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姻登记条例》解读

倍受社会和群众关注的《婚姻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2003年8月18日正式颁布,新条例分总则、结婚登记、离婚登记、婚姻登记档案和婚姻登记证、罚则、附则等共六章二十二条。将于2003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的颁布实施,是全国人民婚姻家庭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我国的婚姻登记制度;对于保护婚姻自由、     

妻子婚前隐瞒患有“乙肝”婚姻宣告无效

[案情]妻子婚前隐瞒患有“乙肝”的病情,结果孩子出生后不久天折。家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的李先生,依据《婚姻法》中的“婚姻无效”条款,将妻子告上法庭。此案成为该省自新《婚姻法》实施后首例“婚姻无效”纠纷。日前,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依法做出判决：李先生及妻子原有的婚姻为无效婚姻。     

廉政制度建设的新路径——以“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例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多次制定颁布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揭示了廉政制度建设的新路径,即:随着前置性、基础性、战略性制度日臻完善,引进类似司法解释的立法技术,内生创制大规模新的制度规范,提高制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弥补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完善和发展廉政制度。目前,这一制度建设路径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实现四大转变,即:从针对现象立法到立足本质立法;从粗线条立法到规范精细立法;从滞后被动立法到主动规划立法;从单纯立法到注重立法、执法监督和执法反馈相统一,促进廉政制度建设。     

提高婚检率应多管齐下

《婚姻登记条例》未将婚前医学检查作为必备要件,这是以人为本,社会进步的体现.但从现状看,自愿进行婚检的人数锐减,新生儿出生缺陷率有所上升,缺陷儿出生率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虽与婚检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婚检不论在过去还是将来,对婚姻当事人双方、其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和影响.     

“礼崩乐坏”与“纳仁入礼”——以《论语》为中心的法理解读与现实思考

在当今“法治”语境下,关照历史与现实的社会问题,对《论语》做出的一个尝试解读和法理学思考认为：为维系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儒家所推崇的“仁”学乃是一个至大至刚的概念,历史地看,它始终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困境：一是“仁”的实质内涵难于明确昭示,二是“惟仁者宜在高位”的理想无由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制度。这也就是传统文化内在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历史上的“礼崩乐坏”的深层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今天,这也是今天的法治建设不能回避的问题;并且,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秩序应当得到今天法理学的重视,传统文化的认同具有重要的法学意义和现代文明意义。     

唐代海上“丝路”贸易演化与边贸制度的发展

唐代的"丝路"贸易从西北陆路往东南海路逐渐过渡,而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边贸制度不断衍生出了几个特征,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即朝贡贸易制度、禁榷制度和民间贸易制度。在唐代最重要的法典《唐律疏议》中,就规定了关于边防事务和贸易方面的管理,同时唐王朝设立了专门管理海路贸易的"市舶使",边贸制度的制定往往受到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在边贸关系密切时,经济形势和市场因素对制度判定的影响就更为显著。     

当代西方对《老子》“道”的解读

对于《老子》一书的核心概念"道",史华慈解读为神秘主义的终极实在,葛瑞汉认为是难以言说的万物本原,艾兰把江河水道视为其隐喻根基,安乐哲和郝大维说它是绵延不断的经验过程,诸解各有所见,相互补正,具有个案分析的典型意义。当代西方汉学家对《老子》"道'的解读,有助于揭示其潜存的意蕴,复活原有的思想,并使经典文本成为当下跨文化对话的潜在参与者,推动中西文化的交融与互补。     

史学本位与钱谦益对“说家”的批评及意义

基于史学本位视域,钱谦益以“说部”指称子部“小说类”,以“征信”为评判的首要依据,将“稗官说家”并举强调“说家”可资存“史”的价值。钱谦益有关“说家”的认识并非聚焦于子部小说的形态与本质,而是着眼于史学价值。这与其强调为“文”应关乎“世运”的认识相一致,亦是《绛云楼书目》对“小说类”进行作品归置的指导。陈景云对《绛云楼书目》的小说注解亦以“征信”价值为准绳,表明钱谦益的小说批评思想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可与发扬。而《绛云楼书目》从史学视角的考察思路与《四库全书总目》从政教视角考察的思路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并不尽相同,以至于彼时关于“小说(家)”的评骘意见多有扞格之处,却也推动着时人关于“小说家类”批评的多元探索。     

在什么意义上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以《逻辑学》为“基础”的——对正义逻辑的评论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不同于之前的政治学。它没有单纯地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政权,而是对具体的现代制度进行思考;在对现代制度的思考中包含着对现代制度的参与者的自我理解本身的分析;并不讨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流传统,而是讨论抽象权利、道德义务,以及黑格尔称之为德性或伦理生活的社会秩序。对这些显著特征的理解,应该从其《逻辑学》中寻找答案。     

《大乘玄论》对《涅槃经》“空与不空”的异解考辨

吉藏的很多论著都引用过《涅槃经》“空与不空”的问题并有所讨论.其中,《大乘玄论》对“空与不空”的解读与其他著作略有不同.它将“空”与“不空”主要理解为断、常二见予以否定也不符合《涅槃经》的原意.若结合此前发现的《大乘玄论》与吉藏其他作品文本重复等方面的疑问,它的这种解读方式或许可以视作其并非是吉藏亲作的又一证据.     

“玩偶”的误读——从娜拉出走到裘山山笔下女性的多元化选择

娜拉身后那一声"砰"的关门声,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被看做是妇女们的"独立宣言"。1918年《新青年》刊登了胡适等翻译的《玩偶之家》,从此开始了中国的"娜拉"们关于"出走"的探索。娜拉身后大门关闭的震响,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出走——从家庭的逃离,更重要的是一种选择——自主的选择,即从外面将一扇门关闭,表明一种决绝的放弃,这是娜拉在清醒的思考后做出的选择。出走与回归,是不同的生存选择,任何选择都必然是不完美的。但是,有条件并且能够自主地做出选择,才是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彻底的解放。     

“建安风骨”辨思——对建安文学接受史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建安文学接受史的的考察 ,指出从魏晋至中唐 ,建安文学在批评家心目中正是今天我们称道的“风骨”(古义 )的反面。陈子昂以及严羽正式提出“汉魏风骨”或者“建安风骨” ,又是以改变“风骨”的古义为前提的。那么 ,今天我们所说“建安风骨”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概括建安文学的真实风貌 ?本文所做的还原式的工作 ,可能使这些问题变得较为清楚。     

落叶归根畏秋风——在传统视域之外对“法律规避”的关注

本文拟通过对电影《落叶归根》的分析探讨，论证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存在一种不同于传统法律规避情形的现象。文章通过详细分析两类法律规避现象的相似点和差异点，实现了对“法律规避”这一概念内涵的完善和重新界定。在前述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论证了这两种法律规避行为将导引出两类不同性质的民间法资源，以及这两类民间法资源的不同发展走向。     

“浑厚”之境——论上博简《诗论》对《诗·小明》的评析

上博简<诗论>第25号简最后三字作"<小明>不",专家多疑其后有阙.然而简文"不"字后有近两字的空白,证明此简在"不"字之后不大可能有和"不"字系连的文字.这几个字的释读在<诗论>的相关研究中,多呈空白状态.其实,这里是一字为释,用一个字,直指<小明>篇的主旨.简文这里的"不"字当依古音通假之例,读若负担、负责之"负"字.<小明>篇学者多从汉儒之说定为大夫"悔仕"之作,如今得上博简<诗论>的启示,可知并非如此.<小明>一诗的作者应当是一位忧国忧民,与友人相善的正直的、有较高德操的王朝大夫.<北山>、<四月>两诗主旨在于泄私愤而不顾国家安危需求.就诗作者的道德品格而论,<北山>、<四月>两诗与<小明>篇的差距显而易见.清儒姚际恒谓<小明>辞意"浑厚",信然.     

“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注》对《庄子》的强制阐释

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阐释具有密切的关系,解释者往往以经典阐释的方式展开哲学体系的建构。向秀、郭象之阐释《庄子》,打破了视域融合的平衡,突破了文本客观性的限度,肆意地发挥其主观思想,建构了一套新的玄学体系,是“过度诠释”“强制阐释”的典范。郭象之诠释的基本目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即把庄子的方外之道转化为玄学的“外内相冥之道”,圣人养心养神即治国平天下。这是以养心养神为主而以治天下为辅的统一,即以道家思想为主而以儒家思想为辅的统一。郭象运用“寄言以出意”的解释方法,一是以庄文为寄言,非真非信;二是夸大寄言与出意之间的重大间距性,从而忘言以得意。这一方面有利于郭象摆脱庄文的限制,而较为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郭象消解庄文之义与他所阐释“庄子之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确证其解释的有效性、合理性。     

对“开明版”《雷雨》的一种全新考察

曹禺坚持“剧本永远定不了稿”,“使它(剧本)慢慢好起来”的创作态度,对《雷雨》多番修改.新中国成立以后,曹禺推出“开明版”.作者通过对鲁大海与周萍等人物的修改,强化阶级斗争,着意突出剧本中的光明力量,暴露与鞭挞资产阶级的丑恶,却造成了人物性格单薄、缺乏历史真实的困境.“开明版”的失败虽然是在曹禺“一腔热情”主导下完成,但也与历史语境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是一种合力的结果.     

诗意难求：关于中国历代“长恨歌图”不兴的一个文图学考察——兼论诗意图的文本选择和诗意生成

中国历代丰富庞杂的《长恨歌》图像谱系中,大多数是诗意难求的未确定或是有争议的图像,严格意义上的“长恨歌图”处于缺位状态。《长恨歌》题材的特殊性及其叙事性和传奇性特点使其更符合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求,而与文人对于抒情写意和深远超然神韵的追求异趣。传统诗意图采取的单幅山水人物画形式不利于《长恨歌》的图像化。因此,中国古代画家图绘《长恨歌》的兴趣和热情远不及《琵琶行》。中国历代“长恨歌图”的缺失也体现了诗意图在文本选择和诗意生成方面的独特要求。     

韩邦奇对张载“性道”论的继承与推阐

韩邦奇指出,＂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他承接张载思想,在＂性道一物＂的基础上辨析了＂性＂、＂道＂两者＂存之于心＂和＂发之于外＂、＂寂然不动＂和＂感而遂通＂的特性,提出＂形而上之谓‘道’,气而上之谓‘性’＂的命题,且辨析了张载哲学中之＂太和＂、＂太极＂、＂太虚＂与＂道＂、＂性＂、＂气＂彼此相应的基本内涵。其＂循环渐变＂的演化论、注重＂眼前造化之实＂的认识论和注重《东铭》的修养论,是张载美学崇实学风的时代再现。     

中国“杜子春故事”对朝鲜《南宫先生传》的影响

比较文学领域的类型学研究,既适用于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也适用于有所接触的文学现象,只要文学现象存在共通点与契合点,便可能蕴含深层次的文化动因。朝鲜许筠所著的汉文小说《南宫先生传》与中国唐传奇《杜子春》及杜子春故事系列小说在题材、故事模式、叙事特征上均呈现类同化特征。《南宫先生传》与杜子春故事同为历史修炼题材,讲凡人离奇遇仙修炼。中国和朝鲜的修炼小说情节呈现出类似的三大步骤,小说中修炼人形象实为仙才之难得等仙道观念的承载者,中朝修炼小说均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两国作者极力运用想象、虚构和夸张,创造出神奇怪谲的道教世界。《南宫先生传》受到以《杜子春》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国小说的影响,同时又濡染朝鲜民族的文学特色与许筠个人的宗教修养及创作趣味。《南宫先生传》与中国杜子春故事模式的类型学阐释,验证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类生活方式、社会模式和文化心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存在着结构相似性,文学类型因此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