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情欲心理学思想探要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他不仅以救亡图强为己任,倡导变法改革,而且在许多人文科学中也颇多建树.他思想敏锐深刻,言论惊心动魄,被称为晚清思想界的“大飓风”、“大地震”、“火山大喷发”①.本文是对康有为情欲心理学思想的初步探索.     

康有为的妇女解放思想论略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组织领导了震动一时的变法维新运动,而且在晚清知识分子中,是一位颇具胆识,有理想、有抱负、充满爱国热忱,逆时势而为社会战的启蒙思想家。 康有为向旧势力挑战,所向多在,然其反封建习俗、伦常道德,主张男女平等平权,解放妇女的思想,则是其抉开自由思想之藩篱的一个重要着眼点。     

据乱时代的儒家与康有为对孔子之道的不同理解

文章旨在讨论康有为对孔子之道的不同理解,以及其对儒学之现代意义的阐明。康有为作为晚清公羊学的代表人物,借助其对传统公羊学中“三世说”的阐发,提出了一套对孔子之道不同于传统儒家的理解,不仅为晚清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变法的基本方向,而且自戊戌以后,康有为基于其周游列国的见闻,更是称孔子为“大医王”,认为孔子之道不仅能消除当时中国现实中的种种弊端,甚至能提供一整套救治西方文明的良药。     

论张之洞对待外敌入侵的态度——兼论张之洞对外态度变化的原因

在晚清的封建高级官僚中,张之洞是比较具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的人。他在对待外国侵略这个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态度是比较坚决的,是爱国的。我们不应因他曾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策划“东南互保”而否定他在一些涉外事件中的积极作用和爱国热忱。     

梁启超：“百科全书”式的巨人

少年中国一昆仑 1872年，晚清重臣曾国藩病死于南京。第二年，南海的康有为也不过十五岁。此时的晚清中国依然危机四伏，列强虎视眈眈。仿佛是怕康有为单肩难挑叱咤风云的重任，历史又把搅动一个没落帝国的魔杖，交给了广东南海边上呱呱坠地的梁启超。他出生的新会茶坑村，离康有为的家乡南海银圹乡苏村，仅仅100公里。     

建国以来康有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概述

前言康有为是中国十九世纪末叶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康有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版了《康有为》等著作,发表了近二百篇文章。但是,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曾把改良主义同修正主义划上等号,一提到康有为,便批判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对他的爱国思想和革新精神,则缄口不谈或轻描淡写,对他一生的评价总是就低不就高。     

康有为与理学初论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理学深刻地影响了康有为的思想发展。康有为秉承岭南理学的传统，对理学及其演变过程作过系统的探究。理学对康有为思想的意义，主要通过康氏的早期著作，在万木草堂的教育活动以及他对“四书”的注解表现出来。他的“四书”注表明了将维新思想和大同学说与传统理学相融合的努力。在与理学学派的关系方面，康有为对程朱和陆王均有所褒贬，但较为亲近程朱。     

论康有为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西方的挑战作出反直,不始自康有为,但因外来的刺激而深入批判传统文化,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则康有为可说是第一人。本文拟对康有为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的地位作一论述,以就正于各位师长。近代学习西方的先进人物1873年(同治十三年),康有为“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①随后他受业于名儒朱次琦,博通经史,鄙弃程(颐)、朱(熹),喜好陆(象山)、王(阳明),“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矣。”②这是因为陆、王那种“冲破罗网,焚烧荆棘”的气概,甚合他的品性与志向。陆象山所谓     

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经济思想

康有为是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顺乎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中国近代反帝反封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爱国性和进步性彪炳史页。康有为发功的这场运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其中他认为“变之之法,富国为先”,显     

徐特立教育思想浅谈

徐特立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和革命家。他一生爱国爱民,坚持革命,锐意进取。他在青少年时代赞成变法维新,拥护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后,他又支持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五四”时期,他积极投入“驱张”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奋勇向     

李鸿章后人：三代外交官，三个亿万富翁

李鸿章的一生,伴随着清王朝走过风风雨雨四十载,从鼎盛走向衰落,直至灭亡。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都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康有为称李鸿章是“维新之同志”;梁启超评价他：“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毛泽东在《讲堂集》中说“水浅而舟大也”,叹息李鸿章这只大船在晚清的浅水中无法行驶,进退维谷……     

革故鼎新 与时俱进——浅析梁启超的议论文

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梁启超的一生,是爱国革新的一生。他生活在晚清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加紧侵略和掠夺,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年代。在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梁启超和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组织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本文在介绍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了梁启超的议论文体现的革故鼎新、爱国图强的核心思想,及其"融会中西"的艺术特色,最后给出其当代启示。     

康有为“新学”与晚清“小说界革命”——兼及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康有为的“新学”动摇了传统文学观念赖以存在的思想价值根基,从而使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正统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康有为从其“新学”思想出发对通俗小说的肯定与提倡,为通俗小说地位的历史性提升与士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与批评扫清了障碍,从而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乃至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康有为1888年上书的文化渊源

康有为1888年上书与他的早期大同思想有直接的联系。“内圣外王”是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其渊源来自朱熹理学。他依循朱熹的伦理哲学，“修养”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其内的心性修养，产生了救国献身的精神力量；其外的穷究义理，得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公理，为今后的变法行动作好了理论准备。由“内圣”走向“外王”，第一步就是《第一次上清皇帝书》。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浅析梁启超的议论文

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梁启超的一生,是爱国革新的一生.他生活在晚清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加紧侵略和掠夺,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年代.在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梁启超和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组织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本文在介绍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了梁启超的议论文体现的革故鼎新、爱国图强的核心思想,及其"融会中西"的艺术特色,最后给出其当代启示.     

康有为与晚清改革再认识——《戊戌履霜录》发微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康有为的形象从戊戌变法被视为引领历史潮流的人物,到越来越“保守”,乃至逐渐“落后”于时代,经历了一个日益褪色的过程。对于康有为,若不对其个性特质全面缜量,便不能理解其中的真原因。《戊戌履霜录》是近代著名传统派史学家胡思敬的代表作之一。尽管胡氏思想保守,但在传统史学理念的指导下,他也会如实揭示出一些主要的历史真相。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康有为以一介布衣书生,积极奔走,反复呼号,虽一再受挫,却不遗余力,义无反顾。然而,辩证地看,他的个性、才能对维新变法运动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这绝非低估康有为对维新变法的历史贡献。一个有缺陷的康有为比一个在可能世界里正确完美的康有为意味深长得多,站在有缺陷的康有为背后,能给人以更多的震撼与教益。戊戌政变最终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这个腐朽王朝的崩溃。注意到这个客观效果,才能对康有为的历史功过做出更为公允的评价。     

世界开新逢进化--试述康有为的外交思想

晚清之际,中华民族内外交困,危机重重,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在提出自已的政治主张时,都不得不提出关于如何处理中外关系,使中国独立自主于世界之上的主张.介绍了康有为的生平与思想根源,并从以下几方面分析康有为在这一方面的主张,即康有为对于时局的认识、对于外交政策的主张、对于晚清外交的评价以及其对于中外关系的认识和对未来美好国家关系的设想.     

从林纾的翻译探析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

“民族主义”是晚清“救国保种”背景下的根本性话语架构,而翻译话语在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晚清翻译家林纾的影响巨大,其与魏易合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正出版于晚清民族主义巨型话语兴起之际,在多个修辞层面呼应了这一时代主题。译者在翻译文本中倡导尚武爱国的民族精神,植入国族共同体想象,与时代话语场呼应和互动,帮助开启晚清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新民思想,参与民族主义话语建构,再现晚清社会的时代追求。译本体现了晚清译介对社会意识的建构作用。     

理学家的视角 儒者的情怀——论吴澄丧乱诗的特点

吴澄（字幼清,晚称伯清）江西崇仁人,他的丧乱诗受其“会合朱、陆”（朱即朱熹,陆即陆九渊）的理学思想影响,再现了元灭南宋的历史事实,具有真实性、全面性、整体性的特点;其诗表现丧乱中抗元英雄的人格精神,还具有内外兼顾,深刻透辟的特点。就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对传统的丧乱诗的突破。     

顾宪成的《大学》诠释与晚明的“朱、王之争”

顾宪成不仅是晚明全国性学术思潮“朱、王之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明清之际学风递变的重要推动者。他会通中晚明学者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撰写系列《大学》注本来寄寓关切。他否定朱子、阳明所注的《大学》文本,以古本《大学》为底本,重新调整经传次序,形成颇具特色的“顾氏改本”——《大学重定》。尔后,他以当批则批、当赞则赞的态度对朱子、阳明的《大学》诠释展开详细辩难,形成双谴双取的学术取向,开显出“援朱救王”的消弭“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而这一方案赖其在晚明学术史上的股肱地位,衍生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复振朱子学,助推“由王返朱”思潮的形成,为朱子学在清初再度成为官方哲学导夫先路;二是以朱子学纠偏阳明学,推动阳明学向笃实敦行转进,为“新王学”的建构打开致思的方向和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