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文学"的艺术性追求

192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崛起的"革命文学",有着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追求,文学的宣传性、煽动性得到了充分肯定与张扬,而艺术审美性却遭到了空前的忽视,大多数"革命文学"作品因对政治观念的简单图解而沦为粗陋不堪的标语口号.然而,也有一些革命作家依然执著于艺术手法与表达技巧的追求,他们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派技巧进行实验性创作,赋予了"革命文学"难能可贵的现代品格.同时,"革命文学"时期,还悄然崛起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即"力的文艺".     

从众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转向

革命文学的兴起是上世纪30年代文学的一个鲜明特征.面对"革命文学"的浩大声势,"五四"启蒙文学阵营发生了分化与转向.一批曾坚持文化启蒙、追求个性解放的作家转而选择了谋求大众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文学.30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历史变革紧密相关,但创作主体内在心理机制对这种转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众心理是30年代文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跟不上方向的方向作家——论赵树理的当代境遇

赵树理的创作在1947年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但是赵树理的创作与批评家所概括和提倡的"赵树理方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缝隙。赵树理主要是因为突破了"大众化"的难关而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的,但其创作在"政治性"上并不能满足"赵树理方向"的要求,而且赵树理坚持为人民写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拒绝"革命文学规范",因此多次遭到批判,最后被定罪为"修正主义文学标兵"。认识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之间的缝隙,可以使我们摆脱对赵树理创作的简单化理解,可以使我们认识"革命文学规范"的核心内涵和运作方式。     

论《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李杰形象的塑造

<正> 蒋光慈是我国革命文学的拓荒者.他勤奋地撰写了大量诗歌和小说,苦心孤诣地探索如何用艺术的形式反映我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和农民的反抗斗争.1930年蒋光慈创作了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作品采用了新题材,描写了新人物,表现了新主题,它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阶段.也确立了蒋光慈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茅盾与革命文学派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茅盾从政治激流中悄然隐退,然而他并未放弃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在其后创作的小说及论文中,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为茅盾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在茅盾看来,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实践及革命文学的创作都是不得不依恃的重要力量,他们并非如革命文学家所认为的纯然为寄生阶级,而具有自身的主体性。茅盾的上述认识导致他与革命文学派作家产生了激烈论争。在论争中,茅盾开始调整自己的立场,其对小资产阶级主体意识的强调逐渐被有意识地遮掩和修正,并接受了革命文学派作家对其提出的在作品中表现历史必然性的要求。茅盾的转变为其日后加入“左联”并成为领导人之一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政策的回应与艺术的选择——《暴风骤雨》的创作及其他

周立波创作<暴风骤雨>既是体制化写作下作家对新文艺政策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是一种基于他本人特定艺术观的真诚选择的结果.他的艺术观是他单纯的个性和所接受的"革命文学"的影响以及他本人积极追随主流文化,心甘情愿地自我改造而形成的.从周立波现象可以看出,历史的文学选择对一个作家具有强大的再造功能,而作家的不同个性对这种再造功能也具有推动或阻遏作用.     

丁玲创作的“小资产阶级倾向”问题关注

"小资产阶级倾向"是革命文学意识形态对作家创作内容和风格的一种批判性的界定,实质上是指与革命文学的叙述规范相悖的某些叙述内容和风格。本文将结合丁玲的部分作品以及当时对这些作品的评论文章,来具体分析"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内涵以及它被提出的原因、背景,从而更好的认识这一文学现象。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价值转向

五四"文学革命"与1922年至1936年期间由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作家、左翼作家倡导的"革命文学",本同属于中国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二者在活动主体、大众方向、白话文形式等诸方面有着很大的继承性和同一性.然而,由于"革命文学"论者误把"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于是站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对五四资产阶级文学革命展开了一系列的讨伐活动.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看似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实际上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变异.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从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唯心论到唯物论、从人性论到阶级论、从人的文学到无产文学、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性文学到人民文学、从自由创作到遵命文学、从艺术自律论到政治工具论等等,都是这一变异的表现.这种变化奠定了后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文学形态的价值取向,直到1978年12月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有所改变.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就可以按照五四文学(资产阶级革命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五四文学的回归与超越这个"之"字形的道路去重新认识.     

余华与先锋小说的变化

余华由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转变为20世纪的"通俗作家",由创作风格的"冷酷""残忍"转变为"和风细雨".余华这种创作姿态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先锋小说的解体,这其中既包含着先锋文学自身局限的不可超越性,也包含着世俗诱惑的难以抗拒性,也许,还包含着作家自己可以把握的不断创新的欲望和无法把握的创作心态的衍变.但他关心的仍然是人的生命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以余华为代表的中国先锋小说家的转变与解体并不是在新时代中的"溃不成军",而是"胜利大逃亡".     

论前期创造社艺术主张之成因

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是在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中作为一种策略被提出来的,创造社同人自己对此缺乏真诚的信仰,也没有真正践行这种艺术主张,一旦在文坛站稳脚跟,他们也就抛弃了这一主张,转而大力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和"革命文学",从而造成了所谓"方向大转换"的假相。     

苗延秀、包玉堂的生命意识对革命文学的贡献

由于政治环境、文艺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文学创作大多趋于模式化、程式化。时代环境无法改变,革命文学作家们也就无法完全摆脱主流意识的影响,但是广西当代少数民族革命文学作家苗延秀、包玉堂将自身的生命意识融入革命文学创作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呈现出有别于主流话语的独特抒写空间。他们在原生态的浪漫抒写、女性个体表现、民族民间化等方面对革命文学做出了特殊贡献。     

规训与重塑——革命文学论争对茅盾文学观念转变的深远影响

1920年代末茅盾在与太阳社、创造社诸君的革命文学论争中,既有所辩驳与坚持,同时也有着很大的妥协和退让。在此过程中虽然从内心深处茅盾对论敌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但在论敌咄咄逼人、四面出击的强大攻势面前,茅盾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激进的革命文学意识形态的压抑性力量,开始有意无意间接受起革命文学思想的规训,并因着这力量的迫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文学观念进行"重塑",最终完成了"华丽"的转身,重新回归到左翼阵营之中。由此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对待"左联"时期诸多论争的态度上,也涉及到文学批评和《子夜》等小说创作之中。     

《铁流》《毁灭》与东北作家群创作

30至40年代,东北作家群崛起于关内文坛并引起“轰动效应”之后,曾有一批卓越的批评家独具慧识地指出了东北作家群创作与苏联革命文学之间的联系,如鲁迅、刘西渭(李健吾)就曾将肖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同苏联法捷耶夫的《毁灭》加以比照。近年来也相继有一些研究者对东北作家群中单个作家及作品同苏联革命文学中的代表性作品之间的关系进行勾沉与比较,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力图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东北作家群创作(而不是单个东北作家)同苏联革命文学中主要作品之间的关系,作一粗疏的比较与勾勒。     

有杂文血统的新散文 --谈梁晓声的散文创作

梁晓声的散文创作令人联想起鲁迅先生的杂文创作.和当代文坛一些作家缺乏甚或不屑于体验底层大众生活因而泯灭良知和堕入粉饰相反,梁晓声始终"睽注平民生活形态",从自己的良知营造出的芜杂的"社会关系"中吸取创作营养,保持生命力强健的创作势头.     

"新感觉派"命名质疑

把以刘呐鸥、穆时英与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创作笼统地命名为"新感觉派",这是对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误读,这种误读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对于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理解.事实上,不仅刘呐鸥诸人的创作与日本"新感觉派"差别很大,而且刘、穆与施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把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创作称之为"都市感觉小说",而将施蛰存的创作归于"心理分析小说",这样也许更符合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史实,同时也更有利于文学史的一般描述.     

论自然主义文学叙事的“非个人化”

左拉明确提出了作家创作"非个人化"主张,要求作家叙事时应该像科学家那样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和超然中立的立场."非个人化",从根本上说乃是自然主义作家为了确保"真实感"而刻意实施的一种叙事策略."非个人化"与"个性表现"两者在"真实感"中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将叙事主体"隐匿"起来的企图为自然主义叙事技巧的革新提供了动力,他们所创造的"转换叙事角度"、"使用自由间接引语"等叙事手法均被现代主义作家所发扬光大.     

作家对于人物的反抗——从韦小宝形象看精神生产的异化现象

小说人物作为作家所创作的对象,一经生产出来就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他们甚至会反过来压迫作家.这种精神生产的异化现象,将激起作家对于人物的反抗.金庸的创作发生明显的转向,一反他以前的武侠小说而虚构出韦小宝这个"反武侠"的形象,就是这种反抗的结果.为了改变英雄式主人公造成的道德、能力、位势、命运压迫,金庸把武侠小说中需要仰视的人物变成了一个俯视的宵小形象,由此重新确立了创作者的主体地位,使自己摆脱了精神生产的异化状况.     

重新评价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

<正> 蒋光慈,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早期倡导者和开拓者之一。然而,他不可磨灭的革命文学实绩,半个多世纪以来,却一直因他风行一时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的阴影而敛光失色,这无疑是令人困惑的迷误。历史的尘埃虽不能将艺术珍品堙没,但粗疏的鉴定却会使力作贬值。早在蒋光慈正     

略论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

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是丁玲研究中一个薄弱环节。本文认为: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是她由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文学,进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转折阶段,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因此,通过对丁玲这一时期创作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思想、艺术转变的轨迹,并能由此透视出30年代的左翼青年作家们小说创作的某些基本特征。     

从《二月》看柔石的人道主义情怀

柔石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之一,他的文学追求介于五四文学话语与革命文学话语之间,具有独特的文学内涵,他的创作秉承着传统文人胸怀天下的道义,而他本人也有着作为革命新青年强烈的介入担当意识,他继承了五四文学书写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主题,在他的笔下尤其呈现出对社会底层个体生存的强烈关怀和同情意识,处处彰显着人道主义的情怀,而这份人道主义情怀在他的中篇《二月》中体现得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