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跨越的路径模型研究

文章采用模型构建与描述性分析的方法,结合国内外技术跨越的典型案例,构建了跟从式、跳跃式、轨道变更式、螺旋推进式和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自主创新式等五种路径模型。     

国际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脱钩效应的影响

文章以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基于技术非线性的假设前提,通过构建半参数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探讨了对外开放下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脱钩效应受到的国际冲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国际贸易发展发挥积极的脱钩驱动效应,但其影响是短暂且不可持续的,贸易的冲击影响具有传导性,会通过收入效应和产业调整效应产生间接的脱钩利好作用;高速和低速能耗国家贸易冲击下中国脱钩效应的响应路径相似,但溢出影响的强度有差别,中速能耗国家的贸易冲击溢出对脱钩效应先产生积极的驱动力后转化成阻力;全局因子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逐渐扩大,不利于积极脱钩;技术因子对绿色经济系统的影响是非线性、非单一的,对脱钩既有驱动之势也有延阻之力,也会通过结构水平、经济规模及开放度等产生间接的传导影响。     

技术差距、人力资本结构与企业自主创新强度

通过构建三部门模型,分析了技术差距、人力资本结构对企业自主创新强度的作用,研究发现:技术差距对企业自主创新强度起负向作用;人力资本禀赋与企业自主创新强度密切相关,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禀赋中越偏向高级人力资本,越有助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强度。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内地2005-201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差距是影响企业自主创新强度的重要因素,技术差距越大,企业自主创新强度越低;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力资本结构有提高企业自主创新强度;技术差距、人力资本结构相比人力资本总量对企业自主创新强度作用力更强。     

市场化、工业集聚和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

市场化水平存在差异时,工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不同。本文将集聚函数引入Copeland and Taylor模型,以市场化水平为门限变量,构建工业集聚影响环境质量的门限模型,并结合2000—2009年中国30个省市的数据,运用门限回归方法对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工业集聚会导致环境污染,并且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这种负面影响减弱;当市场化水平跨越更高门限值时,工业集聚会改善环境。建议根据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不同特征制定差异化政策解决环境问题。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努力推动环保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改善环境。     

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一个新凯恩斯理论的视角

文章基于新凯恩斯理论的视角,构建Sidrauski-type模型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当央行未能采取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时,一单位技术冲击导致的产出波动幅度约为采取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时产出波动幅度的2.3倍,投资波动幅度约为1.9倍.因此,当前央行所采取的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能够起到"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并且盯住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在我国是行之有效的.     

“共生”逻辑下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因素研究

“共生”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价值创造的新理念、新逻辑。结合组织生态理论,从“共生”逻辑视角理论分析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机制,识别关键因素并应用基于信息量的改进解释结构模型构建各因素间层次结构,通过“驱动力—依赖力”分析揭示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各因素层次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历经数字要素搭载数字技术创造新价值、数字技术构建生态型组织链接价值和共生型组织支撑多边主体价值共生的逻辑过程;其影响因素可分为数据禀赋、数据共享、数据联动和资源编排等12个因素,并分解为五个层次;数据禀赋是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根源性因素,生态环境、动态交互、价值感知、价值匹配和协同共生是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直接决定因素;企业基于数据禀赋开展资源编排并驱动自身与用户的价值重构,进而借助网络关系和价值匹配、价值链接等实现生态型组织价值的共生。研究结论可为企业提高数据资源编排和价值创造能力,增强数字赋能效应提供理论借鉴。     

地方偏袒主义、研发投入与企业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出发,研究地方偏袒主义、研发投入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地方偏袒主义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地方偏袒指数每提高一个百分比,企业的生产率将提高0.031个百分比,研发投入每提高一个百分比,企业的生产率提升0.064个百分比.同时,基于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在政治偏袒程度较高的地方,地方企业研发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更加明显.具体的,当地方偏袒指数跨越2.25的门槛值时,地方企业研发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由0.0428增至0.0536,且促进效应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技术创新网络构建与协同创新绩效提升路径

文章以技术创新网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构建了技术创新网络对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的模型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课题研究数据,验证了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对企业协同创新绩效作用机制模型的有效性与科学性.据此,从技术创新网络、网络联盟与企业组织学习等维度,对提升技术网络协同创新绩效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路径.     

R&D补贴、寻租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R&D补贴一方面可以弥补研发活动外部性所产生的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容易诱发寻租行为而削弱补贴效率,关于R&D补贴能否促进TFP提升尚未达成一致。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互动视角着手构建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演绎R&D补贴机制。研究发现,当R&D补贴强度高于某阈值后,容易诱使企业在创新策略选择中发送虚假信号,降低政府R&D补贴效率。进而利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检验不同强度R&D补贴对TFP的异质性影响,并探析寻租在R&D补贴与TFP之间的影响路径。实证结果表明,R&D补贴总体上对TFP具有负向影响,且补贴强度越高,负向作用越强;寻租是高额度R&D补贴抑制TFP提升的一个重要渠道。据此,创新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及时调整对不同创新类型企业的补贴额度,防止长期高强度补贴引发寻租活动,确保企业所获取补贴与其实际需求相一致,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探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限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0—2020年面板数据，构建能够克服解释变量与门限变量同时具有内生性的动态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东、中、西部区域，人力资本积累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第二，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著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双门限效应。当人力资本积累处在低于最小门限值的低水平区制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当人力资本积累介于最小与最大门限值区制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转正但并不显著；当人力资本积累处在高于最大门限值的高水平区制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第三，各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差异是造成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绩效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的重要原因，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与方向取决于各自人力资本积累处于何种区制类型。本文最后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信用风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企业信用风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信用风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促进作用，但该作用的发挥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当融资约束水平较低时，信用风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跨越门槛值后，信用风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融资约束门槛区间内，货币政策均发挥负向调节效应；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门槛值更低，且表现为双重门槛效应。融资约束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弱，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     

油田供应链管理模式的建立

一、供应链管理理念 供应链的含义是从采购开始经过生产、分配、销售最后到达用户.供应链管理的关键是企业与企业之间要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供应链集成的最高层次就是企业间的战略协作,当企业以动态联盟的形式加入供应链时,即展开了与其它企业合作的过程,企业之间通过一种协商机制,来谋求共同实现"双赢"的目标.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是物流与信息流的控制.物流控制决策主要包括仓储地点设置、库存补充和运输路径规划.信息流管理跨越部门与企业的界限将相关的应用集成起来.     

网络能力、知识租金获取及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网络能力、知识租金获取与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关系的理论模型,揭示集群企业如何运用网络能力激活蕴含在网络环境中的知识租金从而实现集群企业的国际化成长的微观机理。利用苏州外向型集群企业的问卷调查所获得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该上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网络能力对集群企业的国际化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网络能力还能通过影响知识租金的获取从而对集群企业的国际化成长产生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基于技术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基于技术资本的中介效应视角,挖掘环境规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技术资本与企业价值具有明显的内在相关性,技术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成立。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的现实证据,也对通过促进技术资本积累来改进环保绩效与可持续价值增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企业营销资源力的灰色多层次评价模型

文章针对企业营销资源力量化评价问题,结合实施企业内外的营销资源,运用层析分析原理,采用专家意见征询方法,构建了企业营销资源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将灰色系统理论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建立了企业营销资源力的灰色多层次评价模型,并运用于企业的实例之中.     

宁波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Caves(1974)的经典模型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对宁波FDI在工业部门中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近几年来宁波外资企业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没有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促进作用,原因主要在于FDI技术溢出的渠道狭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关联效应都很弱.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文章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微观统计数据,通过计量分析方法检验企业金融发展与企业TFP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当期企业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进步指数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相关关系,而滞后一期企业金融发展则对企业技术进步指数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空间集聚效应

文章基于阶段论从协同力、驱动力、稳定力、保障力与引领力五个维度构建了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算了2012—2020年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利用莫兰指数对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均值为46.13%,年均增速约为3.09%,经济发达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增速相对较慢。目前驱动该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发展稳定力与创新驱动力;在空间特征上,长三角整体上呈现上海市及其周边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高、安徽省较低的块状格局,区域全局呈现空间正向集聚关系,但大多数城市不具备局部的空间集聚特征,由于缺乏极化效应区与过渡区,目前区域内高质量集聚处于不稳定状态。     

大维变量选择、混频因子模型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GDP现时预测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也为准确预测我国宏观经济未来走势带来挑战。本文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出发,将模型置信集检验与U-MIDAS模型组合,设计了一种在混频情形下利用预测变量的异质性波动从大维数据集中选取对GDP具有稳定预测效果变量的方法。通过利用选取出的稳定性变量构建多种形式的混频目标因子模型并与其他类型的混频因子模型对比,全面评估了不同模型在疫情前后对GDP进行高频现时预测的效果。研究发现,在疫情冲击前的平稳时期,利用覆盖范围较广的变量构建双因子MIDAS模型预测效果最优;利用稳定性变量构建的单因子U-MIDAS模型同样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当经济从冲击中持续恢复时,利用部分稳定性变量构建的双因子U-MIDAS模型在捕捉到GDP的核心变化后率先对其连续做出准确的现时预测。经济稳定时,对预测变量设定较长的滞后阶数会提升预测效果;在冲击后的恢复期中则应减少滞后阶数,避免变量在冲击中出现的异常值对预测产生负面影响。本文也为当经济受到巨大外生冲击或处于冲击后的恢复期时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基于技术分析、基本面分析和深度学习的股价预测

文章从深度学习技术角度出发,将技术分析指标、基本面分析指标与混合循环神经网络模型相结合构建新型股价预测模型,并提出滚动样本预测评价法检验股价预测模型的长期有效性。研究发现,相较于以往研究模型,基于LSTM模型和GRU模型构建的混合循环神经网站模型能更有效地提取技术分析指标和基本面分析指标的数据特征,从而给出预测个股股价的最优网络结构;该混合循环神经网络模型在长期预测上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