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探讨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强调内部监督,而外部监督制约十分薄弱。由于内部监督效果不理想,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权力虚置和权力滥用现象。我国应当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强化当事人、法院和人民监督员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同时,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监督。     

试谈赋予司法警察案件初查权

从当前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办案模式来看,初查是案件查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侦破案件的基础环节。但是目前,理论学界和实务学界对初查这一概念和形式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如初查存在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争议;行使初查权主体的争议;如何对初查环节进行监督等等问题,尤其是近年由于《律师法》的修改给职务犯罪初查工作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拟从赋予检察院司法警察初查权这一视角,探讨如何规范和加强职务犯罪初查工作,完善初查制度,以有利于检察机关进一步深入开展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务犯罪牵连案件的侦查权属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权当属于我国检察机关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日常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将所专属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在其内设机构中进行具体划分。目前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中享有职务犯罪初查权或侦查权的有：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监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五个部门。起初作如此的划分其初衷有其一定道理的,但面对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的牵连化,如何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进行侦查管辖职能划分,是当前面对牵连案件管辖必须予以回应的问题。因此,研究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侦查管辖权的权属现状与存在问题,通过追本溯源提出一些有关司法制度性建构的建议,便成当务之急了。     

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流变考

职务犯罪初查制度之所以面对诸多争议,原因之一是未能从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和把握之.通过对该制度迁移和流变考释揭示, 初查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经济改革、社会转型、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等特定环境下各种综合因素的结果.从首次使用"初查"一词到"初查"定义的提出再到初查制度的确立,使得初查从处理信访工作的方法上升为办理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工作机制,从工作机制转变为检察机关内部制度.而该制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则是职务犯罪侦查活动适应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必然结果,也是职务犯罪侦查规律的必然要求.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运行现状及制度保障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基础性权力,对于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实体公正、推进诉讼程序具有积极意义。该权力在运行中仍存在被调查对象配合度不足、权力适用失范、调查核实成本过高等现象。因此,为了确保检察机关正确理解并合理行使该权力,应当赋予调查核实权以强制力、完善立法供给、明确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目的、优化鉴定配套机制等,从而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论中国法律监督的主体混同与独立

作为中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力在具体实施中,并没有对其与其他权力在行使主体方面予以角色分离。权力行使主体的角色混同产生了消极后果,并导致人们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力运作方式的批评与质疑。未来检察机关内部的法律监督部门应当独立设置,由其单独行使法律监督权力。法律监督主体的独立化有正当性基础,其实现需要做到三个"相对分离"。     

浅析职务犯罪初查中的人权保护

在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中,初查已成为启动职务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的必要前置程序,但初查制度在合法性方面面临着质疑;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各地的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初查活动中的做法也不尽一致.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办案人员常常突破初查的现行规定非法使用强制措施,进而造成对公民人身和财产的侵犯.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这种与个人自由、财产,甚至是生命紧密相关的初查活动中的人权保护问题.通过审查初查的相关规定,阐述职务犯罪初查活动在人权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一些建议,以期促进对人权的保护,进而实现刑事诉讼既打击犯罪又保障人权的目的.     

职务犯罪初查活动相关问题的思考

侦查职务犯罪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国家整体反腐败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查活动是案件正式进入诉讼程序之前的重要环节,初查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着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和查处。文章试图在理顺职务犯罪初查问题的缘起和发展过程,并在分析和厘清影响初查问题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和修正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建议。     

论不起诉权及其适用

取消免予起诉制度,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我国修改刑诉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分析了不起诉权的理论根据及其价值在于此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置符合现代刑法思想和诉讼经济原则,也有利于避免当事人的讼累,促使轻微犯罪人悔过自新;阐明了不起诉权的适用范围有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三种情形,其中相对不起诉是废除免予起诉制度但吸取其合理内核而创立的,存疑不起诉是“疑罪从无”的体现;阐释了保障不起诉权正确适用的监督与制约包括被害人、被不起诉人等当事人的自我救济,以及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由于刑诉法对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的监督制约并无明确规定,作者建议建立权力机关对此类案件的监督制约机制     

监督与制约: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困境及其改进

随着司法体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面临着权力制约和监督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作为控权制度的两种基本方式,制约与监督在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上具有不同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和作用效果。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虽赋予了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锋利"牙齿",但在"一府一委两院"的权力结构中,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权力关系在司法实践中仍面临法律监督与权力制约的双重困境。为进一步巩固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实现,在处理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的权力关系上需进一步调整思路,从权力制约和监督两个方面改进调查核实权行使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从人权保护角度看我国批捕权配置改革

因检察机关与侦察机关都承担着追诉职能,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不可能对侦察行为形成有效监督与制约,而且检察机关本身也承担着一部分侦察职能,此时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合为一体,监督可能化为鸟有,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极易受到侵犯。为加强在批捕程序中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应将批捕权授予中立的法院行使。在这一终极改革目标实现之前,可以采取过渡措施弥补现行批捕制度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     

论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的完善

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对防止侦查权滥用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主要存在主体权威性缺失、监控范围狭窄、监控方式缺乏操作性和监控时间滞后性等缺陷。应通过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与自循环监督、扩大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公安机关主动避免侦查权力滥用三方面来着手完善我国的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     

从权力本源看刑事侦检关系

侦检关系是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检察权的本源是公诉权,侦查权是公诉权的必然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侦检关系表现出在职能分工上的相对独立性、在实际运行中的紧密合作性和在发展趋势上逐渐走向一体化等特征。我国现有的侦检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错位现象,应从侦检督导型改革出发,以侦检一体化为目标重构我国的侦检关系。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论侦查权的配置与制约

我国侦查权配置与制约具有多个主体享有侦查权、侦查手段多样灵活等特点,同时也存在侦查权的行使较少受到限制与制约,侦查主体分散、效率不高和法外侦查正当化等问题。为此,应当遵循保障人权、控辩平衡、资源整合、权力受制的原则,对我国侦查权的配置与制约进行优化,具体包括:建立廉政署统一行使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扩大被控诉方的权利,强化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职能等。     

渎职侵权犯罪侦查权的配置与完善——从法律监督权角度出发

渎职侵权犯罪侦查权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和运行保障。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职权存在严重不足,无法适应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侦查要求。因此,针对渎职侵权犯罪,应当扩充检察机关侦查职权,赋予其技术侦查手段和特别调查权,增加强制措施执行权,尤其是拘留和逮捕的执行权。侦查权的配置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来实现,并可以考虑单独立法,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积极、主动的反腐败体系。     

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下董事会的功能检视与再造

正值公司法修订草案引入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之际,重新检视董事会在中国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功能面向具有特殊的意义。面对监事会制度长期以来的形骸化现象与混合模式下出现的公司监管重叠与监管中空等现实问题,监督型董事会在中国公司代理权下沉现象普遍存在的背景中将应运而生。相比于传统董事会,监督型董事会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功能为核心,尤其在监事会缺省的一元制语境中更应作为公司内部监督机关而发挥作用。在保证主体独立性与对象全面性的基础上,新架构下的董事会将能实现监督的灵活性与深入性,宜建构强化弱势股东话语权的选任机制、保障监督主体抗衡力的行权机制、创新多元的激励机制与权责适应的追究机制,从而充分发挥董事会的监督功能,进而推动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与现代公司制度的良性发展。     

监察体制改革下行政公益诉讼的再审视

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给监察机关，这使得改革前依靠职务犯罪侦查权来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检察机关行进困难。实质上，监检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改革初衷与机制虽为异体，但均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服务。理论上“协同治理”为监检衔接搭建了“桥梁”，实践中，监检衔接制度的优化为实现公益的“双赢”提供了有利途径。因此，亟需从理论逻辑和制度设计层面入手，以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利用二元视角，推动行政公益诉讼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