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空间与社会网络:宋明理学与道教的交融——以陆学士人与龙虎山道士的交游为中心

在宋明理学和道教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地域性传统及社会文化交往圈的烙印.如宋元明时期陆学的发展与龙虎山道教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地域联系、社会网络亦有着穿越时空的连续性.这种地域联系与社会文化交游圈对于陆学与龙虎山道教思想的融合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宋明理学流派竞合关系之地域文化史的考察——以江西德兴为中心

宋明理学各流派之竞合关系不仅是少数思想领袖间的诘辩与相互影响,亦是社会文化变迁大势的因缘会聚之结果,当然也离不开地域社会的培植之功。以洛学到朱子学再到阳明学的发展为例,这其中固然有很强的学派领袖的思辨融贯之功与时事背景。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此一思想变迁过程亦可以从地域、家族、学术交游及社会变迁这一独具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得到新的诠释。     

地域社会的构成:整体论的视角——以摩哈苴彝族村和周城白族村为例

以整体论视角,从群体实践活动出发,以两个村庄的实证材料对地域社会构成进行了重新思考与综合分析,区分了继嗣、通婚、市场、宗教4个构成地域社会基本要素的"内圈"与"外圈"、"核心"与"外围"的关系,提出了"齿轮式的地域社会"的概念.     

早期岭南建筑历史资源研究——以南越国时期为中心

对于岭南早期建筑资源的研究至今仍是学界较为薄弱的研究领域。由于年代久远、政治变迁、史料匮乏等原因,要像对中原地区秦汉时期建筑的考证那样也对南越国建筑状况得出较为确切的结论,尚较困难。近年来,随着南越国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五华狮雄山建筑遗址、南越王宫署遗址等重要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南越国建筑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使我们对南越国建筑的发展状况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本文依据对建筑遗存资源的分析和考释,揭示出南越国建筑既具有独特的地方建筑文化特色,又具有多元化文化的特征。     

论“地域景观”的法律保护——以日本为中心的考察

在我国当前的景观立法现状下,囿于景观的公共属性,地域居民超越相邻权的景观保护诉求得不到司法的有效回应。日本的景观诉讼也曾遭遇与我国类似的困境,而国立公寓事件的系列诉讼结合景观保护的地域性,实现了景观行政诉讼中公法一般保护论到个别保护论的突破,以及景观民事诉讼中私法保护论的正式确立。日本学者也在国立公寓事件的契机下大致从权利体系和法秩序两个方向论证了地域空间中景观利益的法律构成,突出了地域景观保护中公私互动以及地域性规则的重要性。中国情境下的地域景观保护可以从空间秩序保障的视角探寻地域居民保护景观的合法权益基础。     

牡丹折射下的唐代社会文化心态

牡丹的色、香、态等生物属性契合盛唐大国景象及其社会文化心态,因而能集唐人的万千宠爱。随着社会的发展,唐代社会文化心态发生了某些微妙变化,而盛唐、中唐和晚唐的牡丹诗则反映了各个阶段社会文化心态的不同特质。     

基于地域文学的地域文化教育初探——以淮河流域文学为例

地域文化以其特有的独特魅力形塑着青少年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地域文化教育在青少年的成长中不可或缺。文学用其诗情画意的语言彩绘出地域文化的特质,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凸显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故此依托地域文学进行地域文化教育是践行多元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本文以淮河流域文学为例,探讨基于地域文学的地域文化教育的方式和策略。     

明清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以徽州为中心的考察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明清徽州书院教育十分发达,位居全国前列。以徽州地区为中心考察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功能实现的途径,主要包括：书院的教学内容、书院的祭祀仪式和书院的讲会制度。此外,徽州商人、徽州宗族及徽州学者和乡绅三方面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提供了经济社会保障。     

灾荒与社会——以临汾“丁戊奇荒”为中心之考察

本文旨在运用各类史料,对大旱灾、瘟疫、狼灾、鼠患等自然灾害加以描述,说明此次灾荒的强度,进一步揭示丁戊奇荒在临汾地区危害的严重性,及其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巨大冲击。这次灾害导致粮价上涨,粮食奇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人口大量减少,大量女性被抛弃,被贩卖。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心不稳。     

明清运河文化与区域社会变迁——以河北泊头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是中国运河漕运发展的最高峰,在国家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在沿运一线出现了诸多像天津、临清、聊城、济宁、淮安等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商贸城市,其中河北泊头虽仅为镇建置,但却是河政中心、漕运码头、商业基地,其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均带有贯通南北的运河特色,深刻凸显了明清漕运对运河区域社会的影响。     

民族方言，地域文化之镜与灯——以恩施州为中心

随着普通话的大力推广,方言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它所包孕的各种文化内涵也不断流失。要研究、保护、挽救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化和地域文化,方言成为不可忽视的资源。因为,它是民族民间文化的秘密所在,是探究地域文化之镜与灯。     

清代金川战争时期巴县社会状况的考察——以巴县档案为考察中心

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是清代重大的历史事件,它除了对朝廷造成重大影响之外,对于地方州县官府和民间同样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尤其在四川各州县,金川战争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甚至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战争期间,地方州县官府和民间都深受兵燹之苦,疲于办理各项军需事务,处于较为特殊的状态。     

区域性公民社会的发展及其限度——以浙江宁波行业协会为中心的考察

行业协会组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范例。鉴于浙江宁波行业协会近年来发展较快，且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行业企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浙江宁波行业协会的个案分析来探讨区域性公民的发展及其限度。分析认为，浙江宁波行业协会的发展由于制度环境和自身功能的限制和约束，其发展有一定的限度：非政府性程度低自治性不强，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等。公民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政府政治空间的缓和与释放，也有赖于公民社会自身的争取。     

清代苏南词学的地域文化观照——以梁溪为中心

江苏在清代词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论在词人还是词作数量上都占有优势,但在地域分布上它又呈现出南多北少的不均衡性。通过对苏南梁溪等地词学形态的分析可以发现：苏南词学的兴盛与地域的自然环境、教育观念、乡邦文学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家族文化对词人群体和词派的形成、对女性词人群的成长起了内在的促进作用。     

地域文化与地方人文精神——以宁夏地域文化为例

地域文化的内容较为宽泛.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各民族、各地域文化共同创造的历史.宁夏地域独特,文化多元,文化的地域特色鲜明.宁夏历代移民开发不断推进黄河农业文明发展的同时,孕育了丰厚的地方历史文化.宁夏地域文化,是地方人文精神传承的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的体现.宁夏地域文化需要挖掘,需要传承,需要创新,这是时代的责任与使命所在.     

略论古代地域文学的动态特征——以清代扬州文学为中心

中国古代的地域差别对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由于行政区划经常随着朝代更迭等政治原因而变动,审视古代文学的地域性时,有必要考虑到这种变动;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信仰等各方面因素,也会不断变化,它们对文学书写的影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历代文学创作既是后续文学发展的背景,也是解析后者不可或缺的互文性因素;同时,地域文学还呈现出地域间的流动性与互动性。只有从动态角度看待地域文学,才能把握其丰富的内涵。本文即以清代扬州文学为中心,探讨了古代地域文学的动态特征问题。     

唐五代文人逐臣分布时期与地域的计量考察

在中国贬谪史上,唐五代是文人逐臣最盛的时期,在三百四十余年间,可考知姓名和贬地的文人逐臣共计1040人次。从其分布时期与地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594人次),占唐五代文人逐臣人次的57.11%;而南方则是流贬文官的主要地区,其人次为北方的2.29倍。在南方诸道中,江南西道、东道、岭南道是处置文人逐臣的首选之地,此三道所辖43州逐臣数已达341人次,占唐五代文人逐臣总数的33.5%,因而最值得重视,同时,也构成相关历史文化分析的必要参照。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两宋怀古词——以金陵怀古词为中心

怀古文学一般由历史遗迹、文化名胜所引起的触动发端,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密切。因此,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关注怀古文学,关注在怀古文学史中承前启后的两宋怀古词,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宋代怀古词最重要的主题是"金陵怀古"。较之其他主题的怀古,"金陵怀古"不论从整体创作数量,还是从名作数量而言,都远为优胜。怀古词之所以选择"金陵怀古"这一主题,是因为金陵地域文化中的"六朝兴废"的历史承载,与宋代感念国事、忧患时艰的时代精神相契合。金陵怀古词表达出了词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社会前途的关切,同时也拥有了区别于其他主题的怀古词的特质。金陵怀古词中的地域文化是具象化、立体化的,其诸多意象也大体相似相近,而单个意象的呈现,具有趋同性。金陵怀古词的作者未必都经行其地才感而怀古,有时是通过想象、和韵等方式完成怀古思绪的表达,作者创作时未必身处其地,却能感同身受,恍若亲临。而且,大多在怀古之余还点缀着香艳的"六朝金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