时间模型基础上考虑将经济建设类支出、社会性支出以及一般性支出嵌入到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政府支出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为了验证理论结果在实际经济中的适应性,利用中国2001—2013年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考察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建设类支出、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入效应;一般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同时,在此基础上引进财政分权变量,研究政府公共支出通过分权通道如何影响居民消费,结果发现透过分权通道,社会性支出的作用被增强,而经济建设类支出和一般性支出的作用被削弱。     

基于营改增视角的财政分权分析

文章利用2003-2012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对营改增、转移支付与财政分权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营改增不会明显弱化中国的财政分权,地方税和转移支付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也不相同,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地方税对财政分权影响显著,转移支付影响很小,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对财政分权影响更显著.研究认为,为了保证中国的财政分权不被弱化,对发达地区应以控制转移支付规模为主,欠发达地区应增加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     

收入与增长权衡:分权下地方政府努力方向研究

基于1999-2013年全国30省际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财政分权深化下地方政府的努力方向。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初期,地方政府因获得更多的资源支配权,其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出来,并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但随着财政分权进一步深化,其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逐渐减弱,而对地方财税增加的推进作用依然存在,地方政府的努力方向由此产生扭曲,稳定并提高地方财税增速成为其首要目标。建立合理的地方政府考核制度,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对于稳定地方经济增长速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中国财政分权度指数的编制及其与增长、均等的关系研究

财政分权的衡量一直是困扰我国财政分权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基于世界银行对财政分权的界定,本文从税权分权、收支分成和央地分离三个维度出发,选取5个指标编制出首个反映我国央地两级政府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数——中国财政分权度指数(CFDI).结果显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CFDI的均值从1995年的49.94点先降后升至2014年的48.06点,说明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作为中等财政分权度国家,中央政府先收权后放权,总体略有上收.本文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和GMM方法,实证发现CFDI与经济增长呈显著倒“U型”关系,当CFDI低于35.68点时,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当CFDI超过35.68点时,进一步分权将阻碍经济增长;同时,CFDI与收入差距呈显著负相关,即扩大财政分权将提高收入均等程度.     

参数异质性、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现有有关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的文献均假设两者之间关系为线性关系,而本文的研究却发现,财政分权与省级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非线性关系,具有显著的门槛临界值效果。利用中国1980-2004年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动态的面板门槛模型、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LS）和仿真试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平衡性,其影响力度因人均资本增长率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当人均资本增长率小于0.1707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为0.1211;当人均资本增长率处于第二区间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小为0.1925;而一旦人均资本增长率处于高区间时（大于0.2909）,财政分权的影响力度变为0.2731。     

财政分权视角下基础教育支出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2007—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Hamlilton函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回归模型,检验财政分权与基础教育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基础教育支出效率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水平较低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使得基础教育支出效率由于供需错配而偏低。而对于财政分权度较高的地区,基础教育的支出责任过多的划归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与其财力保障之间的错位愈加突出,进而由于供给不足导致效率偏低。     

财政分权、纵向财政失衡与地方政府横向税收竞争

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政府间关系，文章使用空间统计方法考察了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竞争在整体空间集聚和局部区域分化等方面的特征，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不同时期下的空间计量模型探究政府财政结构对于税收竞争的时空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地理和经济空间下均存在“向上竞争”的特点，收支分权及财政自主度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水平的提高且表现出时期延伸性；纵向财政失衡则起抑制作用，但财政自主度和收支分权分别加剧和削弱了该影响。进一步地，本文使用多门槛模型考察了财政结构对于税收竞争的非线性影响，结果显示，纵向财政失衡对于税收竞争的作用在收支分权和财政自主度下分别表现为单一和双重门槛特征，在收支分权门槛下始终起抑制作用，但逐级削弱；在财政自主度门槛下则经历了“明显促进—影响不明显—明显抑制”的跳跃过程。     

财政分权、FDI与技术创新

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财政分权作为一种财政资源配置方式对地区创新有着重要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会通过外资影响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文章整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地级市数据,对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抑制作用有所缓解。（2）外资规模是财政分权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渠道。财政分权带来了外资的涌入,但是外资逆向调节了其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进入速度较快、外资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强。（3）通过分区域分行业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资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财政扶贫效率的影响研究

财政扶贫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主要减贫方式,其制度安排势必会改变政府具体财政行为,进而影响财政扶贫成效。在中国财政扶贫实践背景下,以数据包络分析(DEA)为基础分别构建SBM超效率模型和Malmquist模型,测算中国省际财政扶贫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技术效率整体偏低,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通过对指标分解后发现,技术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报酬递减导致的规模效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相对的技术退步。进一步构建Tobit模型,分别从财政支出分权度、财政收入分权度、财政自给度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财政扶贫效率的影响,并在模型中引入财政分权度与人均GDP的交叉项,考察经济发展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财政收入分权会抑制财政扶贫效率提升,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则促进财政扶贫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既会削弱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的促进作用,也能缓释财政收入分权的抑制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继续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资金配置和管理以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提高财政扶贫效率。     

基本公共服务、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发展

本文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城乡收入收敛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衡量指标,同时在考虑地区异质性特征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和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河南省108个县2005-2015年面板数据,使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及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与财政分权有助于县域经济发展;从按财政属性进行县域分类的视角看,上述支撑作用主要表现在不具有特殊财政属性的普通县层面;从按经济水平分类视角看,这种支撑作用主要作用于经济基础好的中心县与经济落后的农区县;从按地理位置分类视角看,临近市辖区的县更好的发挥了上述支撑作用,形成了依托市辖区发展的“溢出效应”。     

绿色创新、财政分权与碳生产率

绿色创新对破解资源环境制约、提高碳生产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文章运用SFA-Malmquist方法评估我国279个地级市2003—2018年的碳生产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差异下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门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促进了我国地级市碳生产率的提高，财政分权对于绿色创新与碳生产率的关系则存在门槛效应，当处于阈值左侧时，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降低；财政分权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异质性。     

财政分权对西部教育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西部各省份面板数据,验证了验证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西部高中教育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机制导致地方之间展开标尺竞争,这种竞争和财政分权结合在一起,共同西部高中教育产生显著的负影响.缓解西部教育落后必须转变现有的地方财政制度组合.尤其是转移支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