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伦理秩序的三重维度

黑格尔认为,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根据在于作为伦理实体的"善",伦理秩序只有体现"善"才是合理的;伦理秩序的实质内容是伦理关系的结构性存在,在横向上表现为现实社会结构中的伦理关系客观性、必然性及其展开,在纵向上表现为伦理实体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三个环节上的有序的辩证发展;意志自由不仅是人的存在本质,而且是伦理秩序的基本价值诉求,作为整体的伦理秩序是自由的伦理秩序.     

布林克新作《菲莉达》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南非著名作家安德烈·布林克的新作《菲莉达》生动再现了南非奴隶制时期伦理错乱、道德失衡的社会图景。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女主人公菲莉达的婚恋关系违伦、戕害子女违伦以及宗教秩序违伦,探讨菲莉达的伦理选择困境以及其背后的文化根源,以期剖析作品深处的伦理特性和布林克的伦理观念。     

论中国古代服饰功能的演变及文化意义

通过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实用功能、伦理功能和审美功能的考察,发掘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秩序伦理与政治稳定——“秦后第一儒”的社会治理观析论

优良政治秩序是人类的永恒诉求。经历过秦末农民起义、楚汉之争的西汉统治者和士人对于秦朝因暴政而速亡的教训有深刻的体认。陆贾是"秦后第一儒",是汉初"过秦"思潮的首倡者。在汉初,他最早对秩序伦理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陆贾告诫刘邦,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系不能仅仅依赖刚性的暴力,而应以伦理价值体系作为政治秩序长期稳定的根基。在《新语》中,陆贾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秩序伦理体系,即天道伦理是政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制度伦理"是秩序建构的方向导引,教化伦理是秩序维系的根本之策。陆贾的秩序伦理思想对中华帝国政治秩序形成和建构具有重要影响,是当下建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伦理失序的原因分析

本文以哈耶克的秩序分类原理为基础,认为社会伦理秩序既包括传统的自生自发性伦理秩序也包括建构性的伦理秩序。所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伦理失序的原因有两点传统伦理体系的瓦解造成了自生自发性伦理秩序的破坏,使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生存失去了底版;建构的伦理秩序滞后,使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化转型未能完成。所以,伦理秩序处于絮乱状态,社会出现伦理失序。     

"看不见的手"的伦理意义阐释

"看不见的手"是一种维系伦理秩序的客观力量,在社会领域和市场经济中,它有自发调节利益关系、实现自然、社会、经济、政治秩序均衡的经济-伦理功能,但也存在不能推动市场伦理至善目标实现的伦理缺陷。     

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价值体系

依据法理学的概念范畴以及中国古代伦理型社会特质加以推演,生成中国古代法律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伦理秩序与伦理正义,这是伦理价值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意在表明,中国古代法律与现代法律虽有不同的价值表现形式,但作为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中国古代法律同样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根据中国古代法律内在的"仁、礼、法"的法理逻辑演化,对中国古代法律所反映的伦理秩序与伦理正义施以逻辑证成,这是伦理价值体系的衍生理路。     

伦理正义:公共精神培育的中国进路

培育公共精神、凝练核心价值已构成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共识,相应的伦理诉求多趋向于制度、秩序或规范重建,而制度、秩序与规范的有效性必须以执行者的道德正义为前提,"人—制度"的逻辑悖论又极易催生伦理正义诉求的价值陷阱。难题破解必须诉求于伦理生活中自由而自觉的道德主体,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群体因知行合一的独特气质构成当前中国社会正义生成的伦理引擎,成为人民大众主体意识觉醒的"起搏器"。其发生与发展依赖伦理生活中的两种力量:一是以公共事件为契机的公共精神教育;二是政府主导的伦理正义体系。其中,先进群体是前提,公共事件是媒介,政府主导的价值体系是保证。     

后疫情世界规范秩序重构的伦理基础

疫情的常态化使得我们无法回到前疫情世界,这意味着一种与病毒共存的"世界性"基础的颠覆以及被疫情改变的伦常日用.后疫情世界的"非伦理性"到"伦理性"世界的思想重构,即规范秩序的重构,成为紧迫的学术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术资源下的重构包括两个层面:其一,从伦理世界的规范性依据来看,规范秩序是"伦理性"规范,重构是建基于"伦理性的东西"即对于特定共同体来说的"具体的现实"之上;其二,从伦理世界的"国家-社会"结构来看,世界秩序是"规范性"的,秩序重构一方面是要把政治国家层面的信任(伦理性东西)上升为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要走出市民社会(个人原子状态)重建社会"资本-技术"治理的公正基础.     

论韩非"一民之轨"的伦理思想

战国时期,周代典型的宗法等级伦理秩序解体.韩非认为,在"争于气力"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以法代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充分发挥法"一民之轨"的伦理功能,重建伦理秩序.他从三个方面对法的伦理意义进行了论述作为"刑罚"的法可以惩恶扬善,是道德教化有力的辅助工具;作为"公仪"的法是是非、善恶的标准,是人们行为的准绳;作为"法治"的法,是实现政治伦理道德的保障.     

超越"个体伦理政治"与"制度伦理政治"的逻辑

“个体伦理政治”、“制度伦理政治”是政治伦理的两大基本类型。其中,任何一种类型在政治伦理的历史展开中都具有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但都必须扬弃与超越。本文主要从五个层面具体地分析了两类不同的政治伦理之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立足于“制度伦理政治”,彻底摈弃“个体伦理政治”的思维,贯彻“制度伦理政治”优先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吸收“个体伦理政治”中强调个体道德修造的合理之资源。惟有如此,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成长才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技术不确定性下算法推荐新闻的伦理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推动了传统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传统新闻业同样在开展数字化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随着新闻信息过载的不断加剧,由大数据衍生出的算法推荐新闻迅速崛起,算法信任、数据优势与新闻媒介的数字化客观上为算法推荐新闻的应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毋庸置疑,算法推荐新闻对于实现新闻准确分发、增强新闻受众黏性具有重要意义,智慧化、瞬时性的算法推荐新闻具有精准、高效、个性化优势,但同时算法作为一种复杂性、不确定性技术,带来了多层面、多环节、多领域的风险挑战和制度掣肘,算法推荐新闻同样引发了“算法黑箱”“算法偏差”“技术霸权”“责任缺口”与“信息泄露”等多种伦理风险。当前,学界对于算法推荐技术本身是否真的成熟,以及算法推荐新闻可能引发的伦理危机研判明显不足。对此,从技术不确定性理论所内嵌的技术本身不确定性、技术认知不确定性与技术制度不确定性三个向度,可以为算法推荐新闻的伦理风险提供适当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厘清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发生的根源,可将其归纳为技术本身不确定性向度的数学洗脑与主体性缺失、技术认知不确定性向度的能力不足与底线失守以及技术制度不确定性向度的法律...     

从庄子之“游”到道教“游仙”的审美意蕴

“游”贯穿于《庄子》。“游”的过程是体道的过程,亦是审美的过程。道教心目中的至大至美的精神境界,可以通过“游”来获得。“游”之游,是指进入“游”的审美状态;“游”之观,是指审美途径;“游”之化,是指审美境界和归属。而极具道教色彩的“游”之仙,是在“游”之化的基础上,人为突破形体在“游”中的局限所做的一种努力,从而使人达到在心灵和形体上的真正的逍遥“游”,使道教意义上的“游”,具备了审美与宗教的两重意义。     

接受美学与新闻编译的历史和现实关联

国际新闻的接收现状表明,编译作品除了应具有针对性与时效性外,还应具有艺术性与可读性。在"受众"这一共同的命题和广阔的"接受"背景下,新闻学与美学结缘,翻译学与美学联姻。也正是在同样的背景下,接受美学对国际新闻的"编"与"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探讨接受美学与新闻编译的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有助于提高编译作品的感染力,增强国际新闻的影响力。     

印度“般若”范畴原义考

般若是中国佛学美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虽然般若范畴也经历了"中国化"的历史衍变,但它的原始蕴涵仍然是佛学的,必须回溯到印度原始宗教才能厘定.本文从美学角度,对其原始涵义给予了考察.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和"范畴研究

“和”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元范畴之一,它既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念和哲学方法论,同时又是一种美学原则。以和为美,主张和谐美不仅是中国文化和美学追求的目标,而且对当今世界生态环境的建构及和谐社会的创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新闻传播实践中的美学探讨

如何运用美学的观点对大众传播的行为方式进行研究,进一步把握新闻传播主体、受众审美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是现代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本文立足实践,对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相关审美活动进行了探讨。     

如何营造现场短新闻的“现场效应”

现场短新闻就是简短地再现新闻及现场的目击式新闻报道。其现场效应主要是通过营造具有极强现场感的“新闻场”来实现:首先,记者充分利用现场材料营造现场感强的新闻场;其次,记者亲临新闻现场作目击式再现报道以再现新闻场。     

浅谈媒体公信力与线人制度的构建--美国"深喉"事件及"亵渎《古兰经》"事件对中国媒体的启示

在媒体市场化、信息商品化、线人职业化的今天,中国媒体因缺少匿名消息源的使用规范和新闻线人的保护制度,导致新闻线人在身份界定、收入报酬、安全保障等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以美国"亵渎<古兰经>事件"和隐匿33年的"深喉"露面事件为切入点,对中国线人类别进行界定,以便明确不同类别线人所应承担的责任,提出媒体保障线人正当权益的一些途径和方法.     

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论纲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丽"范畴萌芽于先秦两汉时期,"丽"揭示的是一些表面的、直接可感的审美属性,并不具备多方面审美内涵。魏晋南北朝时"丽"范畴逐渐成型,"丽"已有意识地被纳入社会文化审美视野,建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丽"范畴审美体系。唐宋时"丽"范畴走向兴盛,"丽"是唐宋诗、词美的突出感性表征,唐宋诗学、词学理论自觉地对之进行了理性把握。元明清时期是古典美学"丽"范畴的深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它在许多艺术部门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运用,人们对"丽"的审美特征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