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的多水平统计模型分析

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 从代际传递的角度, 以九省区农村地区农户家庭子女作为分析对象,运用多水平统计模型分析了影响子女收入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子女的相关属性变量后,子女收入受父亲收入影响较大.这说明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小,呈现出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农村地区代际流动性存在中部、东部以及西部地区上的差异.最后,建议政府增加公共医疗资源的供给,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加强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农村子女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以增加代际间的流动性.     

中国城乡居民多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根据多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研究框架,基于CHIP2013和CHIP1995的调查数据,分别使用两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TS2S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城乡子代对父代和祖父代的多代际收入弹性,结果发现:城镇父子代际收入弹性大于农村父子,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低于农村居民;在多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模型中控制父代收入变量,城乡祖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回归系数都明显下降;城乡居民的父子代际收入弹性从低收入家庭到高收入家庭都呈现递减的特征;城镇和农村居民不同收入阶层多代际收入流动现象差异明显。     

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了5个维度19项指标权重,综合评价了2011—2017年31个省份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2011—2017年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表现出东部高于中、西部的区域特征;从整体来看,农村公共品供给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就区域而言,农村公共品供给对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对东部地区城乡差距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正效应具有边际递减的趋势。     

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主成分分析与多变量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中国不同省份之间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东部省份最显著且程度最高,在中西部并不明显;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加快商业金融发展、促进金融业合理竞争的金融手段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财政支持措施比金融手段更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分析

利用CGSS提供的中国28个省区微观调查数据,应用Atkinson回归模型和转移矩阵两种度量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年的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代际收入在不同的分类下流动弹性并不大,其中城市的流动高于农村;东、中、西部的流动弹性呈现逐渐递减趋势。利用转移矩阵对流动性进行测度,研究表明：总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有一种保持效应,即从最低等级转向高一等级的概率较小,从最高等级转向低一等级的概率也较小,总体的不同等级间的流动性较差。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家庭背景对个人收入的高低起着积极的作用。     

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变动趋势

传统的代际收入弹性法由于采用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对低收入样本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估计存在偏误。因此,采用统计特性优良的代际位序相关性方法,利用1989—2015年CHNS数据,对中国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度,得到的结果在不同偏误条件下更加准确、稳健。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代际流动性在1991—2006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在2006年后显著上升,其中底层贫困人群子女收入位序上升更快;不同地区代际流动性存在差异,西部地区高于东、中部。进一步对绝对向上流动性的考察发现,代际流动性更大的贫困人群、西部地区人群,其子女尽管有机会摆脱贫困,但收入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社会给予收入底层居民的上升空间十分有限。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政府应当加强对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投资和职业培训。     

教育、职业对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双样本工具变量法,整合CHIP数据和CFPS数据,在克服多重计量偏误的基础上,测度并分析了教育、职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传递和职业传递是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但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城镇居民的教育传递贡献率高于职业传递,农村居民则相反.利用代际流动矩阵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农村低收入家庭子女通过教育、职业路径向上流动的机会较低,容易陷入贫困代际传递陷阱.     

中国城乡教育支出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研究中国城乡教育支出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只有长期增加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整个社会尤其是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最终通过教育的平等化,才能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此外,从长期来看,城乡教育支出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波动的影响程度大约为16%,这说明要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除了教育之外,还要许多其它的工作要做。     

中国代际教育流动性的地区、城乡与阶层差异研究

基于Raymond (2009)的代际流动性测量方法,文章构造了一种新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它具有一些良好的数理特性,突破了这两方面的限制.然后应用CGSS调查数据,利用该指数分析了中国代际教育流动性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发现:(1)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教育流动性依次递减;(2)城市的代际教育流动性高于农村,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3)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教育流动性差异不明显;(4)我国整体的代际教育流动性略有增加.     

基于Heckman-HLM模型的代际经济支持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CHARLS项目组2008-2012年在浙江、甘肃两省的调研数据,通过构造Heckman-HLM模型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保障性收入、社区经济状况、老年人健康状况、老年人人口特征、子女特征及子女提供的精神赡养都会影响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与规模,而且这些影响存在地区、年龄、城乡等方面的差异.     

中国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及教育在传递中的作用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实证检验了出生于1949-1990年男性是否存在代际收入传递,并分析了其变化趋势和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机制。估计结果表明,1949- 1990年代际收入传递程度总体上不断加强,其中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出现两次传递高峰。中等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及加强趋势均最高,呈现双倒“U”特征。城镇传递加强趋势约是农村2倍,城镇高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更强,农村则低收入水平者所受影响更强。对教育作用机制分解发现,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程度在农村达到26%,城镇则达到36%。家庭环境导致的子女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影响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变化的最主要原因。随着国民教育水平提高,在中国教育的作用也出现了”组合效应”特征。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文章运用1978~2010年的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对外贸易指标和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状态空间模型并运用卡尔曼滤波对其进行估计,来研究这些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和对外贸易指标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逐步增大趋势,农村金融发展指标的影响力虽然递减但仍为正。根据研究结果,分别从加强政府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的角度提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市场化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6-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在不同市场化水平情况下,检验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阶段性,通过门限面板计量模型对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一阶非线性关系,当市场化水平处于某一特定门限值下时,市场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市场化进程发展到超过这一门限值时,市场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东部地区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则对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则更高;以城乡恩格尔系数和东中西部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结论.另外,研究发现,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占比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外依存度、财政支出增长率以及外商投资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显著.     

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县域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金融系统在资源分配上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农村金融发展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农村储蓄流向城市是造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机制。本文采用2007年中国县级截面数据,运用非参数检验方法研究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根据全国县域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在金融发展的初步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即金融深度较高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更大;在金融发展的中期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即金融深度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程度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在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两者表现出负相关关系,即随着金融深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在空间上,城乡收入不平等逐步收敛。其中拐点的出现在金融深度的20%至60%分位数水平区间。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效应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研究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的重要视角之一。文章讨论了公共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同时考虑劳动力迁移因素的作用,以劳动力迁移概率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Heckman两阶段回归,来考察代际收入的传递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我国目前代际收入流动还处于较低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教育、医疗保险在传递路径中的贡献较大;劳动力迁移行为强化了教育等基本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促进作用。政府应继续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合理分配落后地区教育资源,放松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加快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     

城乡混合基尼系数分解方法研究

本文从分布函数出发,设计了一种新的城乡混合基尼系数分解方法,较好破解了传统方法中约束条件严格、分解结果不清晰等技术难题,同时还通过分布函数的交叉对比提出了一种新的测度城乡差距的相对指标,该指标与基尼系数的内涵是一致的,有着明确的经济涵义和优良的理论性质。最后应用新方法对2009至2011年中国城乡混合基尼系数进行了计算和分解,发现收入差距有减小的趋势,而城乡差距的贡献率为60%左右。本文提出的方法也适用于其他类型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分析。     

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在三部门经济框架下拓展了Harris和Todaro(1970)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的H-T模型,对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机制开展了理论及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级在地区之间的梯度分化与城乡之间高达1.9~2.6倍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以及在不同城镇之间跨区流动的根本原因。养老保险可携带性是通过改变流动成本和流动收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和流动方向,具有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作用。提高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在2000—2019年间可使农村劳动力收入提高 35%以上,并可使城乡劳动 力收入差距减少15%~34%。有力地验证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在城乡协同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及其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和方向。     

人口流动、不完全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建立长期的人口流动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流动、不完全城市化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并建立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我国人口流动、不完全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随着长期的人口流动、不完全城市化的发展逐渐扩大,城镇人均收入增加高于农村人均收入增加。充分认识和了解人口流动、不完全城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助于解决我国城乡收入不断扩大的现状,只有实现完全城市化进程,才能更好地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解决这个问题不但需要制度的创新,而且还需要相对应的配套政策支持。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分析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文章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指出,外商直接投资自身所具有的产业选择性所造成的城乡劳动者工资差异,以及中部各省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的进入而压制劳动力工资上涨,其中主要是农村劳动者的工资上涨,使得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进入,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也随之提高。     

中国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拐点测度——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发现城镇化的推进使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规律,拐点出现在城镇化率为46.07%的时候,约在2009年出现。同时,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显著呈"倒U型",不过其拐点与全国相比出现在更早的时期和城镇化水平更高的位置;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地区显著处于城镇化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阶段,其"倒U型"拐点尚未出现,而西部地区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转折点可能会出现的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