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贡献度分析

文章基于完全分解分析模型和比例偏差模型建立一个混合模型,并应用该模型研究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相关影响因素的发展趋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排放系数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比较稳定;（2）虽然在1996～2005年间,能源强度是驱动我国二氧化碳减排的最主要因素,但是它对减排的影响贡献度呈降低趋势;（3）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变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强度将持续增加;（4）经济活动水平对碳排放影响的增长强度是最大的。     

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路径分析

构建碳排放强度的路径分析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实证分析表明:(1)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正向影响;(2)资本投入强度对碳排放强度具有直接正向影响效应和间接负向影响效应,但间接影响效应大于直接影响效应;(3)能源-资本配置对碳排放强度具有直接正向影响效应和间接负向影响效应,但直接影响效应大于间接影响效应。文章认为,降低碳排放强度可考虑以下途径:(1)优化能源消费结构;(2)提高资本投入强度;(3)降低能源-资本配置。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差异性分析

文章依据我国2005～2009年的数据,测算了我国制造业中30个行业的碳排放强度,用Krus kal-Wallis检验出各行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差异,并用系统聚类法将这些行业按照碳排放强度的差异分为三类,然后用因素分解法评价碳排放强度变化中的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并基于2005-2009年的统计数据分析出这三类行业之间影响因素的差异,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降低这三类行业的碳排放的相应政策建议。     

FDI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30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普通面板基准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表现出“污染光环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在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模型就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下,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当门槛变量越过相应的门槛值时,有利于FDI降低碳排放强度作用的发挥.     

中国各省区域碳排放水平及其成因分析

文章收集2010年各省市的碳排放量有关数据,借鉴谭丹、黄贤金(2008)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计算出全国各省市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按照碳排放总量的高低将30个省市划分为高、中、低碳排放区域,并对比分析不同区域之间碳排放水平的差异,结果显示:各地区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排名均存在明显不同.针对存在的不同,文章从能源消费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和环保技术三个成因方面进行统计观察.     

中国省域旅游碳排放强度时空演变分析

文章以旅游碳排放强度为指标,运用泰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我国省域旅游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区域差异与演变特征.结果表明:2003-2012年我国旅游碳排放强度整体呈降低趋势;中部地区旅游碳排放强度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泰尔指数分析结果表明旅游碳排放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区域内部差异是引起整体差异的主要原因;我国旅游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高碳排放强度地区主要集聚在西北地区,低碳排放强度地区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及其周边地区.     

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计量分析

在对中国2000-2012年30个地区的碳排放强度数据进行估算的基础上,利用Moran’I空间自相关统计量检验了历年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以STIRPAT模型为理论基础,利用空间滞后模型研究了各种影响因素对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历年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之间均存在着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人口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这四项因素是中国碳排放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碳排放强度下降对我国出口贸易冲击的J曲线效应研究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我国积极开展减排工作,并于2009年底宣布新的减排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45%。文章采用动态分析方法,并建立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碳排放强度下降对我国出口贸易冲击存在J曲线效应,即在碳排放强度下降前期增加出口成本,降低出口;而在后期由于刺激创新,扩大出口。因此,为应对碳排放强度下降对出口贸易的冲击,需采取相应的刺激出口贸易措施来防止其过度波动;同时采用财政支持、加强合作等手段,促进降低碳排放强度相关技术创新。     

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及动态关系探究

根据全国各省2000~2009年的年均碳排放量将全国划分为重度、中度以及轻度排放区域,在此基础上对三大区域的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是影响三大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共同因素,最后从全国整体角度对碳排放强度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演变关系作一探讨,结果表明碳排放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与能源消费结构呈现正相关关系,与产业结构呈现N型关系。     

中国制造业部门碳减排潜力估算及预测

文章利用碳强度学习曲线模型,测算2000—2020年中国制造业27个部门的碳强度学习曲线,估算27个部门的碳减排潜力,并对27个部门的碳强度降低潜力进行预测。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已于2014年碳达峰,达峰碳排放量为39.458亿吨;（2）27个部门中,23个部门可以通过提高人均总产值降低其碳强度,14个部门可以通过降低其占制造业总产值份额来降低其碳强度;（3）到2030年,在基准情景和规划情景下,中国制造业碳强度降低潜力分别为34.69%和36.60%,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达到24.23亿吨和20.66亿吨;（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6个部门具有较大的减排潜力,将在制造业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多形式的碳排放模型以及测算全国省际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文章考察了多重因素特别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较为稳健地表明,城市化进程直接加剧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产业结构变化是中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FDI环境效应的合力是负面的,贸易并非国际碳污染转移的主要渠道。     

城市化与中国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从外需增长转向内需增长,而内需增长的核心是建立在城市化基础上的,城市化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引擎。为反映城市化对CO2排放的影响,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1978—2010年期间不同发展阶段的东中西区域城市化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与效应。研究发现: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三个样本,城市化水平对各省碳排放均为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阶段城市化的推进带来了碳排放的增加,但这种正相关的关系并不显著,因城市化的进程会引起环境问题,进一步的城市化则慢慢消除了环境问题;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与碳排放、碳强度与碳排放的关系显著为正。鉴此,减排的重点在于降低碳强度,并可通过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的变迁减少碳排放。     

基于LMDI的中国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及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析法构建了一个包括能源规模、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能源强度、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乡人口结构和生活水平在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叠加分解模型。该模型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作了完整的分解和系统的量化,可为碳减排路径的选择及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规模与能源强度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强且稳健的驱动因素;能源结构、生活水平也显示了较强的驱动作用;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乡结构的历史驱动贡献度相对较小,但驱动力巨大,应予以足够重视。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下的碳减排对策研究——基于LSTR模型的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通过建立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GDP关系的LSTR模型,分别以经济增长速度和能源强度为转换变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GDP的关系在不同经济环境下有所不同。为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长之双赢,必须在降低能源强度上下功夫。由能源强度的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VECM)的脉冲响应分析得知,短期内,能源价格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成为"迅速"降低能源强度的关键;长期而言,必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彻底改变能源消费结构。     

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来自粮食主产区的实证

文章基于1998—2019年我国粮食主产区13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从农业碳排放总量来看，农业机械化对粮食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松花江流域的增排效应最大。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当分位点升高时，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碳排放的正向影响效应也逐渐变大。从农业碳排放强度来看，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粮食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的碳排放强度，表明农业机械化促进了粮食主产区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     

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产业分布及优化对策研究

文章依据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在剔除进口中间投入所节省的能耗和碳排放的基础上,对2002-2011年各产业出口隐含的CO2排放量重新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出口隐含的国内碳排放量比同类文献的测算结果要低;而且,某些碳排放强度高的产业其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占比并不高,相反,某些碳排放强度低的产业其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占比却较高。这种反差主要是由于不同产业的出口规模不同造成的。因此,要减少出口隐含的碳排放量,不仅要鼓励节能和清洁技术的研发,降低各产业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还应逐步压缩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产能和出口规模,不断优化出口结构。     

中国居民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碳排放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中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消费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通过产业间的带动作用对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文章构建了碳排放预测的计量投入产出模型,预测了2011年分产品部门的居民消费支出对碳排放的拉动作用,并分析了其碳排放的成因。结果表明,减排重点部门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而其碳排放主要通过消耗煤炭而产生的。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能源强度

文章以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利用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2016—2019年801个样本观测值，研究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能源强度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能源强度并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支持了“波特假说”；技术创新投入与技术创新效率在环境规制降低企业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技术创新效率中介效应占比更高，发挥主导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响应环境规制并降低能源强度；高碳排放企业相较于低碳排放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更大，能更好地降低能源强度。     

中国CO2排放变动的结构因素分析——一个包含贸易结构的分解模型

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出2002-2007年度中国隐含碳排放总量和分部门的排放量,并应用结构分解法研究了排放强度、生产技术、国内需求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五个因素对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排放强度和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动是碳排放量减少的主要原因,生产技术、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从部门结构上看,贸易结构因素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分布特征的变化,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贸易结构的变迁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小;另外,虽然直接碳排强度明显下降,但受碳排强度因素和生产技术因素共同影响的完全碳排强度却几乎没有变化,反映出能源政策在各部门的实际效果受到生产技术的影响.     

碳排放的结构影响与效应分解

 本文从碳排放系数的角度推导了总量变化的SDA分解模型,从社会经济发展视角构建了LMDI分解公式,从而讨论不同时期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文章以云南省为例,运用云南省分行业能源消费数据以及 4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实证分析。SDA计算结果表明：消费与投资扩张效应是碳排放增长的贡献源泉,碳排放强度变动效应是节能减排的源动力;LMDI分解结果表明：人均GDP 增长是拉动云南省CO2排放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能耗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根据计算结果,文章提出了低碳经济条件下云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