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官商关系探论

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官商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意义重大的问题。透过它,可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以及为什么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传统的抑商政策,因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生长,导致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其实这种观点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之间,固然是矛盾的,封建政府因为商人在经济上“上争王者之利”,“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同时又恐其在政治上“生大奸”,因而采取加重赋税、贬抑地位、甚至强制剥夺等办法,横加打击。但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官商之间,又是同一的,他们千方百计互相依赖,互相利用。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矛盾和同一这两种关系中,同一是其主要方面。本文拟从这里展开论述。     

官商——历史的败亡之象

官商现象古已有之,其发迹可上溯春秋战国。究其历史发展的轨迹,这历来不是一种兴盛而是藏垢纳污、流弊丛生、腐化社会、激发危机和动乱的败亡之象。鉴于历史的教训,官商这种败亡之象理当为当代中国人所彻底摈弃。然而,随近年“官倒爷”的大量出现,理论界亦有人为之张目,称之为“将中国经济推上去”的“第一级运载火箭”,视之为“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必然转换物”(《光明日报》1988、6、23《学者答问录》)。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歪曲。是混淆政革的视听。对此,本文试以史实说明之。一、官僚特权和商业资本的历史契合官商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官僚特权和商业资本的历史契合。这种契合的根据     

略论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特性

近年来,许多学者致力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研究,试图从中寻找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内在原因。然而,由于学术界对于封建经济结构的见解不尽相同,往往难免“学者多方,歧路亡羊”。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不同于欧洲和日本的纯粹封建社会,而是以地主制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生产关系”。因而,无论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     

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思想剖析

我国在秦汉时期,形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度。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在集权和分权的问题上屡有斗争,但一直是集权的思想占上风,封建集权的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体的政治制度。如何评价这种历二千多年而一直奉行不衰的集权制度,在历史学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止的问题。而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给其推行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寻找历史依据,更将秦汉时期的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度无限地加以美化,以“历史发展的必然”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为借口,为封建帝王的独裁专制辩护。为了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很有必要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思想,进行一些必要的研究和剖析。     

中国历史分期与秦至清社会形态命名

历史分期是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体系的有效方法,近代以来史学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作过长期探讨,而至今仍聚讼纷纭。当下流行的历史分期,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有悖“封建”本义,且与社会性状全然不同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日本中世及近世幕藩制混为一谈。而在此种泛化封建观出现以前及之后,曾有中国学人将这一历史阶段称“君主专制全盛之时代”、“霸朝”、“统一的郡县帝国时期”等等；欧美日本学者也多将先秦称“封建社会”,将秦至清称“家产官僚制”社会、“官僚主义”社会等,均不赞成以“封建社会”指称秦至清两千多年。其实,秦汉至明清去封建渐远,称“封建社会”名不副实。这两千年间贯穿性三制度是：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故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称之。     

论唐代后期的“官商合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唐代后期,官商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表现为一种“官商合流”的趋势.遗憾的是,多年来,学术界“抑商政策论”盛行,封建时代的官商关系,一概被“抑商、贱商、排商”所函盖,忽视了对于不同历史条件下官商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分析.但是,“官商合流”揭示了唐代后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研究探讨. 一、士商两个阶层的相互渗透唐代统治者强调“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与下人争利”但是在现实中,这一界线却在被日益打破,士商之间的渗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农民战争是不是社会革命蔡美彪提出,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农民战争虽然也是一种革命,“但它是不同于社会革命的另一种性质的革命。”孙祚民表示赞同。他说,社会革命,是由孕育在封建社会制度母体内部的新生产力同原有的旧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其历史任务是推翻旧社会制度,建立新社会制度,导致社会形态的交替。而农民战争,“乃是发生于封建社会中前期、亦即封建社会形态内部的革命。导致这种革命的矛盾,不是新生产力与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是封建生产关系固有的矛盾,即封建生产过     

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例如,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建立在广泛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的治乱兴衰,各个王朝不断地兴亡交替”都是这个经济基础决定的①。也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它有顽强的生命力,不以朝代更替而解体,江山易主而瓦解。由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不瓦解,所以,封建社会能一代延续一代,缓慢地向前发展。”②还有人说:“自耕农经济或个体小农经     

二程“天理”论与社会控制思想探析

秩序化是儒家不懈追求的理想。北宋起,中国转入封建社会后期,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为维护封建秩序,二程从“天理”着眼再造了“安礼和乐”的外在控制和“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内在控制思想。本文试从二程“天理”的角度来探析其社会控制思想,以阐示二程在社会整合,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过程中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读冯天瑜教授新著《“封建”考论》

对于生活在大陆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不知道和未使用过“封建”一词的，如称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为“封建社会”，称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制度、思想、习惯乃至人物为“封建专制”“封建阶级”“封建帝王”“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文人”“封建思想”“封建意识”“封建迷信”“封建愚昧”“封建糟粕”“封建头脑”“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封建习俗”……然而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在其新著《“封建”考论》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如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都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展开“封建论”。     

宋元赋税制度之比较

封建赋税,包括税和役两部分。战国时期赋税“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三项。只有粟米之征是土地税,是以经济为内容的税敛,其余两项则是按人或户征军需物料及直接服役的人头税。这是由奴隶社会的人身占有前进为人身控制初期的剥削内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此后的中国封建赋税就是在此基础上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自战国到明、清,最突出的是随社会的前进,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征赋税以经济为内容的比重逐渐增加,人头税相应减少,最后在封建社会临终的清朝前期,以“摊丁入亩”的形式将人头税全部摊入地亩,按亩课征。宋、元的赋税制度就是这个总变化中的一部分,明显体现着这个时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新的特点。     

我国古代文官制度探要

<正> “文官”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礼仪制》:“立春,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文官”。不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了职业文官,如春秋时的管仲、百里奚,战国时各诸侯国国王所重用的大批能言善辩之士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政府官员的制度,这就是我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经过不断的发展变化,日趋成熟。特别是隋唐以后,封建政府录用官员所采取的公开考试、择优授职的科举制,更使之臻于完     

中国家族制度的特点及与封建法律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宗法家庭社会。封建家族是历代封建专制政权维持其统治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国”与“家”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我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阶级关系、上层建筑包括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和受儒家思想支配的封建法律,无不与家族制度有着     

汉唐间的土地买卖问题——兼论封建土地所有权

汉唐间的土地买卖,以及与此相连的封建土地所有权问题,历史上就有争议,至今仍然意见不一。较早的争论出现于马端临《文献通考》。该书评论唐朝均田制,引了叶适的一段言论:“要知田制所以坏,乃是唐世使民得自卖其田始。……唐世虽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实……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天下纷纷遂相兼并”。马端临说:“水心言唐方使民得立券自卖其田,而田遂为私田。此说恐未深考”。他认为“秦开阡陌之后,田即为庶人所擅”,“民得以自买卖田土矣”。两人都把土地买卖与土地所有权联系起来,但在时间上看法不同。解放后,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中,再次碰到这个问题。一些同志指出:“根据经典著作的指示,结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实,土地买卖可以作为衡量土地所有权的标尺”。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封建社会的土地买卖,不过是一种“诡诈的买卖”,它“不但不能证明‘自由的私有权’的建立,反而意味着在封建社会的农民是以土地所有权的丧失而换取使用权为其特征”。更有同志提出:“所谓经过买卖的私有,只是在封建法律下被承认的,而法律是统治者所订”,因而认为土地所有权“在专制封建主义的中世纪‘就是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封建的土地国有制”。这里的分歧就不仅涉及汉唐时期(乃至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性质、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封建土地所有权的理解了。本文试图结合汉唐间土地买卖的事实,对“封建式的私有”谈点粗浅意见,供讨论。     

贾谊的民本思想和汉初社会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有远见有作为的思想家、政治家,总是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民本思想联系起来考虑的。汉初的贾谊,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中对这一问题有深刻认识的青年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反映了识时人所未识、悟时人所未悟的远见卓识,堪称我国汉代封建社会前期民本思想之冠。《新书·大政》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民本思想。他相当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的力量,认识到人民是封建统治基础的真理。“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没有人民,封建国家就失去了统治的现实性。人民又是封建国家、封建君主赖以生存的命脉,“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衰失了命脉,国家要灭亡,各级封建统治者都无法生存。人民不是依赖国和君而存在,而是国和君靠了人民才能生存。“民无不为功也”,“国以民为兴坏”。封建统     

中国古代翰林制度及其与封建政治的关系

翰林制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项职官制度，在封建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翰林制度的演变与中国封建社会中枢权力的转移密切相关，是中枢权力以专制君权为中心、由内及外不断转移的结果。　　一、翰林制度的形成与演化　　“翰林”之名，早在汉代就已出现，本指文学之林，是文翰荟萃的所在。“古未有以此为官名者，其设为官署，则自唐始”①。唐翰林院设置的具体时间不详，宋人程大昌认为出现于高宗乾封（６６６—６６８）以前。最初的性质是“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②，充任翰林者包括文学、经术、僧道、书画、琴棋、阴阳等…     

论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

“庄园制度是封建农村中的社会经济组织，也是封建社会土地占有形式之一，是伴随小规模的生产经营和经济的技术之狭隘性、停滞性而形成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组织，因此，庄园制度的存在，并不是某一民族特有的，而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辞海》“经济分册”第228页）可见，世界上许多民族在社会发展中。都经历过封建庄园制度。但是，在新疆广大维吾尔农村，一直到1949年前仍有不少封建庄园，在我国还不多见。封建地主庄园是土地兼并的必然结果，兼并愈强。庄园愈大、庄园经济愈强。现根据解放初期调查成书的《南疆农村社会》（新疆人…     

清代保甲组织结构分析

清代保甲制度是封建国家州县之下、直接统治乡里的基层组织制度。在清代以前,保甲制度虽有不同的组织形式,但都是作为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而存在的,是封建统治的最低起点。所谓“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正说明了封建社会从地方到中央塔式的政权结构。在清代,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引起的赋役制度的变化,使封建政权对地方基层社会中民众的统治与管理也变得更加复杂,这就要求采用一套相应的更详密的制度。清代保甲制度通过对人户与村庄的严格控制,强化着封建皇朝的统治根基。它的作用无非是“使天下之州县复分其治”。具体而言,就是要“统一诸村,听命于知县,而佐其化理”。     

剖析中国的封建市镇——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和压抑,儒家思想对人们头脑的禁锢,少数民族侵扰中原所造成的频繁战乱及其带来的落后因素……等等,都阻碍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都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些因素还不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①要阐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未能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归根结蒂,必须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本文试图从剖析中国封建市镇的经济结构特殊性方面,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源。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思考

中国经济制度建设从封建经济制度向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过程，也是将自己的制度建设融入到世界历史的制度建设中的过程。其本质上，则是经济制度的价值性从纯粹的体现为“物”（作为制度的制度）的价值，转向体现为以人为中心的制度的伦理价值建设之路。一、经济制度变迁历史轨迹的勾勒中国经济制度的历史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封建大一统经济制度与自然经济时期自封建社会产生之后，封建国家统一的土地私有制制度和自然主义的小农经济方式的中国经济制度，直至建国前都没有太大的改变。也出现了一些所谓民族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