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访华:反对者的批评

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曾在中国文化界引发了激烈论争并出现强力抵制,反对派的中坚人物陈独秀、沈雁冰、郭沫若等人却又是我国最早翻译泰戈尔作品、推介泰戈尔思想、追踪泰戈尔行踪的学者。泰戈尔主要在北京的文化界活动,抵制和批判的文章却多刊载于上海的政治性杂志。反对者的部分文章偏离实事,凭空杜撰。对此一事件的研究和评价亦多有舛误。对上述内容进行实证性的梳理,以期对一些认识偏失作出辨正。     

泰戈尔的大爱思想——泰戈尔与中国

泰戈尔在20岁时写了<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一文,对中国人民深表同情.1924年的访华,打通了几近闭塞的中印交流的通道,并在国际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国学院,促成了谭云山成为现代玄奘.泰戈尔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痛斥日本无耻文人野口米次郎为日本侵略辩护的无耻行径.这些都源于他的大爱思想.泰戈尔的大爱思想是他热爱中国的思想根源和中印世代友好的思想基础.     

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议的根本原因——答国际知名学者阿莫尔多·沈之问

阿莫尔多·沈问:为什么1924年被翘首以待的泰戈尔伟大中国之行会带来如此多的问题?尽管原因多种多样,当时泰戈尔倡导、维护东方传统文化的身份,与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显得极不协调。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原因。打倒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独立解放道路和对传统文化态度的不同。当然,我们不应回避,当时的左派是幼稚的,不成熟的,有许多做法是失礼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不然又会犯五四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同样的错误。     

从“撒提”说开去——鲁迅的泰戈尔评价刍议

1921年,鲁迅曾经撰文指斥泰戈尔"赞美本国的‘撒提’",将其况为"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泰戈尔访华期间直至十数年后,鲁迅又相继书写过一系列文章,对泰戈尔访问中国以及这一事项所产生的影响作出批评性的评价。学界对于鲁迅的泰戈尔评价长期以来存在盲区,对此课题的研究多有舛误,将鲁迅置于旁观立场即为一例。在此对上述内容和事项进行实证梳理,辨正一些在该课题研究中习见不焉的误解误读。     

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

泰戈尔笔下中国形象的生成和演变,可概括为想象中国、阅读中国、展望中国几个大的过程。来中国之前,泰戈尔根据间接了解,既对想象中“富丽的天朝”之古代中国形象寄予了热切向往,又对近代以来“含泪的中国”的命运寄予了深切同情。以来华后的所见所闻为基础,泰戈尔对中国这一巨大文本进行了现实阅读和接受,有对自然风物较为客观的描述,有对中国这一人文乌托邦的钦羡和赞美,也有对处于现代转型期中国的洞见与误读。在欣喜与落寞的双重心境下,泰戈尔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倾情展望。     

泰戈尔与现代主义

泰戈尔的思想与现代主义文学理念大相径庭,使他对现代主义采取了总体拒斥的基本态度;然而,由于共时性的影响,泰戈尔创作中也表现出现代主义因素,包括人性异化的主题,象征、神秘、荒诞、内向化的艺术表现等;同时,泰戈尔对叶芝、艾略特等象征主义诗人表示赞赏和认同,并在反对忠实地记录外部事实、致力于探索心灵的最高真实、追求语言的暗示力量和韵律的创造性力量、重视内在与外在的联系、强调诗的客观性和诗人感受的普遍性等方面,与以象征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诗学有相通之处。     

泰戈尔飞过中国

泰戈尔不恋红尘。他说，每个人的躯体都是一盏空杯，上苍注入爱的酒，我们便有了生命。注与不注，在于上苍，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精神生活匮乏的欧美人对这种极其浪漫的想法、极其平和的心态很惊奇。1913年，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的“充满诗意的思想”。     

泰戈尔的中国情结

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徐志摩:《秦戈尔》(1929年5月19日《晨报副刊》)     

泰戈尔的诗与画

泰戈尔在年逾六旬之后开始绘画,在13年左右的时间内创作了两三千幅作品,他的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其画作神秘晦涩的风格、幽暗混沌的色调,以及其中体现出来的痛苦、嘲笑、怀疑、挣扎,引发了对作品含义的争议,以及对泰戈尔诗歌与绘画孰优孰劣的论争。根据泰戈尔对艺术的理解和论述,诗歌与绘画均是其对世界认知的一种表现手段,二者都是泰戈尔充沛的创作生命力的体现。诗歌的优美,与画作中的痛苦并不矛盾。从整体来看,二者都是符合泰戈尔"和谐"与"美"之标准的、具有韵律的作品。     

梁启超与泰戈尔

梁启超是最早关注泰戈尔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清末民初,梁启超以"文学救国"为目的,一方面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欢迎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一方面完成了从崇尚西方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宣扬东方文明的救世功能。就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作为第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泰戈尔进入其视野并受邀于1924年访华。但在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下,梁启超与泰戈尔的真诚友谊却受到"别有用心者"的激烈批评。剖析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透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矛盾的实质。     

泰戈尔是中印之间的金桥

阿莫尔多.沈把泰戈尔1924年访华称为"泰戈尔伟大的中国之行"。当时,泰戈尔把希望着重寄托在中国身上,希望重振古代中印两大文明的兄弟情谊而建立全球国际关系的新风尚。当今中印两国逞强心迫切,如果两国继续醉心于强力的追求而摒弃几千年文明传统中的爱心,它们也会蹈昔日西方帝国主义以及今日美国的覆辙。这就是我们庆祝泰戈尔150周年寿诞最最应该牢记的。     

泰戈尔与屈原颂神诗歌比较研究

印度现代著名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写过许多颂神的诗歌,使他获得广泛世界性声誉的诗集《吉檀迦利》就是宗教抒情诗,抒写了诗人对神的向往以及人神合一的理想追求。中国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一生中也创作了许多歌颂神灵的诗篇,《九歌》堪称为代表。中、印两大著名诗人都拥有世界性声誉,也都在各自民族文化的沃土中创作了大量颂神的诗篇,但两者对神的理解和态度是迥然有别的。对二者的比较,有助于理解中印两国人民不同的哲学观和人生观。     

泰戈尔与维多利亚·奥坎波的跨文化情愫

泰戈尔与阿根廷女作家、翻译家维多利亚·奥坎波的历史交往是印度和西班牙语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并对各自的创作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忘年情谊既是精神之恋和世俗之恋的融合,也是东西文明对话的真实体验,涉及到语言、文化和性别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泰戈尔与奥坎波的跨国情缘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

泛神论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赋予其观照自然的独特方式,故而诗作具有人与自然融溶合一的浪漫情怀。它在中国的传播,激活了中国诗学传统,促使在反传统以后处于近乎失语状态的“五四”人与传统诗学精神遇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五四”人还对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主动选择和改造,使之带上反传统、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时代印记。     

中国常德诗墙文化价值初论

中国常德诗墙全面反映了常德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与历史文化。中国常德诗墙是励德的基地、艺术的长廊和游览的胜地,它蕴含的文化价值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挖掘、被肯定。     

建国初期冶铝教育的起步与探索——1950～1951年北洋大学轻金属班的创办与影响

建国初期,有色金属专业教育蓬勃发展,北洋大学轻金属班成为这一时期冶铝教育的基地之一。文章通过对这段历史的主要见证人——方正知教授的访谈,梳理出北洋大学轻金属班的相关情况:该班创建于1950年,课程由方正知讲授;授课内容主要是氧化铝的提炼原理与方法以及铝的金相学;该班的毕业生大多成为了新中国铝工业生产和教育方面的杰出人才,为新中国冶铝教育和铝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精神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的继承超越

辛亥革命以其磅礴的气势和高昂的斗志,铸就了广为赞颂的辛亥精神。而时代的发展与历史的演进,又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凝铸成更具时代内涵的民国精神。正是这一时代精神,不仅拓展了辛亥革命更为深远的历史价值和深层意蕴,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与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又紧握时代脉搏,将凸显时代内涵的民国精神继续拓展提升,进而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更为巨大的历史跨越。