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日记》看鲁迅与萧军

从《鲁迅日记》看鲁迅与萧军王科，李绍华鲁迅为我国新文学事业培养了一代甚至几代的作家。现代著名作家萧军，便是“被这位伟大的人所哺育、教育……过的千百万文艺青年之一”。①《鲁迅日记》中有关与萧军交往的记载，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多达１３０...     

扎实的史料功夫深刻的学术洞见--评刘家思著《刘大白评传》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刘大白是早期白话诗的代表诗人，也是继鲁迅、周作人之后越地最有影响的现代作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共创作了800多首白话诗和近400首旧体诗，此外还著有《旧诗新话》《白屋说诗》《白屋文话》和《中国文学史》等六部文学论著。刘大白在文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长期以来，学界既没有对他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以至于刘大白研究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个盲点。     

鲁迅与唐弢

唐弢与鲁迅先生相识的媒介是《申报》副刊《自由谈》。《自由谈》在三十年代初的文坛上影响是很大的。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真是绚丽多采,五光十色,相当热闹,相当活泼。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每天一篇属于议论性的杂感文章。它的撰稿人很广泛,真可谓是老、中、青三结合。其中主要的“台柱”是鲁迅和茅盾。他们一个用“何家幹”、“丁萌”、“干”、“游光”等笔名,一个用“玄”、“珠”、“郎损”,“仲方”等笔名每隔两三天写一篇,起到了擎旗引路的作用。一些老作家如叶圣陶、陈望道、夏丏尊等纷纷响应,一些左翼青年作家如艾芜、叶紫、何谷天、草明、彭家煌等也纷纷撰稿。当时才二十岁的唐弢也是《自由谈》的主要撰稿人。由于这个关系“不久便认识也在《自由谈》写稿的鲁迅,得到向他请教相学习的机会。”(《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唐弢自传》)     

周木斋论

周木斋,是三十年代进步的文史学者、“杂文营地里的枪手”,“七七”事变后《鲁迅风》的中坚。他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以笔当枪,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最后献出年轻的生命。我们以为,周木斋从立志作“曾巩式”的文人,到成为坚强的反帝反封建战士这一过程,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中脱胎于封建文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的历程。但是这样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的进步作家,因夭折过早,加之与鲁迅有过笔墨交锋,而长期湮没无闻,甚至蒙受不公正的评价。现在科学地、全面地分析周木斋的思想发展及其创作道路,无论就周木斋本人的研究,还是对完整现代作家流派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     

《阿Q正传》和《变形记》哲理内涵比较

鲁迅和卡夫卡是在思想、气质、个性和风格诸方面都反差极大的两位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是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念念不忘此岸世界;卡夫卡是虔敬的宗教徒,对彼岸世界念念不忘。鲁迅是真的猛士,拥有“粉碎一切”的勇力;卡夫卡是“软骨头”,哀叹“一切粉碎了我”。鲁迅是现实主义艺术家;卡夫卡是表现主义艺术家。鲁迅富有幽默感;卡夫卡几无幽默感。…… 但是,这样两位作家的中篇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和《变形记》,在哲理内涵的表现上却存在着引入注目的“异中之同”,它们都揭示了异化;并且,又存在着更加引人注目的“同中之异”,即《阿Q正传》主要以现实主义艺术方式,从客观角度描绘出了人在社会里的异化处境——阿Q作为一个愚昧麻木的农民在封建性未庄的异化处     

从歌、传相和现象看唐人的传奇意识

自鲁迅提出唐代作家“有意为小说”开始,几十年来,学术界基本上都认可了这一观点,较早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后来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征引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这段话。其实,明代胡应麟早就有过类似的说法。“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的说法是对胡应麟的发展,将胡的“设幻语”和“作意好奇”发展成“有意为小说”。案,鲁迅所说的小说与胡应麟所说的小说在文     

“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认识和深化——鲁迅小说艺术发展探索之二

鲁迅的小说,就艺术上说,从《呐喊》到《彷徨》是一个发展。比较这两本小说集,鲁迅两次谈到《彷徨》比《呐喊》在艺术上更为成熟。成熟的经验当然是多方面的,我们从典型化技巧的角度作过探讨;鲁迅还说过,《彷徨》的小说,“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可见从借鉴外国作家的过程中总结经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如所周知,对于外国艺术遗产的学习和借鉴,鲁迅发表过著名的“拿来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他长期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他的全部经历和作品都说明着他拿来了什么,吸收了什么和抛弃了什么。作为创作重要部分的小说,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对外国小说艺术的借鉴,就是从敢于“拿来”、“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到博采众长、“脱离”具体作家的具体影响,到完全“独立”、创造出自己的崭新的艺术形式,这个过程正可以看出是对于“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实践、不断认识、不断深化。本文试图对这一过程作粗略的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影响·借鉴·创新──鲁迅与果戈理《狂人日记》比较论

鲁迅与果戈理曾分别以同名《狂人日记》震动世界文坛。两篇小说取同一篇名,用同一体裁,皆塑造了“这一个”狂人形象。二者是模仿还是借鉴,是类同还是发展,本文从比较文学角度,分析了两篇小说各自产生的本土化背景、人物特征、艺术优劣以及消长变化、发展流向,从而廓清了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文学所作的不同贡献,并对其文学地位分别给予了历史的肯定。尤其是对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创制中所表现出的民族特质和艺术特性,以“史笔”方式给予了客观而准确的历史定位。     

重读鲁迅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深刻、动人的律诗,题为《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写给“知友”、现代作家郁达夫先生的夫人王映霞的。此诗问世已经四十余年了,但是,人们并未对它作出正确的解释。一九三八年郁达夫《回忆鲁迅》,曾对诗意作过一点简要的说明: “后来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鲁迅)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他从五代史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榨得连裤子都没得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     

“青年必读书”:文化错位与鲁迅的侧击

1925年由《京报副刊》发起的“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求活动存在着逻辑谬误,“青年必读书”的命题涉及开列书单者的“身份”及必读书“适应范围”等问题,其背后是现代学院文化过于强势后造成的文化错位和扭曲.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重“行”轻“言”的文化立场,是对这种文化错位的反驳和批判；其对“中国书”、“外国书”貌似偏激的看法,也是建立在他独到的“行”、“言”文化观之上的.在新旧文化尚处于互相胶着的时期,新文化自身的分裂造成了文化界的混乱,出于新文化建设的考虑,鲁迅采取了较反常态的“侧击”策略.     

“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悖论与互补——生态文化学视野中的鲁迅林语堂学案

以生态文化学观点考察鲁迅林语堂学案,会发现：鲁迅与林语堂的反目实际上是五四“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内在冲突与悖论,即精英启蒙思想与民主自由思想的内在冲突。它们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互补性,但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文学史对鲁迅与林语堂的文学观给予了高下与正误的判定。而鲁迅林语堂学案又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的潜在延续和隐性表现,林语堂则充当了一个替代性的标靶。今天重提鲁迅与林语堂学案,力图放弃文学史写作中的一元政治意识形态标准,使文学研究的标准回到审美,回到和谐。     

鲁迅的书籍装帧与“民族性”体现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中国现代书籍的装帧设计方面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不仅对中国传统的书籍装帧艺术深有研究,还大力引进了西方好的书籍装帧形式。在引进西方优秀文化艺术的同时,他注意到了一个关乎民族文化根本性的问题——＂民族性＂,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正是他勇于引进西方文化而又能够保持传统文化中＂民族性＂的体现。     

鲁迅与黎锦明

黎锦明作为鲁迅赞赏过的"湘中作家",和鲁迅有过密切的交往。鲁迅曾经亲自教诲黎锦明,因此无论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黎锦明都深受鲁迅的影响。他继承了鲁迅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又开启了革命小说的先河。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黎锦明和鲁迅一样旁出一支"反抗复仇"的主题,最终成为20世纪20年代一位重要的小说家。     

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与“东亚鲁迅”的精神关联--以杨逵与赖和为中心

“东亚鲁迅”（包括“东南亚鲁迅”）的核心是鲁迅所提出的“抗拒为奴”思想精髓。东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反抗异国殖民统治、摆脱被奴役状态、寻求民族解放的时代背景，所以他们是从“抗拒为奴”的基点上来接受鲁迅的。台湾同样有一段被殖民的历史，杨逵与赖和乃至大多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也最有可能在“抗拒为奴”的层面接受鲁迅，从而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抗拒为奴”的诉求绝大多数体现在“国家民族”的层面，更多地出于一种民族救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个人层面的“抗拒为奴”的忽略和遮蔽。     

论鲁迅等"喝茶"思想及其茶文化意蕴

在中国命运多舛的20世纪30年代,经历过五四时期的文人思想和文风出现了差异.周作人和林语堂的文风格调受不求进取、自我陶醉的人生观影响,一如他们的喝茶观及有关"喝茶"的散文小品.鲁迅则不然,他洞悉传统文化弊端,并以改良人生的文学和社会责任感为己任,对林语堂等人"秋思"般的"清福"和"苦茶"等不以为然.鲁迅的《喝茶》发轫于生活与时事,但论述时则突见机锋,对不合时宜的"清福"和"寄沉痛于幽闲"等进行了针砭时弊的评说.这三位文人所论"喝茶"的不同,反映了茶文化的广泛包容性,体现了三位文人在茶文化的民族性和思想性追求上的差异;以喝茶为题,还体现了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文学批评手法.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鲁迅与夏目漱石

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文学观念与技巧上有契合之处。在小说、散文、散文诗等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中，鲁迅与夏目漱石都存在着文学上的关联。《呐喊》与《我是猫》注重以空间叙事来完成小说结构的建构；《朝花夕拾》与《永日小品》里展示出来的是文字的“余裕”；《野草》与《梦十夜》是生命独语的展现。然而，《呐喊》空间建构上的复杂和多元、《朝花夕拾》里温暖的情感和自由率性的笔墨趣味、《野草》的凌厉和冷峻，又显示出鲁迅的独特创造。     

《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准备

《中国小说史略》由初创到最终成书,经过鲁迅的多次增补修订,历时近20年。在该书撰写之前,鲁迅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尤其是对相关史料广泛搜集,先后编定多部小说史料专集,与《中国小说史略》构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不仅填补了既往研究中的空白,而且成为《中国小说史略》成书的最基本的学术准备。     

真实的声音——巴金新时期艺术散文简论

巴金的《随想录》是新时期散文的先声。其中的艺术散文具有直面现实、尊重历史的勇气。作者对封建专制意识的沉痛批判和自我忏悔意识,代表了鲁迅之后一代知识分子历尽劫难后的生命选择,也代表着以＂五四＂为象征的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的诞生和传播、生根和发芽的曲折历程。     

1933年的左翼“新人”:周文的地缘小说(上)

周文的地缘小说是在鲁迅影响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是通过1933年出现一批左翼青年作家的地缘小说创作显示其独立价值和意义的,反映了新文学向中国社会更广泛区域的延伸,是左翼小说的"独立"发展要求的体现,周文战争小说建立起了对边缘省份底层社会人生形态特有的文学感受和表现方式。     

先秦吴都城市建设考

阖闾所筑吴城实出自楚国逃臣伍子胥之手 ,伍子胥充当了吴都建设的总设计师。吴都整体布局基本上是按宗周制度来规划建设的 ,在楚都郢的基础上因地制宜 ,既有所因 ,又有所革。吴都平面构造成“亚”字形 ;其八门兼设水、陆二门 ;城内筑有小城、高台 ,设有市 ,城外筑有台苑、墓葬区 ;手工业区则分布于城内东北和西北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