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行政伦理考量

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频发,应对群体性事件成为部分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应基于行政责任探讨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相关的行政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府行政组织作为公众的"受托人",应以行政组织的总体目标为导向,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追求最大的公共善。     

行政领导者伦理视野下的群体性事件防治路径新探

行政领导者伦理是指行政领导者在行使公共权力,制定与执行行政决策方案的过程中,以公共性、公正性为价值指向,率先垂范,通过自觉、内省的方式来提高和完善自身的道德水准,形成理想行政人格,引领社会风尚的伦理探寻或标示过程。行政领导者的伦理缺失是群体性事件爆发和进一步恶化的直接原因。本文从行政领导者伦理这一独特的视角分析了行政领导者在群体性事件的萌发期和爆发期的伦理缺失的表现及原因,继而从塑造行政领导者独立人格的视角尝试探寻一条防治群体性事件的路径。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及对策研究

网络群体性事件行动之网的构成要素有网民、"三公"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网络服务商及其从业人员等人类行动者与网络空间、网络监管制度、网络议题、网民意识、网络社会思潮等非人类行动者,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借助转译机制建构了认同联盟,推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发展。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通过转译过程分五个环节,即问题呈现、认同共享、征召、动员、异议。为此,从政府态度上,应把坚持公信力作为基本准则,从治理方法上应把情理法兼顾作为基本要求,从应对策略上则应以双层博弈作为实施路径。     

“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研究

秩序具有优先于一切的政治价值,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公共秩序危害巨大,以＂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为最烈。＂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演变,不仅具有利益、制度、体制、文化和心理等多个层面的成因,更有其独特的生成机理。     

新媒体时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制及治理研究——以“昆明PX事件”为例

环境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新媒体时代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新的特点。从社会利益冲突和信息传播理论角度出发,基于昆明PX环境群体事件,借助百度搜索指数工具,探索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传播机制。从大数据思维角度提出有效防止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对策,这就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制定应急管理预案、网络舆情监控、事中应急管控等措施,及时有效地化解环境群体性事件。     

建立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防预警机制研究——以Q市社会调查为样本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新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要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防预警机制,实现由治标到治本的转变。结合Q市社会调查样本,通过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的阈值分析,发现征地拆迁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劳资矛盾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和腐败问题成为当前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建立健全预防预警机制成为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治本之策。     

边疆民族地区财政自治法律机制研究——以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为视角

财政自治权是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一项重要的自治权,是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物质基础。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边疆民族地区大多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信息不便,基础设施落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边疆民族地区财政自治权缺乏法制保障,导致财政状况困难、财政收支不平衡,成为引发边疆民族...     

群众管理与公民权利保护路径研究 ——以公安机关群体性事件处置为例

应当从整体上视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处置为“群众管理”,并强化保护公民权利的理念,进一步完善“群众管理”的法律法规。适当的法律政策指导、有效的培训、详细的规划和统一的领导都是公安机关群体性事件防范处置过程中,实施群众管理、切实保护参与公民的合法权益的路径选择。     

党群关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研究

从党群关系的视角研究群体性事件符合中国的政治逻辑。党群关系“异化”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冲击,主要表现为能够产生社会矛盾和加剧社会结构紧张。虽然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社会具体制度是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历史、现实和制度性根源,但党群的政治关系是群体性事件生成与否的重大逻辑。密切党群关系有助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应该着重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密切党群关系的制度建设、群众利益的保障和发展机制等三个方面入手,在发展党群关系中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     

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及对策探讨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不容忽视。社会矛盾长期累积,民众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而采取违法行为,非直接利益群体的加入使事件扩大化,是群体事件的诱因,解决群体性事件,必须强化管理,注重网络及第三方组织和主流媒体作用;引导网络传播,善于换位思考,充分考虑民众利益;加强民主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体察民意;建立渠道畅通、透明的沟通通道,制定对应机制,以妥善处理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论涉罪群体性事件的刑事干预原则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政府和司法部门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如何处置附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行为是目前司法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刑事干预涉罪群体性事件是刑法的功能和价值所决定的。面对附着在群体性事件之中的犯罪行为,刑事干预既要遵循一般的原则,又要根据群体性事件的特殊性,坚持罪行法定、树立范本原则,罪责自负、严格刑事责任范围原则,证据定罪、事实唯一原则和酌定情节效力最大化、轻重各当原则,以便为正确处理涉罪群体性事件提供较为正确的方法和依据。     

诉求表达的秩序和群体抗议的疏导

建立、维护、恢复秩序，是政府发挥维护稳定职能的基本方式。从正当秩序主义出发，将公众的抗议活动法制化，是比较有效的治理方式。寻找保护与控制的均衡是具体的实施策略。保护是权利的需要，控制是秩序的要求。公众暴力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正在增长，消解的方式也在于法制化，让诉求的伸张有适当的平台和方式。     

论风险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有限规制

涉罪群体性事件符合风险社会关于风险的特征,应该纳入风险管理范畴。风险刑法就是要立足一般预防,对可能演进到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要素进行规制,以最大可能降低群体性事件出现的几率。但风险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规制必须控制在必要的限度之内,防止不当扩大规制范围从而破坏法制。     

利益博弈与群体力量———基于演化博弈的群体性事件生成机理及其化解

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结合博弈双方群体力量的变化情况,将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划分为潜伏期、激化期、爆发期和平息期,并结合昆明ＰＸ 事件描绘出群体性事件演化的过程图。比较分析得出,通过双方主动谈判或第三方干预的方式促成冲突双方达成协议是应对群体性事件最为有效的方式。此外,各级政府部门还需要加强舆情监测情报分析、及时解决民众的利益诉求、加强信息沟通、引导主流新闻媒体的导向、增加政府工作和群体性事件处理的透明度,以期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有效治理。     

群体性事件刑法规制的限度研究

以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必须注意刑法适用的限度。在刑法规制的前提限度上,应注意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限度、行为程度限度和参与角色限度。在刑法具体适用上,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方式是处理聚众性行为和“祛群体性”本身。在刑法规制的效用限度上,刑法并不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完美方式,即便刑法可以达到较好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基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多原因性,刑法只具有最后的适用限度。     

群体性突发事件背后民众利益诉求困境与化解思路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均会产生不良影响,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民众利益诉求面临困境、体制方面存在障碍,民众与政府方面也同样存在问题。要化解民众利益诉求困境这一问题,需要在体制、政府以及民众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更需要民众与政府进行良好的沟通,以便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     

论审美主观形式

从两重性的角度对待审美主观形式,就等于把它贯穿于审美活动的全过程,审美主观形式因此不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式。两重性就是指潜在性与显在性。一方面,它们是一种历时性的相互过渡关系,潜在性在作为审美活动方式规范的意义上,通过美的生成而过渡到显在性;显在性在作为审美意识特性规范的意义上,通过美的消耗而过渡到潜在性。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一种共时性的相互转化关系,潜在性在不同的参照系中转化为显在性,显在性在不同的参照系中转化为潜在性。两重性的过渡与转化描述了审美主观形式与审美客观活动的连接过程,并通过这个过程揭示了审美本身的规律。     

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论略

村委会选举中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正成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之一。重视对村委会选举中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是适应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矛盾变化,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重塑政府形象,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和建设新农村的需要。当前,学界对村委会选举中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尚未给与足够重视,缺乏较为专门系统的研究。研究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要从一些旧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要与保障和落实农民的政治权利联系起来,与农村社会矛盾的新变化新情况联系起来,将其置于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之中,合理定位相关法律应对机制的价值取向和目标。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与发展,农村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激增与显现,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本研究认为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源于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资本极其薄弱,需要建构农民与各级政府良性互动的社会网络,扩展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从而提升政府的社会资本,达到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控制,增强社会和谐与凝聚力,提高社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