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密教对佛教主流思想的吸收与改造——以持明密教佛顶法为核心

如果说大乘佛教代表了佛教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那么密教则是佛教作为宗教发展的另一高峰。佛顶法是持明密教时期以佛顶部神祇为核心形成的一类密法体系。它继承发展了陀罗尼密教思想,广泛吸收、改造了当时盛行的包括般若性空思想、涅槃佛性思想、弥陀净土思想等在内的主流大乘佛教思想,构建起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对后期密教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

庐山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理论论争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它反映了东晋末年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学者对当时流行的般若性空学说的深刻反思,为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从大乘般若学向大乘涅槃学的重大转向起到了思想铺垫作用,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从佛教影响看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的嬗变——以庐山慧远及其周围为中心

庐山慧远及其周围僧俗人士在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嬗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东晋玄学之士将客观景物看作崇尚自然精神之象征不同 ,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和慧远《佛影铭并序》反映出兼融中土文化传统与佛教观念的新山水审美观。它一方面兼重物、我和神三极 ,另一方面又强调主观感悟的沟通作用。这种新山水审美观直接影响了宗炳山水画论的形成和谢灵运山水诗创作实践。     

罗尔斯程序正义思想研究——以《正义论》为中心

程序正义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三种不同类型,以程序正义、尤其是纯粹的程序正义作为正义原则证成与实现的基础,使程序正义取得决定实体正义的优先地位。但在后正义论时期,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发生了"去程序化"转向,从单纯重视程序正义转向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     

试论道生的般若实相学说

文章首先分析了道生般若实相学说的理论渊源;其次分析了道生般若实相学说的主要内容;第三分析的是般若实相学说在道生佛学体系中的地位。     

《尚书音义》删改发微——以《尧典释文》为考察中心

陆德明之《经典释文》是一部专门的经典释音著作,其学术价值甚为重大,但在其传播过程中屡遭删改,今本已不复其本来面目。《尚书》因其版本的复杂性,更造成《尚书音义》原貌的变更,这一情况对该书之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探究其原貌成为《经典释文》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尧典释文》敦煌残卷与今本的细致对比为基础,结合陆德明之自序,对《尚书音义》之删改情况进行了大致推断,力图得出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魏晋棋文化探寻——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考察

围棋是传统四艺之一,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魏晋时期棋风大倡,通过考察《世说新语》中保存的大量史料,可以了解当时的围棋观念、棋技、棋品、棋风的发展情况。魏晋棋文化表现出重道与重艺的倾向,这与魏晋风度有极大的关系。     

晋宋之际的诗运转关

文论史上的“义熙诗风”与“元嘉诗风”,人为地把浑然为一的诗风演进按照朝代一分为二。其实,晋宋之际,由作者构成而论,超凡脱俗的名士群体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正是才艺出众的文士群体的天下;据审美趋向而言,名士钟情于清谈,争胜于谈锋,大都重理而轻文,而诗人钟情于吟咏,竞逐于才藻,往往重文而轻理。晋宋的诗运转关,使“情”、“采”向文学复归,体现出诗骚传统的归位,意味着中古文学在晋宋之际的新生,为南朝文学的兴盛提供了方向性的保障。     

孔子的人格魅力--以《论语》为考察中心

本文以<论语>为考察中心,同时参照<孔子家语>、<礼记>等书,着重论述孔子的人格魅力.孔子非凡而永恒的人格魅力,体现为以下几端孔子是文化的终极关怀者,孔子是孜孜不倦的传道者,孔子是身体力行的践履者,孔子是乐观坚毅的通达者,孔子是无上亲和的仁爱者.     

试论晋宋时期中国佛学的法性与佛性之变——以《肇论》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以《肇论》作为文本案例,探讨了晋宋年间中国佛学的创造从集中于法性到集中于佛性的转变问题。作为中国法性学说的发展高峰,《肇论》在中国佛学史上意义重大。通过分析《肇论》的内容和思想,我们发现从法性学说到佛性学说的转变,或者说晋宋之际从般若学到涅学的转变,在《肇论》之中已经埋下了伏笔,这种转变呈现了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此种转向也对中国后期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世说新语》的人物关系网——以王述为中心的考察

《世说新语》是一部分类记事的志人小说,若将其中某一人物分散在各门中的零星言行记录合而观之,将会呈现出该人物的整体形象和由此辐射而成的人物关系网络。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挖掘《世说新语》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效应和深广的社会文化内涵。     

葛洪《神仙传》创作理论考源——以《左慈传》为考察中心

战国至秦汉的神仙方术传统和魏晋之际输入中土的佛教神通观是葛洪《神仙传》中左慈等方士变化之术的两个理论来源。其中后者极大丰富了道教物类变化术的表现类型,对中古志怪小说表现神通情节和神通道人起到示范作用,而此一特征早在葛氏写作《抱朴子内篇》时已肇其端。     

子贡形象比较研究——以《论语》和《庄子》为考察中心

在孔门众多弟子中,子贡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其形象在分属于儒道两家的经典著作《论语》和《庄子》中均有记载。道家著作中的儒家人物形象常被视为不足为信,但通过比较分析这两部经典著作中关于子贡形象的记载,笔者发现,《庄子》中的子贡形象与《论语》中的子贡形象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相似性,因此《庄子》中的子贡形象是真实可信的。     

清代金川战争时期巴县社会状况的考察——以巴县档案为考察中心

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是清代重大的历史事件,它除了对朝廷造成重大影响之外,对于地方州县官府和民间同样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尤其在四川各州县,金川战争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甚至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战争期间,地方州县官府和民间都深受兵燹之苦,疲于办理各项军需事务,处于较为特殊的状态。     

论明清之际中州与吴地的文学互动——以归德府为中心的考察

明末清初中州,特别是归德地区与吴地文人交游面广,文学互动频繁。这一时期两地文学互动可分三个阶段:启、祯之际,雪苑前六子与吴地文人在党社活动中声同起应、互相支持;顺治至康熙前期,吴地文人流寓归德,对豫东文学发展有激助作用;康熙中后期,汤斌、宋荦开府江南,对吴地文学的复兴与发展有组织推导之功。深入考察两地文人交游与文学互动,对于立体化展示两地文化生态与文学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的治道——以《论语》为中心的考察

孔子的治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批判春秋的礼乐崩坏、政刑见重;二是以"正名"为原则重建周制,在治国一目中欲重塑君、臣、民之道,在天下一目中则倡"尊王攘夷",翼以恢复秩序;三是批判周制,逐步实现理想政体。此道首先在于塑造"唐虞之治"以为鹄的,其次欲以教育与参政培养合格之民众,再次于治国中倡兴灭继绝、选贤与能,最后于天下之道则反对兼并,圣者为王,为政以德,以建立超国家之公权、最终实现天下有道之局。     

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之完善——以《公司法》第183条为中心

新<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赋予了公司股东在特定情形下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权,反映了公司法对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使得司法实务中法院受理公司司法解散的案件有法可依.然而,立法又过于简单和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就现行规定的实体完善和程序设计,仍需深入研究和探讨.     

国难之际政治人物的抉择——以“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日记》为考察中心

以《阎锡山日记》作为切入点,考察在“九·一八”之后,以阎锡山为代表的政治人物面对日本侵略做出何种抉择。阎锡山逐渐公开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提出国内团结和经济建设的主张。阎锡山在国难面前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反蒋的策略,也得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回应,促进了二者的和解与合作。阎锡山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时代的要求和一个群体的共同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